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我國心理學的分化現象

　　摘 要 我國心理學正處于分化過程之中，其中兩個明顯的例證就是：基礎心理學與應用及人文心理學的分化，以及對心理學研究和服務成果的評價標準擺脫SCI的束縛。這背后深層的原因在于，若以科學哲學認識論的視角，人類的知識大致可分為可靠有用的知識和無用虛幻(偽科學)的知識，可靠知識又可進一步分為科學的知識和非科學的知識。心理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同時受到哲學和科學雙重力量的牽引，促使心理學知識體系發展出了科學心理學和應用及人文心理學。但人們對于引自西方的心理學認識還不充分，忽略了應用及人文心理學的存在價值，一概冠之以“科學”的名分，并以“科學”之名對所有心理學給予SCI標準的評價。分化是一種裂變的開始，是一件好事，會促使我國心理學突破自設的限制，讓心理學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既能探索未知的心理世界，也能為服務于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和社會治理的現實需求提供心理學的知識。

　　本文源自心理技術與應用 2021年1期《心理技術與應用》(月刊)創刊于2013年2月，由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主管、開明出版社主辦?！缎睦砑夹g與應用》辦刊宗旨：介紹、推廣心理技術，提高心理服務實效;運用、開發心理技術，促進心理技術創新;提供心理技術研究、探討及應用的交流平臺，搭建心理學研究成果與社會應用之間的橋梁。

　　關鍵詞 科學與人文;基礎心理學;應用及人文心理學;SCI評價;“破五唯”新標準

　　1 引言

　　20世紀晚期，美國爆發過一場著名的“科學大戰”，交戰一方為科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者，他們認為科學不過是“一種認知方式”，科學家太過唯我獨尊，缺乏對研究結果的社會責任感;另一方為科學的捍衛者，他們認為上述批評不合邏輯且具有社會危險性(舍格斯特爾， 2006)。這一論戰雖然逐漸沉寂下來，但它至今仍然有力地影響著科學和社會與人文學科的發展。其實在這場論戰之前，英國作家斯諾(1995)就曾敏感地指出，科技與人文正被割裂為兩種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識分子正在分化為兩個言語不通、社會關懷和價值判斷迥異的群體。

　　此次著名論戰在中國除受到少數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研究者的關注外，在絕大多數具體研究領域中都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我國心理學界也是如此，理論心理學界翻譯了若干后現代和建構主義的著作和文章(高峰強， 2001; 楊英， 郭永玉， 2005; 葉浩生， 2004)，但較少聯系這場論戰來介紹后現代主義等人文學科的發展。因此，我國的心理學作為一個整體，一直由科學主義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凡談及心理和心理學者，皆要冠之以“科學”的帽子。

　　心理學在2008年震后心理援助和2020年抗疫心理行動中，得到了政府和民眾的廣泛認可(李斌， 2020; 張侃， 張建新， 2009)。然而，人們在這十多年的心理學應用與發展過程中觀察到，我國心理學出現了由原來的同一整體明顯分化為不同分野的現象(張建新， 2020)。比如，(1)以科學為樣板的基礎心理學不再一枝獨秀，咨詢心理學等應用與人文心理學的影響日益增加(劉正奎， 劉悅， 王日出， 2017);(2)基礎心理學主要采用SCI的科學標準進行成果評價，但人們呼吁對不同性質領域(如心理援助過程中的心理干預效果等)的研究和實踐活動給予不同的評價標準(劉鋼， 2014);(3)群體取向的社會心理學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彰顯出不同于個體取向咨詢心理學的特色和作用(辛自強， 2020)等等。此分化現象的最新例證為，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籌備成立我國第一個臨床與咨詢心理學院，將咨詢心理學置于與腦認知科學和其他傳統心理學分支并行的地位。

　　心理學作為一門探究“人性”的科學，卻通過探究“物性”的方法來界定自身的“科學性”，因此陷入學科同一性的分裂危機。其根源就在于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同時受到哲學和科學雙重力量的牽引，導致心理學后來發展出人文取向和科學取向兩種基本模式(舒躍育， 2018)。但本文使用“分化”而非“分裂”一詞來概述我國心理學出現的上述現象，原因在于在我國學者的共識中，科學與人文學科還遠未分離，心理學還處于兩者的混沌狀態之中。只是因為災難、疫情和國家治理等巨大的社會需求力量，才推動了心理學實踐大步邁出了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術小圈子，邁向了與基礎心理學強調發表論文的不同路途和方向。但這種現象上的分離不等于學者在認識論深層真正將科學知識與人文知識做出了區隔，因此當下還不至于讓人們出現“分裂”的危機感，比如，許多心理咨詢的研究者和實踐者仍然堅持宣稱自己所做的就是“科學心理學”。

