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態哲學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西方的人類中心主義與主客二元論在創造財富與技術文明的同時，亦帶來巨大的生態危機與生存危機。以生態哲學的視野檢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吸收古中國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等生態理念，建立系統的“人-自然-社會”生態整體觀，確保人類永續和諧發展。
關鍵詞：生態哲學  天人合一  整體和諧
    不管人類是進化而來還是自古就存在，但人與自然的關系亙古就有。馬克思認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人類跨入工業時代以來，自然滿足人的欲望與需求的供給速度大幅提升，物質財富以幾何級數增長，但人與自然關系驟然緊張，導致了巨大的全球生態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人口膨脹、糧食短缺、資源匱乏、能源枯竭、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災害、環境污染等問題空前嚴重。人類面臨生存環境惡化和精神漂泊的雙重困境，所幸的是人類理性直面問題的辦法總比困難多，生態哲學應運而生。
    一、生態哲學與整體非中心論
    生態哲學用生態系統觀點和方法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關系及其普遍規律。生態哲學最初以“新唯靈論”為理論根據，強調人和宇宙的精神統一性，確認自然界的和諧性和完整性；人的道德問題在生態哲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生命哲學對生態哲學有很大影響。
    生態哲學在特定意義上又可稱為環境哲學。環境哲學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通過全面認識人與自然的位置與價值，探討人、社會、經濟、技術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發展的內在關系；環境哲學揚棄傳統哲學二元論范式，把人、社會、自然視為一個整體，認為“自然—人—社會”是整體，在整體主義理論框架重新認識自然的價值，使自然獲得應有“權利”和道德關懷，促進人—自然—社會和諧與持續永恒發展。有學者深刻指出，“人類是有意識、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觀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擇善而行，即使他抗拒這種力量，也不得不這樣去做。那么，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義何在？……人還有這樣的自我中心意識，即認為他的自然沖動是力圖使宇宙的其他部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來去匆匆，轉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訴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這一點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鑄下了大錯。”[2]
    二、人類中心主義與人與自然對立二元論
    古希臘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十七世紀勒內•笛卡兒認為，動物是機器，它不需要同情。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與自然關系貫徹人是目的的思想。由此，人類中心主義成主導人與自然關系的核心思想。人類中心主義大致經歷三種不同歷史形態：古代宇宙人類中心主義，寄于托勒密為代表的“地球中心論”，主張人類在空間萬物意義上是宇宙中心。中世紀神學人類中心主義，基督教上帝創世說包括經過神學目的注釋過的宇宙人類中心主義的內容，也強調人類在“目的”的意義上處于宇宙中心地位。現代環境倫理學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在人與自然，人類與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應將人類“利益”置于首要地位。
    人類中心主義是傳統主客二元論哲學根源和致命點。人類把自己看成自然的主宰，把自然天地萬物看成技術生產原材料，任意向大自然索取。在牛頓-笛卡爾哲學體系中，世界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構件組成的機械系統，所有構件又可分割為更基本構件。當個體主義思維方式與二元論結合在一起，在實踐中發展成極端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人類對自然的干預空前，“人定勝天”“與天奮斗”“與地奮斗”。但是，人類在自然與宇宙面前非常渺小，正如有學者所言，“我們冒著極大的危險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適合我們心意，但卻未能達到目的!這確實是一個令人痛心的諷刺。”[3]
    三、西方近代生態哲學人與自然系統整體論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4]面對人類共同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人類中心主義與二元論結合導致的價值觀已經被人類自身進行哲學反思和拷問，生態整體論逐漸形成并成為生態哲學的基礎理論。
    西方生態哲學在環境倫理學與生態學等學科反思的基礎上發展而成。19世紀早期，英國哲學家邊沁第一個主張把道德范圍擴大到動物；1864年，美國學者馬什出版《人與自然》，開始反思工業等人類活動對地理環境和自然的負面影響。生態學是德國E.Haeckel于1866年首先提出并認為生態學是研究生物在其生活過程中與環境的關系，尤指動物有機體與其他動、植物之間互惠或敵對關系。1923年，法國哲學家阿爾伯特•施韋茲《文明的哲學：文明與倫理》第一次明確提出把價值領域擴大到所有生命的理念；使人類關于自然價值的認識第一次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立場；這種生物中心主義自然價值觀主張所有生物都把“自己的種類看成是好的”，主動捍衛自身的生命，盡力傳播自己物種。1933年，萊奧波爾德發表《大地倫理學》提出將倫理作為輔助手段管理自然，并在提出生態倫理學概念，創立生態倫理學，把倫理學的研究范圍擴展到人與大地關系。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生物學家卡遜《寂靜的春天》和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增長的極限》對全球生態危機形成更廣泛共識和世界生態運動深入開展，生態倫理思想走向系統化。1979年《環境倫理學》學刊成為環境倫理學發展史的里程牌。
    四、中國傳統生態哲學人與自然“天人合一”論
    季羨林認為，如何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問題，是人類未來的關鍵；人類要同大自然成為朋友，不要再視它為敵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們需要的東西。[5]
    中國古代傳統哲學具有濃厚自然和環境色彩,“天人相應”“天人合一”“天人和諧”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濃厚生態倫理觀，強調以自然為母體并與自然和諧相處，強調“天”是根源和宇宙最高本體,人類是自然生態環境中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