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擴張，以理性為基礎的現代城市不可避免地對自然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助長了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生態危機。現代建筑運動是一場不為精英服務的，但卻由精英所領導的“精英主義”運動。它的初衷是“為大眾服務”，但精英主義也使得建筑師、規劃師高估了自己的特權地位，助長了“個人英雄主義”，忽視了城市的復雜性和社會價值的多元性。此外，現代主義對傳統的反叛也造成了城市歷史和文化的失落。在城市規劃中，現代主義對傳統的反叛，表現為一種新建或重建整個城市或城市大部分地區的欲望和沖動。柯布西耶曾公然提出，要將傳統的密集街道統統清除，代之以開敞式的“光輝城市”。這使得原本凝聚著個人、集體或社會記憶的場所和景觀在現代主義的“城市改造”和“再開發”中逐漸消失，植根于歷史性城市景觀中的文化歸屬感也隨之消失，人與場地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精神聯系日益淡漠，人的精神變得無所依靠，從而使城市和社會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和環境危機。

綜上所述，現代主義規劃思想雖然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的作用，但也給當代城市帶來了社會、精神、環境、生態等一系列危機，這是由于作為現代性核心的理性主義無限膨脹，導致人文精神萎縮和人性喪失的結果，所以后現代城市規劃的轉向集中體現在對“人”的重新強調和人文精神的復歸。

一、后現代城市規劃的人文主義方向

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西方城市經濟、社會的變化，現代城市規劃實踐在人類行為、情感、環境等方面存在的問題日益明顯，于是后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開始倡導對城市中多元的社會文化價值和深層次人類體驗的發掘，城市規劃思想的核心逐漸由強調功能理性轉變為呼喚人性、文化、多元價值的回歸，使得城市規劃進入—個強調人文精神的發展階段，這其中主要包含幾個較為清晰的探索方向。

1.多元價值方向

現代主義主張用固定不變的邏輯和普遍有效的規律來闡釋世界，造成現代城市規劃缺乏對普通“人”的關注，忽視了人的基本需求和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后現代主義則不相信人類普遍理性存在的可能，否認啟蒙思想家們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帶規律性的理論和這些理論所隱含的基本哲學前提。后現代主義堅持一種擺脫基礎主義的哲學文化。這種哲學將是一種“對話”，沒有人能從這種交流對話中被驅逐出去;而且在這種交流對話中，任何人都不擁有特權地位。它對現代主義的抨擊，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抨擊它縱容一種話語凌駕于其它話語之上。

事實上，現代城市中包含了多元化的社會群體和多重歸屬的社會個體，價值產生的根據、標準和歸宿，更多地依賴于這些主體，反映著不同主體的特點和個性。對多元價值的肯定，其實就是對人的平等的主體地位的充分肯定。每一種價值標準無論對別人來說是否合理，都有它自己主體的客觀基礎和原因。在這種基礎和原因改變之前，這一主體的標準不能與其他標準互相代替。而現代主義試圖用某種烏托邦式的藍圖或模型駕馭城市的發展，通過單一的組織方式將城市系統化的動機與人類、自然的生活模式隔離開來，結果必然加劇現代性帶來的種種危機。

后現代主義認為后現代社會的特點是復雜、多元和不確定，世界和我們關于這個世界的經驗，要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加復雜和精巧。所以人們關于場所和來自場所品質的體驗，要比“社會精英”對于理想城市的構思更加多樣化和“開放”。和現代主義強調簡潔、秩序、統一和整齊不同，后現代主義通常為復雜、多樣、差異和多元而歡呼。這些價值觀，反映在城市美學上，可以看到羅伯特•文丘里旗幟鮮明地提出對復雜建筑風格的偏好，他主張“雜亂而有活力勝過明顯的統一”。在城市規劃上，這些價值觀同樣存在于簡•雅各布斯對城市復雜性和多樣性的觀點中。她不僅提出“多樣化是大城市的天性”，而且主張“如何綜合不同的用途，生發足夠的多樣性以支撐城市文明，是關于城市規劃最重要的問題”。總之，城市規劃不應當以一種價值觀來壓制其他多種價值觀，而應當為多種價值觀的體現提供可能，規劃師就是要表達這些不同的價值判斷并為不同的利益團體提供技術幫助。

2.場所文脈方向

現代主義規劃將理性主義和功能主義的標準貫徹得太過徹底，同時作為“精英”的規劃師忽視了大眾也有審美的生活和“詩意棲居”的愿望。于是，包括清水混凝土、玻璃幕墻在內的包豪斯的標準元素，變成了一種適用于任何地方的風格，而當地的傳統、文化、自然環境等因素卻被忽視。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認為，現代主義的真正問題就是信仰問題。現代主義意識本身充滿了空幻，又拒絕同舊的信念相聯系。如此局勢將我們帶入到既無過去又無將來的虛無之中。在城市建設中，現代主義拒絕同環境和歷史進行對話，并對使用者采取家長式的統治姿態，企圖通過機械主義的功能秩序來建設一個“人造的文明新城市”，結果卻是抹殺了城市的多元文化，而用鋼筋、水泥堆砌起來一座與人類生活情趣格格不入的“居住機器”。