　　所以，表面上的分離只是一種裂變開始時的“分化”，只有深層認知上做出的分離，才是一種根本性的分裂，才會出現學科同一性的動搖。本文嘗試從科學哲學認識論視角對上述前兩種分化現象做進一步的探討。

　　2 基礎心理學和應用與人文心理學的分化

　　科學哲學認識論對現存人類知識進行了梳理。它認為，事實科學和形式科學、技術以及人文學科都是產生真正可靠知識的研究領域，這些知識總體上要么(逼近地)是真的、要么是有用(可靠)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大量虛幻的知識。因此，認識論首先要將可靠的知識與虛幻的知識(或稱偽科學)區分開來，然后又在可靠的知識中劃分出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見圖1)。也就是說，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人類知識無非三類，科學的、非科學的及偽科學的，前兩種知識為有用的知識，而后一種則為虛幻的知識(曼納， 2015)。本文主要探討心理學中科學知識與非科學知識的區分。

　　在中國，心理學曾被普通民眾等同于“算命”的，而后被看成是“看病”的。這樣的群體認知明顯地反映出上述三種知識相互混淆的情況：第一，民眾不懂何為“科學”，因而也無法區分出“偽科學”知識。不少民眾篤信算命，他們將心理學當成算命的知識，本意上并非要貶損心理學。第二，在震后心理援助和抗疫心理行動中心理知識普及后，民眾的認識有所進步，大致將心理學又歸屬到有用的“看病”知識，而不是騙人的“算命”知識了。第三，多數中國民眾都有將“科學”泛化的傾向，認為凡有用的知識都是科學的，而非科學的知識就是偽科學的。既然心理學是有用的，那它就一定是科學的知識。

　　從上述知識論角度講，心理學行業內部的共識也是模糊的。一方面，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者認為只有自己是科學心理學的正統，其他自稱心理學家的人都是非科學的，而非科學的心理學與忽悠人的偽科學大概相差無幾。另一方面，許多從事應用心理學實踐的專業人士為了不被他人當成是偽科學的算命者，也非得將自己的專業冠之以“科學”的名義?？傊?，大家都沒能充分認識到“非科學”知識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傾向于負面理解非科學的知識。

　　科學與非科學知識的區分標準究竟是什么呢?簡單地說，人們可按照邏輯標準和經驗標準來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知識(朱志方， 2014)。邏輯標準包括：奧卡姆原則(簡單性);自洽原則(無矛盾性);可否證原則(條件性，不能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經驗標準則包括：有可被檢驗的預測(假設);已有被證實的預測(在某些條件下是成立的;可被重復論證);對于辨別數據真實與否有一定的標準(正常-異常;系統-隨機)。從事基礎心理學研究的學者都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按照這樣的標準去進行實驗設計、實驗控制和實驗結果分析，并將其教授給自己的學生。因此，他們有理由認為自己創造的知識才是科學心理學的知識，凡沒有經過上述標準考驗的心理學知識都是非科學的。但這一標準只有在物理學、化學等“硬科學”領域能夠得到嚴格的執行。因此本文將“科學心理學”替換為大家日常所稱的“基礎心理學”。

　　但基礎心理學研究者們堅持這一標準的自信或許會因下述兩個理由而打了折扣。首先，基礎心理學所獲得的知識尚未嚴格符合上述標準。如果以物理學為科學(“硬科學”)的范本的話，那么心理學到目前為止還只處于“軟科學”的位置。例如，硬科學獲得的因果關系較為明確，而軟科學中不可控的變量較多，不易得出明確結論(張道民， 1990)。對心理學而言，要獲得像硬科學那樣客觀化的知識，采取實驗方法是必由之路;可心理學卻是以人的主觀體驗為研究對象的，它就沒有辦法脫離主觀的因素。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馮特提出了“實驗內省法”。然而，這個方法最終遭遇了心理學最早的可重復性危機(舒躍育， 石瑩波， 袁彥， 2019)。另外，在嚴格的實驗控制條件下，自變量與觀察心理變量之間也存在著不穩定的關系，這種可重復性危機在心理學史還曾多次發生過(胡傳鵬， 王非， 過繼成思， 宋夢迪， 隋潔， 彭凱平， 2016; 劉佳， 霍涌泉， 陳文博， 解詩薇， 王靜， 2018)。另一方面，基礎心理學在實驗室條件下創造著各種“心理事實”，以便由此尋找出科學心理學的規律。但因實驗條件控制得非?？量蹋鋵嶒灲Y果很多時候失去了在真實生活中存在的合理性，生態效度始終受到質疑，基礎心理學將人的心理進行了切片化、心理與環境隔離化、心理事實人造化(Cole， Hood， & McDermott， 1978)。

