作者：張輝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

寬容體現為一種道德價值，既有主體含義，又有客體內涵。寬容與法律的關聯從一開始就表現為道德與法律的關聯。道德作為人類社會最高的抽象的規范要求和行為準則，其本身的內涵并不能與法律同日而語，道德的內涵與外延永遠大于法律，但在約束力和強制力上法律的效力永遠強于道德。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同樣將寬容置于一個至高的道德地位，如老子將“仁”視為一種普遍得到的美德，“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4]但道德維度的論述不能輕易地上升為全部法律的規范，法律的嚴肅性、強制性等決定了道德上升的臨界。博克弗勒（Bockenforde）認為，傳統的天主教寬容學說原則上并無錯誤，錯誤的只是這些原則直接從道德領域轉移到法律領域[3]。社會多元化的發展不斷地將寬容的附載性由原初的宗教教義轉向了法律規范模式，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在本質上就是一個法治社會，多元化的社會需要有明確的法律加以維護。而現代社會的法律體系是在憲政秩序下，以憲法為統領多部門法的集合。寬容的理念首先以憲政的形式予以體現，并最終具體化為單獨的法律部門、獨立的法律制度。所以，有人認為寬容作為一種道德價值，其在憲法里面以權利和義務的方式得到憲法的保護，憲法則從制度上來保障和體現寬容的理念，并在憲政生活中加以實施，進而構建寬容的憲政秩序，這就是寬容的法律化和制度化[1]。但寬容的憲政化是遠遠不夠的，其憲政的寬容性必須在下位次的法律部門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從而維護法律的自由、民主。生物安全立法作為憲法體系下必然的法律規范內容，也應當在法律的規范層面和制度層面上將寬容的理念予以深入和延伸。寬容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寬容成為一項法律原則的必要前提，但寬容真正具備法律原則必須要在前述法律原則的高度性、普遍性和特色性上得到確立和支持。一方面要求寬容原則與具體的制度、規則相區別，能夠在生物安全法律體系中起到統領、概括和指引性作用；另一方面根據法律的內在要求能夠在法律無明確規定的場域，以及在執法和司法過程中起到彌補遺缺的作用，能夠指導立法進程和立法完善，能夠實現寬容與生物安全立法的精神、理念、價值等協調統一[5]。

寬容原則的生物安全法律內涵

根據亨德里克•房龍考究，《大英百科全書》第26卷，第1052頁對“寬容”的界定是：“寬容（來源于拉丁字tolerare）：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于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寬容建立在兩個基本道德判斷之上：（1）不贊同，不接受或者不喜歡他人的觀點、行為或其外在；（2）承認異己觀點、行為或其外在的客觀性。一般包含以下幾項行為方式或結果：（1）彼此承認不同意見和立場是可以理解的。（2）彼此能夠文明地對待不同意見和立場。（3）必須合作的時候，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進行合作；發生爭議的時候，本著理性說服的原則影響對方；在不能合作或不必合作的時候，本著“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原則互不干涉。寬容原則的產生及其行為方式決定了其尊重他人的核心內涵，體現為一種實質性的道德平等觀，從而與法律的平等觀相一致，成為支撐法律平等的重要道德基礎和哲學基礎，是寬容原則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現形式。寬容原則所提倡的平等是一種法律上實質性的平等，這種平等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財富多元化、意愿多元化、行為多元化、分配多元化以及資源的稀缺化決定了社會個體與個體之間、社會群體與群體之間存在很大客觀非均等性，法律的功能就在于通過規范的形式將客觀的非均等性納入到法律的平等訴求之中。生物安全法的寬容原則的重大價值在于：風險不足以成為阻礙生物技術發展的充分理由，寬容首先意味著對生物技術及其發展的寬容；但與此同時，生物技術發展必須以人類生命健康安全以及生態環境安全為前提，必須以安全價值為邊界。

首先，寬容原則不是對不寬容的寬容。人們經常可以讀到，對于不寬容決不能加以寬容。例如拉德布魯赫（Radbruch）說，是啊，寬容“只是對不寬容的不予寬容”；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Jaspers）說，“對于不寬容帶一步寬容是必然的”。所謂不寬容，是指那種對合理存在的事物、行為、觀點和立場等的一味排斥，甚至否定，推揚個體價值和主觀意愿。我們認為，不寬容是極權主義、專制主義、唯個體利益的表達。不寬容的存在會在整體利益上損害其他主體乃至社會的利益訴求和利益期待。一方面，不寬容將某種利益推崇至極致，否定甚至奴化其他主體的利益；另一方面，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講，不寬容還意味著人類中心主義和科技至上主義的再生，無視人類行為尤其是科技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危害，堅決否定生態環境的利益形態和利益必要性。就生物安全立法而言，寬容原則對于不寬容的解釋主要歸集在單方面強調和突出生物科技的前沿性、價值性以及社會有用性，甚至滿足某些個人或集體的改造世界、改造人類的無限欲望和能動性的發揮，而置其他個體、社會以及生態的安全而不顧，從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生化危機”或“生物危機”。這種與社會整體利益完全相悖的不寬容必須在寬容原則的指導下予以否定和修正，在必要時予以解決摒棄。

其次，寬容原則的權益邊界。法律的目標在于設定和確認某種權利，并保障特定的利益，法律的權益性決定了法律成為平衡和維護權利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寬容原則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同樣具有很強的利益色彩。所謂寬容原則的權益邊界，是指寬容原則中的寬容應當以法律保護的權利和利益為底線，任何超越法定權利和利益的行為都不應當受到法律支持，任何違背法定權利和利益的關系都不應當提供法律保護。在生物安全立法中，寬容原則的邊界應當根據生物安全立法的理念、價值和利益觀決定寬容的底線和限度。根據前文論述，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觀是一種整合形態的利益觀，即將任何與生物科技及其產品、生物多樣性、外來物種入侵有關的個體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以及生態利益進行有機整合，在法律的范圍內予以切實保障，其基本價值理念歸結為“安全觀”的利益表達。也就是說，任何有悖于個體安全、社會安全、國家安全以及生態安全的行為都不能、也不應當能成為寬容原則的寬容對象，進而也不能進入到生物安全法的體系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