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互聯網已經成為新世紀世界格局中的一極重要力量。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互聯網在強力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同時，也引發了諸多前所未見的問題，激烈沖擊著現有的社會秩序，互聯網治理成為世界性難題。近兩年，具備全新傳播特征的互聯網的“雙刃劍”功效尤其是負面效應進一步凸顯，網絡安全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安全問題之一。

在這種態勢下，對于正同步經歷急劇社會轉型和傳媒轉型的中國而言，如何趨利避害，降低互聯網對于社會發展的風險，當務之急是借鑒國際經驗并根據本國國情努力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治理之道。

一、傳媒轉型與互聯網發展的新特征

互聯網之所以能對社會發展產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甚至成為影響政治層面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這主要在于其迅猛的發展態勢和革命性的傳播功能。

近兩年，互聯網全新的傳播特征更為彰顯。其全球化、全民化、融合化、移動化和社會化的傳播方式進一步釋放了互聯網的傳播能量，大眾傳媒在媒介屬性傳播功能方面發生了徹底的轉型。

1．全球化傳播的最強勢媒體

在傳播范圍上，通過覆蓋全球和無縫對接，互聯網基本上已實現全球傳播。在傳統媒體時代，盡管廣播、電視通過廣播網和電視網拓展了媒介的傳播范圍，但由于受到設施、網絡標準和傳播政策限制，它們實際上還都屬于區域性媒體；而互聯網則打破了多種傳播壁壘。隨著互聯網的快速普及，當前全球每百人中網民數量超過30人，手機用戶近80人，借助近乎覆蓋全球的多種網絡和豐富多樣的傳播形態，互聯網在傳播范圍上基本上聯通全球，成為真正的全球化媒體。

以微博為例，面向全球服務的Twitter已推出了多個語種語言，其全球2億獨立用戶中則有70%來自于美國以外的地區。此外，海內外的用戶都可以使用新浪等微博登陸，新浪等四大門戶的微博均擁有上百萬的海外用戶。全球化傳播的互聯網既給公民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但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2．全民化傳播的自主性媒體

在傳播主體和傳受關系上，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媒體時代政府、傳媒機構壟斷的傳播主體格局，極大地突出了公民在傳播中的主體地位。網民不再是單向地接收信息，而是可以自主生產傳播內容并傳遞信息，公民成為信息傳播的主人，產生了所謂的“自媒體”。微博可謂把傳播成本降到了極致，讓用戶可以跨網絡，通過臺式機、筆記本、手機、平板電腦、掌上電腦等多種終端和多種方式，隨時隨地發布信息進行表達。微博最大化降低了用戶的表達和技術門檻，進一步為全球每個人擁有“自媒體”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可能性。

目前全球人口數量超過70億，而互聯網用戶超過24億，手機用戶超過60億，互聯網成為全民化傳播的自主性媒體，徹底顛覆了傳播格局。

3．融合化傳播的全功能媒體

互聯網的席卷天下還在于它超強的融合性。備受熱議的新媒體一般指第四媒體的互聯網(以電腦為終端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和第五媒體的移動網絡(以手機等移動通信工具為終端，基于移動通信技術的移動互聯網服務以及電信網絡增值服務等傳播媒介形式)。實際上，在三網融合的促推下，不僅傳統互聯網和手機媒體開始出現融合，而且報刊、廣播電視以及傳統媒體運用新技術以及和新媒體融合而產生或發展出來的新媒體形式，如電子書、電子紙、數字報、IPTV等傳播方式都出現了被互聯網“整合收編”的現象，在廣義上，所有的新媒體都已“融”為網絡媒體。

4．移動化傳播的無門檻媒體

近幾年，互聯網移動化發展態勢明顯，其發展速度已經超過傳統互聯網。以手機為例，全球手機用戶數量2010年末超過52億，到2011年底則增長至60億。由于手機用戶基數龐大，隨著2G網絡在全球的普及和3G乃至4G的快速推進，移動互聯網發展將進入爆增期。與全球相比，我國移動互聯網發展晚、起點低但增速快。2008年我國手機上網用戶為1．17億，而到2011年12月則達到3．56億，3年增長超過200%。目前我國手機用戶達到10億。此外，未來幾年，移動互聯網有很大發展空間。2011年被稱為全球智能手機“統治元年”。2012年2月，美國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發布的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智能手機的出貨量首次超過PC機，智能手機對于移動網絡終端大眾市場的主導，將大大降低移動互聯網的門檻，互聯網發展已經進入移動時代。

5．社會化傳播的組織性媒體

最令世人矚目的是互聯網還具備很強的社會組織和交往功能，微博、社交網站等社會化網絡應用的崛起，不僅能為用戶個人組建多媒體通訊社，為公民打造以個人為中心的人際交往平臺，還為公民和社會群體進行社會交往、社會動員甚至是組織社會行動提供了強大工具。以上五個傳播特征充分表明，微博時代的互聯網不僅遠遠超越了傳統媒體的屬性，而且大大突破了傳統互聯網和手機的傳媒和通訊工具角色，成為了與人類社會深度融合，并促引社會發生全面變革的社會化媒體。

二、互聯網治理成為世界性難題

1．網絡安全是當前最重要的安全問題

微博不僅在中國掀起網絡問政熱潮，亦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英國“倫敦騷亂”、俄羅斯大選、印度等國家的恐怖主義行動中“大顯身手”，急劇轉型的新型傳媒正在沖擊著現有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

互聯網的挑戰是多方位的。2010年以來，互聯網在政治參與、組織動員、新聞傳播、意識形態構建、輿論引導等領域引發了諸多“革命”性問題。正如美國學者安德魯•查德威克在《互聯網政治學：國家、公民與新傳播技術》一書中所言：“互聯網是西方價值觀出口到全世界的終端工具。”①互聯網主權、不同意識形態的沖突以及借助互聯網組織跨國的政治顛覆行動等問題日益顯見，網絡安全已經成為社會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