　　當下，大腦神經科學特別被認為是科學心理學的前沿和重大進步，心理現象終于可以還原為腦神經結構和聯結之中的生理生化定律了。但神經科學的進展卻出現了一種相反的趨向，導致不少神經科學家開始懷疑心理學的科學性，他們認為心理學中許多最基礎的概念都缺乏嚴格的界定，模糊不清的心理概念難以與其神經基礎建立起對應的關系。因此，認知神經科學、行為神經科學應當摒棄心理學概念。神經科學家要做的不是尋找哪些神經活動與注意、記憶之類的心理學概念相關，而是應該從腦的結構、功能出發，重新定義應當如何描述行為(Buzsáki， 2020)。反對者(Poeppel， 2020)則強調，人們不應該從神經科學出發重建心理學，而是應該解決心理學與神經科學之間的映射問題，也就是說要建立核心的心理學概念與核心的神經科學概念之間的聯系。但這也毫無疑問地提示心理學自身的科學性還是一個仍在討論之中的問題。例如，1988年美國心理科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APS)從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正式分離出去，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也在于前者更強調心理學的科學本質，而后者則接納了眾多非嚴格科學主義的心理學分支。美國的心理學組織經歷了多次的分分合合，這也等于向世界心理學界宣告，心理學的科學定位還是模糊不定的(赫根漢， 2019)。

　　其次，并非只有科學知識才是有用的知識，科學只是有用知識之一，技術知識、人文(包括宗教)知識等對于人類的進化和進步都曾經并正在和將繼續發揮極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斯諾， 1995)。就人文學科(通俗稱為“文史哲”)而言，它包括了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藝術與設計等，它們是今天許多其他學科、尤其社會科學產生的母體，具有根基深厚的歷史縱深，它們更重智慧、而不是知識和定律。不同于科學需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樣”以及“為什么”等問題，人文學科是要回答“應如何”的問題，其根本目的在于探尋人的生存及其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某種價值導向?？梢哉f，科學是一種純粹的知識體系，一切科學本質上都是一種“物學”;而人文學科則是建立在一定知識基礎上的價值體系，一切人文學科實質上都是一種“人學”(吳國盛， 2013)。雖然人文學科不能像技術知識那樣直接產生經濟效益，但能為科學與技術提供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導向。

　　人文學科對于理解和發展心理學來說是必不可缺的，它是心理學的智慧根;它是講邏輯、講理性、講良心和有價值的知識(科爾， 2001)。人文學科的方法主要是概念的和解釋學的，其方法如果不是客觀性的，那至少也是主體間性的，其結論可以傳達給他人并為他人所理解(曼納， 2015)。本文將并非嚴格遵循科學范式的那部分心理學統稱為“人文心理學”。

　　心理學產生于對人進行思辨的哲學。人文心理學中的那些以助人為最終目標(如輔導、咨詢、治療等)的心理學理論，如心理動力學、認知-行為理論、存在-人本主義，后現代多元文化咨詢與治療等(擔德列亞， 2008)，無不是人文學科中關于人的重要理論派別，盡管它們的許多理念和假說并不能操作為“科學問題”，也并非是從某些公理演繹出來的，且不被主流心理學界認為是科學理論和知識，但這不并妨礙它們成為世界上從事助人行業的心理學工作者所遵循的實踐指南，其價值體現在讓受助者能夠變得愉快、幸福、與己和諧、與人和諧，促進個人和社會的利益。當它們被用于幫助受助者時，它們所遵循的一套方法程序至少是同一文化下主體間的規范工具，體現出心理咨詢與治療技術服務的功用性。所以這部分的心理學本質上仍然屬于人文學科知識的范疇。

　　廣義地講，技術是人類為實現社會需要而創造和發展起來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總和。法國科學家狄德羅(2007)主編的《百科全書》給技術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技術是為某一目的共同協作組成的各種工具和規則體系。”技術的這個定義，基本上指出了現代技術的主要特點，即目的性、社會性、多元性?？茖W與技術是兩種性質不盡相同的社會文化，二者的區別十分明顯?？茖W的基本任務是認識世界，有所發現，從而增加人類的知識財富;技術的基本任務是發現世界，有所發明，以創造人類的物質財富，豐富人類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活?？茖W要回答“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本質上是一種求真的非功利知識體系;技術則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要解決如何達成有用的知識手段(吳國盛，2013)。本文將以實現功用性和價值的那部分心理學稱為“應用心理學”。例如，以提高人機互動效率和人與組織互動效率為目標的工效心理學和組織心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決在有人參與的系統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所以這部分心理學本質上應屬于技術類的有用知識的范疇，是為應用心理學。

