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原生態？原生態文化的內涵是什么？如何保護和開發原生態文化？至今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原生態”作為民族文化的特征符號，已經在文化保護與開發中被廣泛應用,特別在旅游文化產品策劃方面,原生態文化品牌的認同度越來越高。相對于實踐而言，原生態文化理論研究要滯后得多。因而，加強原生態文化的基礎理論與應用研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原生態文化研究的主要觀點

根據不同的學理基礎或研究范式，學界對原生態文化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

第一、認為原生態文化是文化的一種原始生存狀態。這種觀點是基于實證主義研究范式。實證主義研究范式是把原生態文化當作實體性的客體對象來認知，并對原生態文化進行實體的分類和分析。這種研究范式的代表性觀點認為：“所謂原生態文化，是指文化的一種生存發展狀態，是文化的一種初始的、質樸的、更貼近藝術源頭的狀態。”[1]這種原生態文化有四個特點：一是展演的主體是普通民眾；二是展演的內容是特定民族的歷史和生產、生活；三是展演的形式質樸，原汁原味；四是生存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非舞臺之上。

第二，認為原生態文化是民族文化與自然生態的耦合，是特定自然生態環境下產生的民族文化。這是一種文化生態學研究范式，它主要考察不同族群在利用自然資源和能動適應環境中形成的文化模式或傳統生計方式。這種觀點以楊庭碩教授為代表，他認為：“‘原生態文化’的定義應當是指在民族文化中，針對所處的自然與生態背景作出成功適應的文化要素及其結構和功能的總和……‘原生態文化’研究的重點是民族文化與自然及生態系統的耦合運行，強調共時態的系統分析探討，特別是并存多元文化與并存多元自然與生態系統的復合運行研究。”[2]這種研究范式有利于挖掘、保護民族民間傳統生計方式，尤其在現代化進程中，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意義重大。但是，這種研究范式在原生態文化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楊庭碩教授所說：“原生態文化本身是指本土的生態文化，而不是其它。”那么，民族傳統歌舞、美術、戲劇、文學等文化形式，似乎和生態文化并沒有很明顯或很直接的關系，這似乎是這種理論在“原生態文化”研究上的缺憾。

第三，認為原生態文化是都市文化精英對傳統文化的再創造，是技術復制時代的產物。這種觀點是一種文化再生產理論范式，認為當民俗被“遺產化”以后，它就脫離了原來的生態環境而不斷被文化精英所建構和塑造，進而逐漸專業化、技術化、舞臺化。因而，所謂的原生態，只是在現代社會轉型中，地方政府、旅游投資商、媒體與專家學者等在文化再生產過程中建構的一個神話，“是學者與不同社會力量共同想象建構的產物”[3]。文化再生產理論研究范式有助于我們做好非物質文化保護與開發工作，比如我們開發原生態文化產品品牌時，就要盡量保持傳統文化的本真性，而不要有意去制造假民俗、假“原生態”。

二、原生態文化保護與開發實踐模式

我國民族文化生態保護與開發實踐模式主要有文化生態博物館、民族文化生態村和文化生態保護區三種模式，三種模式的共同點是文化生態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倡導對文化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進行整體性保護。自然環境是文化存在的物質基礎，直接決定了族群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從文化生態保護所倡導文化的整體性保護宗旨來看，文化的社會環境應該是與我們主要保護的某一種文化形式相關聯的其它文化。民族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其中某一種文化因素的變遷都可能對其它文化因素產生影響。所以，文化生態更應該是指各種文化要素有機結合的文化生態系統。

(一)生態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是我國較早實踐的文化生態保護模式。它于20世紀70年代在歐洲產生，是歐美后工業時代的產物，是在經濟比較發達的背景下產生的。1995年，在中國與挪威文博專家的指導下，貴州省正式籌建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梭戛苗族生態博物館，以后又相繼合作建立了鎮山布依族、隆里漢族和堂安侗族生態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專家蘇東海對中國化生態博物館的定義是：“生態博物館是對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有形遺產、無形遺產進行整體保護，原地保護和居民自己保護，從而使人與物與環境處于固有的生態關系中并向前發展的一種博物館新理念、新方法。”[4]

由于文化土壤不同，歷史背景不同，歐美已經進入后現代時代，而中國還處于現代化初期，因而這種文化保護模式在中國的運行并不是很理想。有學者質疑：生態博物館是對傳統文化保護還是沖擊？持沖擊說的理由主要有三點：第一、落后地區發展經濟是群眾的第一需要。在缺乏一定經濟基礎的條件下，群眾不可能對本民族文化產生自豪感，也就不會有意識地保護和弘揚本民族文化；第二、民族社區一般都處于相對封閉狀態，一旦大量參觀者涌入，新的生活方式也會帶進來；第三、旅游業的發展，會使當地文化不正當的商業化。[5]誠然，文化生態博物館不如人意的地方可能很多，那么，就能因此否定這種文化保護模式嗎？位于黔東南州的隆里漢族屯堡和堂安侗族生態博物館的運行應該好得多，批評的聲音就很少。而且，黔東南州另一個民營性質的地捫侗族生態博物館還載入了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尹紹亭說：“生態博物館是一個新生事物，其‘移植’的實驗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完成，暫時的成功和失敗并不十分重要，有時失敗也許比某種程度的成功更有意義。”[6]

(二)民族文化生態村

民族文化生態村活動興起于云南。早在1994年,云南省社科院東巴文化研究所所長和萬寶曾多次向云南省委及有關部門提出“東巴文化與精神文明建設及籌辦民族文化生態村的設想”。他提出了舉辦東巴讀書班、納西文班、民歌隊、民樂隊、樂舞隊、體育隊的設想，并付諸實施。他把東巴請到大來村傳授東巴文化，并請東巴在村里舉行祭神等東巴儀式。1998年，云南大學尹紹亭教授在美國福特基金資助下，在云南省選擇了玉溪新平縣南堿村、石林月湖村、文山丘北縣仙人洞村等5個村寨為試點，開始民族文化生態村建設。尹紹亭教授把民族文化生態村定義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場景中，力求全面保護和傳承優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努力實現文化與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中國鄉村建設的一種新模式。”[7]2000年，云南省委發布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設綱要》，提出：“充分發揮云南歷史悠久、民族文化多樣、生物資源多樣的特色優勢，走文化、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道路……科學規劃，突出特色，合理布局，分階段建設富有特色的各類文化區……建設遍布全省的各種‘民族文化生態村’”，使之“成為保護、展示、研究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地和旅游觀光勝地”。[8]于是，民族文化生態村建設活動從學術主導的應用實驗項目升格為政府引導的鄉村建設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