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儒學與新醫之間的沖突及其原因

　　民國時期，新醫在政府倡導、推行下初步進入民眾生活，其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隔離，與中國傳統的儒學，特別是儒家倫理發生對峙，導致新醫舉步維艱。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復雜多元的，但儒學與新醫之間的諸多差異則是其根本原因：儒學的情感觀與新醫的科學觀截然不同;儒學與新醫在民眾心中的地位懸殊;儒學的自我性與新醫的公共性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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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疫病隔離：新醫對中國傳統儒學的沖擊

　　在控制傳染病流行、維護公眾健康方面，新醫彰顯了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奇妙功效，施行的也是時人未所聞未所見過的防止疾病的獨特模式：隔離治療疫病患者以切斷傳播途徑，注射疫苗以保護易感人群，其中隔離患者是控制疾病擴散最常用、最有效的基本手段，而隔離也成為刺向傳統儒家倫理的一把利器。

　　烈性傳染病如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等因為傳染迅速、死亡慘烈，隔離是首選的防止擴散的舉措，如對于霍亂病人，“倘有可疑的旅客，即行留驗隔離，以消滅第一個患者，霍亂預防的第一步措施是厲行海陸空檢疫。……第二步措施是設立隔離病院或病室，把一切霍亂患者都集中起來，將他們的吐瀉物一律加以嚴密的消毒，就可以希望把這個傳染的機會管制起來了。”[1]“如有患本病(傷寒)者，急速設法隔離，防備傳染。”[2]一些慢性傳染病也多采用隔離法，如肺結核。國內俗稱肺癆，是一種慢性傳染病，病程長，療效低，耗費身體、摧殘精神，發病率高，死亡率高，社會危害極為嚴重，“以嚴格言之，肺癆患者應以人群之危險物自居，一切人世接觸盡可能的與人隔絕則隔絕之。”[3]不僅強制隔離結核病人甚至還剝奪了結核病人的基本權利，“檢查民眾患有結核病時，強迫入公共醫院或私人醫院治療，病未治愈不許其結婚。”[4]至于對付麻風病人則投至瘋人院禁止與人接觸也是廣為人知。總之，針對傳染病患者“政府于各地設有隔離病院，每醫生發現傳染病患者后，必須報告官廳，急令患者移于隔離病院，其家屬亦暫令官廳看守，不得隨意出入……患者未曾痊愈時，無論家族或其它人等，絕不準其往視病人……”[5]不僅僅是隔離單個傳染病患者，有時甚至是以縣或鄉村為單位實施整體隔離，如民國二十九年秋，四川劍閣等處發生霍亂，“吾人即向縣長及第十四區專署林專員建議，通令所屬，若有霍亂流行之鄉鎮及其附近區域，一律禁止趕場。”[6]“除對來往旅客加以檢視及預防注射外，并商得當地縣長同意，于即日起，八周之內禁止劍閣人員出境，以免將疫癥帶往他處。”[6]

　　隔離病人確是阻斷了傳染病的傳播路徑，它將患者或帶菌者、密切接觸者限制于指定的場所，杜絕與外界接觸，避免了病菌的對外擴散，保護周圍健康人群安然無恙，是控制疫情蔓延極為有效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將患者置于一個冰冷的與外隔絕的世界，也撕裂了人們的情感交流，阻斷了人與人之間的親情互動，被隔離者或其親屬內心痛苦不堪、思想煎熬難耐、精神倍受折磨，促發了人們的悲涼心理甚或釀發人間悲劇，然這僅僅是表象，其背后則是以隔離為疾病控制手段的新醫對中國傳統儒學的攪擾。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發源于人的自然關系，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夫婦、父母、兄弟等聚集形成家庭、宗族等社會群體，群體內各成員也盡與自己生活地位相對應的本分，履行著儒學賦予的職責，在脈脈溫情中維持群體的安定有序、和諧運轉、生生不息，對于這一點梁漱溟總結說：“吾人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以至于一切相與之人，隨其相與之深淺外暫，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義。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朋友乃至一切相與之人，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倫理之“理”蓋即于此情與義上見之。”[7](第 81-82 頁)幾千年來，這種情誼關系已溶化沉積到人們的價值觀念、情感態度、思想意識、風俗習慣與行為方式之中，與人民的生產、生活渾然一體，儒家本意是希望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這種近乎本能的合乎禮儀的情感交往而達成人倫和諧、人際和睦進而促成整個社會的和平。而隔離消解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粉碎了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基礎，對人倫秩序給予摧毀、對人間溫情予以全面抹煞。在隔離面前，常人感到無助、惶恐、悲涼、絕望，其實質是新醫所倡導的隔離治療手段對儒家所倡導的仁義孝慈等情感觀念的沖擊，“況社會習俗中，于人心驟行遮斷隔離之法，人民多所疑噓。父施諸其子，必以為不慈;子施諸其父，必以為不孝;施之于夫婦，必以為不情;施之于友朋，必以為不義;施之于仆婢，必以為不仁。”[8] (第196 頁)又或“再以風俗習慣言，中國人民，向重孝道。人子對于其父母，送死每重于養生，今面同其子，而置其父母于死地，或父母既死，而不使其子女葬其尸身，此等苛政慘劇，雖禽獸不忍見，況人類乎。”[9](第 11 頁)根據民國湖南名中醫曾覺叟的描述，隔離已成殺人之“伎倆”，在隔離這把“屠刀”之下生命也將不保，儒學更無容身之所，儒家倫理親情隨之蕩然無存，“奉天醫士誤認平常之傷風發熱為鼠疫，冒昧倡言必須隔離，政府也冒昧從事，省去冬 … … 故市中流行之病，皆為重傷風癥，……而西醫之預防中又載隔離一條矣，全市驚皇，莫知所措……試驗之取脊髓汁，注射之直傷腦海，已大展其屠刀之伎倆。”[10]簡言之，新醫控制疾病的隔離模式似一把利器刺傷儒學崇尚的仁愛思想，破壞了和諧這一儒家思想的最高價值原則。[11](第 163—164 頁)

