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趙玲 屈萬新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

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分五批共181個，作者將其中86個列入中國商貿交通型的國家歷史文化名鎮，這類型的古鎮在中國地圖上的分布情況，中國的地勢特征是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分布。第一階梯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上，地勢高，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氣候寒冷，人煙稀少。第二階梯主要以高原、盆地為主，地勢在1000～2000米左右。第三階梯主要是丘陵平原，海拔在500米以下。從圖1可以看出，86個商貿交通型古鎮中，除了零星的幾個古鎮位于一二階梯分界線附近外，其他全部位于二三階梯。所謂商貿交通型古鎮，顧名思義，即在歷史的某一個時間段內，商業貿易或者交通運輸對于該鎮的發展起到重大的作用。理所當然，第一階梯，人口稀少，不適合人類居住，就不具有商業貿易的市場;另外，地勢高峻，在科技水平低下、以水運為主的歷史時期內，交通條件較為惡劣。因此，從地形地勢上看，我國商貿交通型的古鎮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地勢和緩的二三階梯。

這86個商貿交通型古鎮大多數是沿著黃河和長江兩岸分布。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借助便利的交通運輸而發展成為一區域的商貿重鎮。如湖北的程集鎮，明朝初就是因發達的水陸交通成為遠近聞名的商埠碼頭，漸成較大集鎮;天津的楊柳青鎮，明清時期是運河漕運的重要樞紐，成為中國北方商貿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商業繁榮;重慶的安居鎮因位于瓊江、涪江交匯處，明初便為物資集散地，商賈云集。諸如此類的古鎮很多，因所處河流沿岸地勢和緩、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農業發達，所以擁有了剩余糧食、剩余勞動力，人口也稠密，故逐漸發展為商業貿易繁榮的集鎮。大多數的商貿交通型古鎮都是沿河流分布，且是分布在降水較多的外流區域。沿著商道分布我國在明清之際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經濟區域形成了發達完備的古代交通網絡。就具有全國性輻射能力的交通主線而言，水路上有貫穿南北的京杭大運河、連接東西的黃河與長江，陸路上有許多省際的官馬大道。將西南尤其是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四川、湘桂、華南、東南、華北與西北等經濟區域緊密聯系起來的是位于長江中游、被稱為“九省通衢”的商業重鎮———漢口;將華南與中原地區連通的則主要是贛江大庾嶺古商道;連接閩浙的主要是杭州由江山縣至福建省路;連接蘇浙與江淮地區的則有徽州府由嚴州至杭州水路、杭州府至休寧縣齊云山路、蘇州府由廣德州至徽州府水路、陸路;而疏通粵與蘇浙的則是蘇州由杭州府至南海的水路［4］。此外，各區域內還有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路線。這些商業通道基本上在明朝末期就已經成型，而后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而益發完備。中國商貿交通型古鎮具有商道趨向性，基本上是沿著古代的商業道路、水陸商道發展，不僅有大量的流動人口，還有便利的交通便于進行貿易。如江蘇的邵伯鎮，由于靠近京杭大運河這條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大道，唐宋后日益興盛，成為京杭運河上的繁華商埠;湖北紅安縣的七里坪鎮，就是位于連接我國西南和東部的長江中游大商道，人稱七里坪為“小漢口”。另外，還有一些古鎮分布在驛站附近，如重慶的走馬鎮，位于重慶到成都大道上一個驛站，交通發達，明代中葉形成集市。

我國有86個商貿交通型的古鎮，造成它們衰落的原因并非千篇一律的。但大多數都是基于以下原因:統治階層的態度與整個社會的商業氛圍唐代陸路商運也十分發達。服務于商運的附屬輔助性的經營形式，如客舍、邸店、車坊等，生意也非常興隆，甚至許多官吏也紛紛參與爭利，朝廷不得不嚴令限制。如:741年(開元二十九年)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舊唐書•玄宗紀下》)宋明時代，商業空前發達。在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商人奔走四方，在商海大潮中拼搏的生動形象［5］。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若干手工業部門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以江南絲、棉紡織業最為明顯。清朝空前繁榮的商業與當時統治階層的一系列政策是分不開的。在產業政策方面，康熙進一步打破舊制，在官營的基礎上逐步推進鹽業、紡織業、陶瓷業、礦業以及手工制造業等行業的私有化進程;財政與貨幣政策方面，大力整頓市場交易秩序，又統一度量衡;康乾盛世時的政策帶有尊重市場規律的趨勢。