場所理論和文脈主義代表了后現代主義對城市歷史和文化的回歸。城市規劃的場所理論，其本質在于對物質空間人文特色的理解。實際上，“空間”是有邊界的或者是不同事物之間具有聯系內涵的有意義的“虛體”，只有當它被賦予從文化或區域環境中提煉出來的文脈意義時才成為“場所”。空間的類型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分門別類，但每個場所卻都是獨一無二的，體現出其周圍環境的特性或氛圍。場所作為復雜的自然中一個具有一定性質的整體，不能以分析的、科學性的概念加以描述。科學原理從既定的事實中抽象，以獲得中性的、客觀的知識，然而卻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世界。因此，以科學理性為核心的現代主義難以對場所精神形成呼應。人們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場所系統來展現自我、建立社會生活和創造文化。這些需要賦予人工空間一種情感內涵，是一種超物質的存在。所以城市設計者的職責就不僅僅是擺弄空間形式，而是整合包括社會在內的整體環境中的各個部分以創造場所。其目標應該是在物質空間和文化環境之間、現代使用者的需要和愿望之間尋求最合適的方案。因而成功的場所設計經常源于對社會和物質環境最小的干擾而非徹底的改造。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城市規劃開始向注重場所和文脈的方法轉變。第十小組(Team10)用居住與城市的歸屬感來重新理解城市，雅各布斯則呼吁重視被現代主義所忽視的都市生活多樣性。阿爾多•羅西在其所著的《城市建筑》中提出，城市中的建筑需要融入歷史、城市形態和記憶來詮釋。舒爾茲指出，建筑與規劃的實質目的是探索和最終尋找到地點因素中獨特的精神內涵，從而建造出符合特定人群需求的構造。

實際上，城市的建造從來就不是在白紙上進行的，而是在歷史的漸進和積淀產生的城市背景上進行的。具有文脈意義的城市空間是多元和包容的，它與過去的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通過豐富和疊加的混合方式相結合。很明顯，這種歷經時間變化而自然生成的城市形態，要比完全由外界強加的人工秩序更有生命力，也更能形成了人們對于自己所棲居的場所的依戀。因此，柯林•羅和弗瑞德•科特在《拼貼城市》中，試圖引入“拼貼”這樣一種設計方法，在尊重城市復雜性與矛盾性的基礎上把斷裂的歷史重新修補起來。后現代主義把城市發展看成是差別極大的空間與各種混合物的一種“拼貼”，而不是追求以功能分區為基礎的宏大規劃，由此發展出“多元論的”與“有機論的”策略。

3.過程和參與方向

自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科學一直采取分析或者還原的方法。這種方法包含一個前提，即知道了局部，就一定知道整體。基于這樣一種前提，現代理論追求的是總體性和普遍性，追求用一種總體性的模式來概括社會與知識的各個方面。人們根據局部來描述整體，根據現在來預測未來，根據確定來把握不確定。這種理性主義認知方法表現在現代城市規劃中，就是現代主義相信城市是可以通過規劃加以控制的，并且可以通過規劃師掌握的經驗和技術來達到城市的“理想狀態”。所以，城市規劃就演變為一種少數社會精英用以表達他們意志，并以此來控制各類社會群體和個人行為的手段。

理性主義認知方法是基于一種單向的矢量思維，最終會造成只重整體不重部分、只重結果不重過程的結果，從而忽視世界的復雜性與多樣性。因此，后現代主義提出反基礎、反本質、非理性、非中心等觀點，熱衷于尋求多樣性、差異性和不確定性。實際上，城市的發展、空間的演變，既不是—個完全自我組織的過程，也不是受人類意識控制干預的單—被構過程，其中充滿了各種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后現代主義提出，城市的空間形式是含混的、多變的，城市作為一種人為參與主體的多要素復合空間，絕不是因果關系式的直線性理性思維所能完全把握的。1970年代以來，規劃中目標的普遍性受到質疑，因為越來越多的事實顯示規劃中界定的價值遠離普遍的價值，并沒有普遍一致的公共利益。于是，過程性和動態性在城市規劃中被越來越多地強調。1977年發布的《馬丘比丘憲章》也要求，“城市規劃師和政策制定者必須把城市看作為在連續發展與變化過程中的一個結構體系”，并進一步提出“區域與城市規劃是一個動態過程，不僅要包括規劃的制定而且要包括規劃的實施。”在1980年代巴黎拉•維萊特公園規劃中，屈米帶有解構色彩的方案就推翻了傳統規劃注重形式的理念，而采用一個開放的架構和基礎設施的網絡來容納多種城市事件、活動以及未來變化的可能性。