　　二、儒學對新醫的詰難

　　中國人飽受儒學浸潤，其生活已經和儒學融為一體，生活就是儒學，儒學也是生活，沒有人對日常生活中仁義情感、孝慈愛戀給予過多的關注，因為它就像生活中的飲食、睡眠一樣自然、平淡，但在突發事件或人生重大變故時，尤其是對方身陷囹圄的非常時刻，儒學的仁愛思想則迅速凸現、彰顯，人們無視各種艱難險阻甚至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為了保持家庭完整以及生活秩序的正常，人們自發地拒絕、抵制新醫的疾病控制手段——隔離，“我國人對于隔離檢疫這回事，恐怕能夠十分了解的人，是不多見，甚至且有站在反對的地位，以為不‘親侍湯藥’這在為人子的義務上算是不孝，在臣的位置上就是不忠，在朋友的名分上就是不義，這種種的議論。所以在我國現在防疫政策上，倘若嚴格執行隔離檢疫，在事實上一定困難不少。 ” [12] 困難是必然存在的，如對于生病住院或已被隔離的親屬，近前探無物，蓋亦人情有以使然。”[14]儒學否定隔離的結果是“每遇傳染病發現，須施行隔離檢疫等手續常因患者或其家庭反對，而不果行。”[15]因不能隔離或隔離不能及時、嚴格執行，病人活動如常，和他人自由接觸，“傳染因之可以蔓延而流行，即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社會蒙其無窮之禍害。’”[13]

　　更有甚者，基于維護父子、夫婦等人倫美德，要求時人對新醫的疾病傳染學說不可提及，更不可宣揚， “ 要說接觸病人，就要被病人傳染，將來父病而子不敢伺候，妻病而夫不敢去過問，醫師護士，從此改業，真要叫病人置于火墟中而后矣，疾病可能傳染給人，尤為仁人君子不宜倡言。”[16]仁人君子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是讀書人的生命追求與終極目標，具有深厚儒學功底且社會行為與儒學宗旨高度吻合的仁人君子，是儒學的捍衛者與守望者，社會生活中的引領者與社會成員的效仿者，仁人君子具有強大的氣場效應，追隨者甚眾，其不倡言，其實就是否認，否認疾病的傳染性，否認新醫在疫病控制方面的做法，其影響自然深遠。

　　楊渡溪曾粗略談到傳統中醫的出身，“頂好的是專講漢文的老先生們，于詩書課暇翻弄翻弄醫書，日后斷癥開方尚不失古訓，至于二三等的就是科舉時代久落孫山無以聊生的或是習商習賈兼涉醫書的一俟人多求診便行起醫來了。”[17]從中醫的出身可以斷定大部分中醫是熟讀經書至少也是粗通儒學的文化人，并且中醫和儒學關系極為密切，甚至醫書藥典中直接借用一些儒學觀點或術語如陰陽、五行、君臣等。儒學思想對傳統中醫的價值觀及古代醫學理論均有深度的影響，[18](第 178-179 頁)從這個角度看中醫對西醫的反駁就是儒學對新醫的貶斥。