　　當作為“人學”的心理學借助“物學”的范式和方法去研究人本身的時候，心理學便被認為獨立于哲學、獨立于人文學科了，便成為了科學的心理學。但經過百多年的發展，心理學仍然沒能邁過“軟科學”或者“前科學”的門檻(高申春， 2005)。比如，心理學中能夠被廣泛認可、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定律少之又少，尤其在心理學發展的后期能夠被稱為定律的實驗發現(如韋伯-費希納所發現的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間存在的對數關系定律)幾乎為零(韋斯科魯夫， 亞當斯， 2018)，更何況，當下流行的各種心理咨詢理論派別中又有哪一項助人技術是建立在韋伯-費希納定律等的推演基礎之上呢?

　　心理學只存在著極少量定律的事實，一方面揭示出基礎心理學尚不能滿足形成為科學分支的全部條件，因而不能完滿地進入“硬科學”的行列;另一方面又顯示，即便這些少量的定律也遠沒有成為應用心理學和人文心理學中助人技術的科學依據，因此應用與人文心理學(如心理咨詢學等)亦不能構成具有普遍性的心理技術知識。關于心理咨詢效果的研究一般都承認，咨詢方法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咨詢者的主觀特性、以及咨詢者與求助者主體間的匹配程度是決定助人效果的重要因素(Ahn & Wampold， 2001; Krapu， 1993; Smith & Glass， 1977)，而科學則強調實驗過程的客觀性，要在實驗干預過程中盡可能排除人為主觀性。由此可見，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差異。沒有人會期望現在就出現一個“心理學原理體系”——一個“自覺模仿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公理體系”(韋斯科魯夫， 亞當斯， 2018)。

　　自科學產生之后，科學知識便被用于解決人類所面臨的物質世界的問題。人們發現，新生的科學知識的效用極大，遠超出了人類所擁有的古老人文知識;科學知識還使人們在使用相關技術知識時，不僅知其然，而且能夠知其所以然。因此培根總結到，“(科學)知識就是力量”。培根的認識論主要是為科學的發展提供哲學基礎，要解決的是人同自然的關系(李蜀人， 2002)。但在將科學知識進一步用于解決人類和人類社會自身的問題時，一種深刻的矛盾就開始顯現出來。科學知識是一種關于自然界因果關系的簡化了的機械觀模型，很多時候無法有效地解釋社會與精神世界的現象，更難以找出簡單的因果定律加以描述和解釋。比如，曾經風靡一時的《自私的基因》(Dawkins， 1989)一書，試圖用生物學的基因定律解釋人類的情感，但始終無法找到支持這一假設的證據，人們最后不得不放棄了自私基因的解釋，而假設出一種不同于“生物學上的利他與自私”的“心理學上的利他與自私”(盧恩斯， 2018)。心理利他和自私是一種被后來增加進來的理論實體，以便彌補生物學難以解釋社會心理現象的空白，但它顯然違反了科學標準之一的奧卡姆原理，即“如無必要，勿增實體”的簡單有效原理(曼納， 2015)。

　　有許多人文學者甚至堅持認為，人類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是無法被計算和被量化的，是無法被科學化的。如果心理學只剩下了實驗和計量，那這門學科至少是不完全的，是有問題的。所以我們要推動哲學的或人文的心理學(孫興周， 2019)。人文的心理學在嘗試改變他人的看法(心理干預)時，科學心理學的手段不見得是最有效的。反復訓練、實地考察、征引權威或大多數人的看法、懇求甚至糾纏等這些“講道理”的途徑，若非更加有效，至少同樣有效。講道理這種活動如果有什么根本規則，那就是讓真理顯現，而不是堅信自己就握有真理，而科學則是一副唯我獨尊、真理在我的樣子(陳嘉映， 2007)。更有少數的學者甚至認為，精神疾病、精神病理學、神經癥、精神分裂癥及相關問題并不是科學要解決的問題，而是人文道德范疇的問題(Ingleby， 1980; Szasz， 1961)。

