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俄羅斯漢學界對漢語結構及其發展方向的看法可分為兩派。前者確認漢語的“詞匯性”，即“以詞為主”的發展方向。這個概念框架體系意味著，如果說其他體系的語言通過語法手段來表現一切，漢語及其他的孤立語則是借助于詞(或是類似于詞的物質單位)來表現。后者的觀點則恰恰相反，認為漢語在遠古的某個時期失去了舊形態并獲得了另一些特征，在此基礎上漢語開始被界定為單音節的、詞根的、無形態語(這里須指出，此種說法從來就不符合事實)，漢語在最近幾十年來開始發展新形態，并走上了一條深入語法化，語法手段不斷加強和復雜之路。在東南亞的孤立語中漢語屬于語法較為復雜的(主要指的是新形態)，這種復雜還在日益增長著。我們認為，新形態相對的年輕性是前者賴以存在的基礎。

這種年輕性決定了許多(盡管不是全部)語法成分起源上的明晰性(例如，法語中相對來講出現較晚的由動詞avoir’‘有”構成的起源上很明晰的簡單將來時形式)，以及許多語法標志在使用上的任選性，(我們順便指出，盡管許多人認為任選性證明相應標志的非語法性，但我們認為，任選的只是那些表達派生的，而非基本意義的語法標志。省略掉任何一個有實質意義的成分都會導致意義的改變。而可以省略掉的語法標志所表達的意義總可以通過其他手段，甚至通過上下文表達出來。)后者是以語言中存在著確定的標志及其確定的功能，以及在多數情況下不能將那些詞的原有的涵義賦予功能標志這樣一個事實出發的。盡管標志的起源有時影響到其使用，但并無直接的聯系。換言之，起源歸起源，而功能歸功能。對漢語及其他孤立語“無語法”的看法也從對漢民族語文傳統的反思中得到了支持，這種傳統無獨立的語法學說，不能用詞、詞干、詞根、詞綴、語法成分、語法范疇等概念。我們認為盡管不能完全否認漢民族語文學傳統中存在“語法性”因素(詳見下述)，但上述大多數概念在漢民族語文學傳統中的確是缺乏的。

應該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漢語(這里指的是文言及其變體)顧及到業己形成的語文學傳統這一種狀況決定的。但關鍵并不只是在于形成了漢民族語文學傳統的漢語的這種情況。古漢語可以沒形態，但是有句法。(眾所周知，可以存在沒有形態的語言，但不存在沒有句法的語言。)在漢民族語文學傳統中句法學說同樣是完全缺乏的。到本世紀當漢民族語文學傳統發生變化時，才出現了句法，并對漢語句法進行了許多論述。根據以上所述，我們確認，漢民族語文學傳統的形成并不完全取決于漢語的特點，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即對古文的注疏。這是由中國社會的歷史傳統決定的。在這種傳統下，博古及通曉古文被認為是最高價值之一。眾所周知，中國一直被這樣一種觀念所左右，即古時的國家體制是治國典范，所有的詩書和哲學道德論述實際上都是為其而做。權力統治機關為此而實行一種專門的考試制度(考的是經典的確切涵義，根據經典所出題目的解題與作文能力)，給通過考試的人以官職。因此，熱衷于仕途的人須受到良好的語文教育，語文和權力之間建立起了聯系。結果形成了不僅是語文“統治”，而且是語文學本身的權力。因此，漢民族語文學傳統注重的不是語言的結構而是文本的注疏。盡管在這種傳統下，還是形成了對所有語言單位的“虛”、“實”之分。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對語言的語法觀點。據19世紀英國漢學家3江K日HC證實，古漢語語法文學就使用了“活的”與“死的”概念(或“動的”和“不動的”單位)，相當于“實詞”的單位，并且出現了對實詞單位細分的萌芽。

動的(“活的”)單位相當于動詞，而不動的(“死的”)相當于名詞。運用反切注音，發展出了(非常精密的)漢語傳統音韻學，并且編著了韻典和音表，幫助鞏固古文知識和通過考試。大量的各種類型的詞典(工具書)編纂導致了詞典學和詞匯學的發展。早在古代漢民族語文學傳統形成之際，就研制出了對文本中出現的各種單位進行描寫和定性的手段與方法，這是分析文本單位(實際上就是文本中的詞)的特有方式，類似于我們當代理論詞匯學中的釋義分析。古代詞典(爾雅、方言、說文等)解釋詞的單位時使用了相應的詞和表達方式，這些詞也可以稱之為“操作詞”，例如“猶”，用于對比同義或近義詞，“草猶皮也”(毛詩注);“謂”，將抽象的概念通過具體事物來解釋;“之為言”(或“之言”)，用于解釋同音詞，“德之為言得”(朱熹注)等。總之，不能不看到注釋手段與釋義分析手段的相似。我們認為上述材料證明了漢民族語文傳統中在多大程度上區分了單位的聲音與意義，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區分了單位，而將構成文本的詞理解為具有兩方面的屬性，這從實質上看是語言和語言學觀點的萌芽。在古漢民族語文傳統中就存在著對多音節詞的概念，將雙音節的簡單詞稱為“聯綿字”。

這些詞被收進《聯綿字典》，計36卷，運用反切注音，并對多義詞的每一個意義都分別注釋。這一切都證明不僅有關于詞的，而且還有關于它的可能的多義性的概念。“聯綿字”中的“字”不能理解成單音節的、或象形的“字”，而是類似于詞的一種單位，有時可以用來表示詞。古代的辭典就已因編纂的目的和任務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并意味著語言學概念的萌芽。例如“爾雅”、“方言”等。在詞典“說文”中許慎對象形字及其書寫規則進行了區分，甚至給出了許多意義較窄的詞與意義較寬的詞構成的同義詞。實際上，詞的這種分類法類似于現代語言學中在主要的詞義一致的場的框架內進行的研究。因為在“說文”中意義較寬的詞用于解釋意義較窄的詞。上述可見，所有這些詞典都是一定的“語法”分析和對收人到詞典中的單位進行評價的結果。如果沒有類似的對單位及其系統關系的預先分析，不可能有任何辭典學著作。

然而，盡管在漢民族語文傳統中廣泛地反映出類似的辭典學，卻不曾有對詞的特別的語法分析手段。這種傳統也是以下所說的新傳統的基礎。數個世紀后新白話取代了20世紀前一直用于書面交際的文言文，白話不只成為口頭交際語，而且成為書面語。白話的推廣引起對其進行描寫與研究的需求。用舊的漢民族語文的傳統手段是不可能的，因為根據以上所述，在這個傳統下的確沒有一個完整的語法體系。需要一種全新的，適合于描寫新語言的語法體系。中國學者在開始創建新語法體系時從歐洲語言學中引進了許多東西。但在此應強調，新語法體系在漢語文科學中不是處女地，而是在有了一定的語言學基礎的土壤上形成的，就像我們上文中試圖指出的那樣。

由此也可以解釋新語言學體系較快的建構起來的原因。但是新的、現在已不只是語文學的，而是語言學的傳統的形成與建立的過程是復雜的。同樣的，在歐洲漢學研究中也能看到一方面是將印歐語的概念機械地搬到漢語中并因此將漢語所不具備的范疇強加于它，另一方面因為漢語的許多現象不同或不完全等同于歐洲的語言現象，因此在描寫漢語時出現了弊端。隨著客體的變化，語文學的目的和任務都發生了變化，描寫現代漢語的結構和功能成為主要任務。所有這一切引起了中國民族語文傳統的徹底改變。問題的實質在于，漢語言學中發生了科學體系的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