清政府重視糧食貿易，打擊各地糧商囤積居奇，還取消針對商人額外征收的資稅。統治階層對商業的態度，整個社會的商業氛圍，以及長期藏富于民的結果便是有了一個新的經濟體的出現，其突出標志是城鎮商品經濟的崛起。在統治階層對從商放寬政策的時期，商業貿易繁榮，涌現了大量商貿交通型的集鎮。如，唐宋以后日益興盛的邵伯鎮，南宋時就商賈云集的南潯鎮等。86個古鎮中大多數都是在明清時期商業貿易最為繁榮，或者是明清時期商業貿易達到鼎盛，成為一個區域的商貿重鎮。如作為商埠碼頭的水東鎮，明清時期商品云集，有“小南京”之稱;皤灘鎮，連接東南沿海與浙西內陸的優越地理位置，與清中葉，商業達到鼎盛。交通線的改變在明清時期會涌現出大量的商貿交通型古鎮，和當時水路作為主要交通要道是分不開的。從明代開始至明末清初，全國范圍內水陸交通網絡的日臻完善，為各地區間的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位于河流沿岸的集鎮慢慢發展成貨物集散的碼頭，進而成為一方商業重鎮。如湖南的靖港鎮，位于溈水入湘江之三角洲地帶，昔為天然良港，水路暢通，曾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內淮鹽主要經銷口岸。民國中期，與津市、洪江同為湖南省繁榮三鎮，素有“小漢口”之稱。1957年溈水河改道，由新康(鄉)注入湘江后，繁華地位漸漸遜色。京杭大運河暢通了數百年，對促進大江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解決南糧北調等問題，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那個時期，北京以及運河沿岸的城鎮也是歷史上較為繁榮的時期。但自19世紀后，由于南北海運開辟，津浦鐵路(天津到鎮江)通車，加之黃河改道淤塞運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斷航。

而鐵路的建成對于依靠水運發展起來的城鎮的打擊是極其沉重的。更多的人會選擇速度快、運量大的鐵路而放棄河運。這樣一來，憑借優越的水運樞紐位置發展起來的商業重鎮免不了衰落。如江蘇省江都市的邵伯鎮，由于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早在唐宋時期就成為京杭運河上的繁華商埠，但津浦鐵路的通車，使得交通改道，商業重心轉移，利用運河的頻率大大減小，河道堵塞，昔日的繁華終于不復存在。資源對于古鎮興衰的影響資源型城鎮，即城鎮的生產和發展與資源開發有密切關系。在上述86個商貿交通型古鎮中，有一些即是依靠資源發展起來的集鎮。如山西省陽城縣潤城鎮，這里硫磺、煤炭資源豐富，憑借著硫磺資源的優勢，一度成為商業重鎮。硫磺冶煉是潤城鎮最早的化學工業，冶煉歷史悠久，早在隋末唐初，這里就已經有了冶煉硫磺的手工作坊。到了明初，又創造了土窯生產硫磺的技術。明清之際，硫磺大量用來制造火藥，抵御外來侵略，這自然促進了硫磺工業的發展。但是資源總有枯竭的一天，再加上長期以來發展硫磺工業對環境的污染，國家政策改變對化工業的限制，當年的輝煌也就不復存在。另外還有江蘇的安豐鎮，主要是依靠鹽業在明清時期發展成商業重鎮;四川省的平樂鎮，發展造紙、冶鐵業，經濟一度繁榮;四川省的仙市鎮、江西省的瑤里鎮、云南省的黑井鎮等，皆憑借當地的資源一度成為區域商業重鎮，對經濟的發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是資源不是無限的，還有更多的因素限制開發，因此，憑借資源興盛的集鎮如果不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終究也會因為資源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