　　除去前文提到的一些名中醫如曾覺叟等精通醫理、學術精湛，能自如運用嚴謹的中醫理論體系與儒家思想精髓逐點逐條在不同層次攻訐新醫外，還有一些默默游走在鄉間僻壤，并不知名的中醫人士對新醫知之甚少、不明其理，無法站在一定的理論高度運用深邃的醫藥方劑知識與系統的儒家文化來評論新醫，僅僅只是依靠自己掌握的膚淺的醫學認識與行醫實踐經驗貶低新醫抬高中醫，如平湖某報中醫主辦的《醫藥與健康》欄目中這樣宣傳：“注射死的細菌有什么用……很好的人體上注射菌苗是違反自然的……不若中醫之于防疫，可以針其穴道，可以終身防疫……察其征象而用涼熱之藥，有防治兼收之功。”[19]也有中醫認為隔離并非是好的疫病防治方法，中藥完全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如“麻疹流行時，用紫草根作煎劑內服，連服四五劑，可免疫，即使傳染，亦可無生命之危。”[20]其見解是否正確、方法能否奏效，自有實踐檢驗，問題的關鍵是這類醫者生活在民間，廣泛接觸民眾、服務民眾且深得民眾信仰，又因其言論淺顯易懂，故影響深廣，能在民眾中遍植對新醫的懷疑。至于廣大人民群眾則在儒學的潛隱默化下以實際行動無聲地反對隔離，拒絕新醫。

　　三、儒學與新醫沖突之原因分析

　　儒學與新醫之間產生對抗的緣由是復雜多元的，和民國的經濟、政治、教育以及衛生人員的素質、推行衛生行政的方式等均有一定的關聯，但儒學與新醫之間的諸多差異則是其根本原因。

　　(一)儒學的情感觀與新醫的科學觀截然不同儒學崇尚情感，孔子貴仁，而仁的本質含義就是“愛人”，“儒家哲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重視人的情感，如果同西方哲學進行比較，這一點顯得十分突出。所謂‘重視’，就是把情感放在人的存在問題的中心地位，舍此不能談論人的存在問題;反過來，要討論人的存在及其意義、價值等重要問題，必須從情感出發，從情感開始。對于人的存在而言，情感具有基本的性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儒家哲學為情感哲學。這是儒家的傳統(現代新儒家例外)。”[21]這種情感是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愛親是“仁”的核心或根基，雖然孔子也提出“泛愛眾”的思想，但情感在向外傳遞的過程中逐漸淡化，基于血緣關系組建的家庭或宗族則是這種情感交流的基本單位，夫婦之親、父子之愛、兄弟之情都是在家庭這個小環境中生成、演繹、釋放，這種情感向外擴展則是宗族、社會的和諧有序、安定和睦。而新醫是科學醫學，它有意避開情感，“科學可以說是關于自然現象的有條理的知識，可以說是對于表達自然現象的各種概念之間關系的理性的研究。”[22](第 12 頁)對復雜的自然現象進行理性的研究，就必須時刻保持理智自覺抵制情感對思維運行的干擾，力求研究結果符合自然原貌，從而深度掌握自然運行的客觀規律，以擺脫自然對人的奴役與束縛，人類就可以掌控自然的運行以實現主體的既定目的。新醫就是運用科學思維方法或技術手段精確研究人體結構、生理病理現象以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并以此為基礎采取相應措施祛除疾病，保持健康的知識體系。所以當性質、內容迥異的新醫以科學技術為手段、以疾病控制為目的的隔離冷漠、強硬地沖入寧靜、和諧、溫馨的以情感為中心的民間生活中時，必然引起民眾的恐慌不安與混亂無序。儒學滲透在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中，是人們生活方式的體現，在慣常的充滿情義的生活遭受破壞的時候，人們自然以儒家文化倡導的仁愛思想予以堅強回擊，駁斥科學、用激烈的言辭或粗暴的行動責難、非難新醫。

　　(二)儒學與新醫在民眾心中的地位懸殊

　　儒學從漢至清一直是占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雖然清末儒學式微。但這種式微僅限于政府及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的文化傳播與交流層面，儒學依然活躍在民間，杜維明先生說：“在儒家的底層，像一般的農民、工人，他們也受到儒家文當鮮為人知的新醫和根深蒂固的儒學相遇時，人民本能地選擇儒學，因為儒學已根植于人們的靈魂深處，左右著人們的價值判斷并支配著人們的行為選擇，“許多人，只受過文學和宗教的教育，對健康事件從未學習過作邏輯的思考，他們不解科學原理，因而為情感所左右，也為那事關虔誠而牢守不破的意見所支配。”[27]政府暴力推進新醫與人們自覺選擇儒學必然發生沖突，導致了新醫的舉步維艱。

　　危險的傳染病，就應該寧可犧牲了自己，不使他蔓延以來侵害公眾，國家本來有法律禁止取締，但是一方面還是靠著個人的道德。”[29](第 4-5 頁)但根據目前掌握的有限史料，其時民眾的公德意識極其缺失，還沒有發現為維護公眾健康而自覺犧牲親情的超越儒家倫理的大義行為，盡管是應該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