由于城市規劃要服從這樣一種多元化和不確定的社會發展過程，所以后現代主義強調，規劃師應努力避免用個人的價值與邏輯判斷主導具體的規劃設計，而應更多地承擔推動和協商的作用，鼓勵公眾參與到規劃過程中來，讓城市規劃逐漸作為各方面人士共同參與的創造性活動。正如NanEllin在《后現代城市主義》中所說，“城市設計者的作用應該有更少的權威性和更公開的政治性，其目的就是給市民以權力，讓他們自己來改善他們的社區和環境。”《馬丘比丘憲章》也對公眾參與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城市規劃必須建立在各專業設計人員、城市居民以及公眾和政府領導人之間的系統的不斷的互相協作配合的基礎上”。因此，在后現代主義看來，城市的規劃成為一個過程，而城市的方案則變成了一種契約。它不是描述未來若干年城市發展的藍圖，而是囊括各種條件、訴求和討論的綜合。

4.生態倫理方向

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人的主體性極度膨脹，“人類中心主義”成為現代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環境關系的一種倫理價值原則。現代性的張揚助長了人類對大自然不計后果地掠奪和開發，而各種負面效應卻在悄然向人類襲來，環境污染、生態退化、資源短缺、能源枯竭、氣候反常……這使得環境問題在20世紀后半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也成為催生后現代思潮的重要原因。1960－70年代，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戈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藍圖》、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等反應生態和環境危機的著作紛紛問世，推動了生態主義思潮和環境保護運動興起。1969年，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麥克哈格出版了《設計結合自然》一書，在批判“人類中心論”思想的同時，建立了一個區域與城市規劃的生態學研究框架。同年，在英國第一本提出系統規劃理論的教科書中，麥克洛克林在第一章就描述了人類行為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以此說明認識人類行為可能對自然環境產生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后現代主義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并不是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將其與倫理觀、價值觀聯系起來，從而為生態環境問題賦予了濃厚的人文色彩。在后現代主義看來，全球化環境問題的凸現正是現代主體力量狂飆的直接后果。對于“主體性”的過分推崇，正是產生一系列人類生存問題的重要根源，并最終導致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不歸路。當代環境哲學家和倫理學家之間普遍存在著一種共識，那就是當前出現的許多問題都可以歸咎于啟蒙時代所運用的語言模式。因為這種語言總是宣揚權力，宣揚人對自然的特權，抹殺來自自然的聲音。簡而言之，這是一種統治性的語言，而我們需要的則是另一種與此完全不同的、關于自然與義務的敘述方式。

生態女權主義是這種敘述方式的代表。生態女權主義認為，人如何對待婦女、有色人種和下層階級，與人如何對待自然環境，這二者之間存在著重要聯系。因為正是立足于與動物交往的基礎之上，人類才將別人看作另類，從而在人類之間建立起性別、種族、階層等差異。因此，正確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是正確理解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前提。與信奉二元論的現代主義不同，后現代主義并不認為自己是棲身于充滿敵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異鄉人，他們把其他物種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經驗、價值和目的的存在，因而形成了一種“在家園感”。借助這種在家園感和親情感，后現代主義用在交往中獲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態度，取代了現代主義的統治欲和占有欲。珍妮弗•沃爾琪借鑒生態社會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反種族主義者的城市實踐，依據她對南加州的研究，提出了“跨物種城市理論”(transspeciesurbantheory)。這一理論對劃分人與動物的標準提出了批判，并且建議人類站在動物的立場上思考。人、動物和自然在城市中的重新融合，可以使人類理解動物的立場和生存方式，從而在特定的環境中跟它們交流，并促成人們采取必要的政治行動來保護動物的自主權和生存空間。沃爾琪在其理論中將差異、反主體、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義等概念糅合到一起，描繪了一幅后現代眼中的生態城市圖景。

二、結語

現代主義規劃因為對科學和理性的片面強調，給城市帶來了種種現代性危機，后現代主義規劃則通過肯定多元價值、關注場所文脈、強調過程和參與、倡導生態倫理等幾個方向的努力，呼喚人性、文化、多元價值的回歸，使得人文精神重新成為城市規劃關注的重要方面。因此，現代主義規劃向后現代主義規劃的轉向，集中體現在強調科學理性向強調人文精神的轉變。縱觀人類歷史發展的歷程，人文精神隨時在與使人類偏離正確發展軌道的各種思想進行斗爭。因此，對于正處在現代化、城市化關鍵時期的我國來說，吸取西方城市規劃的經驗和教訓，將人文精神作為城市規劃的基本價值準繩，對于提高我國城市建設水平，實現社會、文化、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

本文作者：張健健 單位：南京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