　　基礎心理學與人文及應用心理學在我國的分化是一種學科發展的歷史必然，基礎心理學家當然還要繼續加倍努力去追求滿足科學的標準，而應用與人文心理學則沒必要，短時間里也不能總想著去將科學的帽冠扣在自己的頭上。助人的方法有很多，心理學便是其中重要的途徑之一，并不因為它尚未成為真正的科學分支，就失去了其共情合作的助人價值和提升人類感知覺和運動能力的功效價值。如果人們希望把心理學當做為一個整體概念來使用的話，那么它顯然是一個具有寬泛定義域的復雜而含混的概念，它既容納了自馮特在德國萊比錫建立實驗室后努力將自己獨立出來的科學心理學，更包括了眾多源于哲學等人文學科的心理學理論和實踐技術，它們都帶有強烈功利價值和導向，在宏觀(文化)、中觀(社會和群體)和微觀(個體)尺度上建構著服務于人學的各種敘事。

　　例如，我國心理學工作者通過在汶川地震和新冠抗疫兩場重大心理援助的實踐，開始十分明確地意識到，真正能夠發揮安撫人心、紓困化危作用并受到百姓、政府和服務機構認可的心理學，主要還是來自于人文類和技術類的應用心理學知識，比如，此次抗疫心理助中流行的網上遠程咨詢干預法、心理正念法和傳統的身心鍛煉的八段錦法等(陳雪峰， 2020; 李占江， 2020; 祝卓宏， 2020)。人文及應用心理學在心理援助中表現出的突出作用恰好見證了心理學知識體系的多元性。多元的心理學既含有追求科學性的基礎知識，它不問實用與否;同時也包括源自于人文學科的知識，它關懷人類命運、大愛無疆。

　　更重要的是，基礎心理學與人文及應用心理學的分化也體現出，我國心理學體系正在走出自我設限的局面，正在走向一個更加包容和整合的方向。心理學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因心理學服務職業的發展和主流心理學的困境更進一步地加深了這種分裂。心理學的整合將是一個多元化的整合(葉浩生， 2002)。整合與包容的心理學既要探索心理世界的秘密，尋找其規律，同時又要人文關懷，服務于人類對安全、歸屬和幸福的現實需求。正是由于我國心理學在現階段出現的分化與分工，才使基礎心理學家能夠真正專心致志于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同時又有應用與人文心理學工作者在國家和社會需求之時，能夠沖到心理援助的一線，去實現心理學幫助老百姓、輔助各類專業隊伍和政府的重要功用。在當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中，已經呈現分化之勢的基礎心理學與應用及人文心理學皆不可偏廢，更不可相互歧視，要相互支持，并駕齊驅。

　　3 對基礎心理學與人文心理學效用評估方法的分化

　　從科學哲學的視角出發，可將基礎心理學與人文心理學分別歸屬科學與非科學知識的范疇?？茖W的領域僅僅限于哲學里所說的“經驗世界”，即外部物質世界，是以研究物質世界的規律為目的的，用有效性驗證推論，講求“實證”。科學解釋有其局限性，但往往清晰明確，是人類力求“客觀”反映世界的需求的體現?？茖W解釋往往是基于觀測、量化、測量、統計等一系列實證手段，以數學邏輯推導出的解釋?；A科學沒有外在的價值系統，其自身內在的邏輯、語義和方法論觀念系統構成了科學的制度合理性(Settle， 1971)。“問題-假說-檢驗-評價”這一次序反映了所有經驗科學論文的一般結構(導論、方法、結論和討論)(Bunge， 1982)。

　　人文學科的對象并不是通過自然律和機制來解釋的，而是要進行詮釋和理解，因此人文學科的真理往往是語境的或者關系的，而非事實的。人文學科天然地更傾向于相對主義，因為很多文化因素的評價不可能獨立于其創造者的個人特征和文化特征：必須在語境中匯總看待和理解它們。因此，很多人文學科和應用技術一樣，都需要有外在的價值系統。馬丁·曼納(2015)寫到，“科學意義上的可檢驗性的方法論價值和解釋力不是人文學科的一部分。一種特定的觀點、解讀或詮釋可能對于批評是開放的，但既然它并不是非真即假，那就不可能對它進行真理檢驗。我們最多說它是合理的、似真的、明智的，或者是相反的。以哲學為例：哲學的研究領域涉及人類存在的基本問題，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構成其三個主要范疇。但是，哲學是一門“學科”而不是“科學”。哲學研究沒有“對”與“錯”的明確界限。多數哲學研究也不以實證為手段。哲學解釋往往是對現象的闡釋和分析，而闡釋分析的立場取決于哲學家的精神世界，而不取決于“經驗世界”(物質世界)。

　　科學主義心理學將人性視為物性，強調人的自在性和自然屬性;人文主義心理學將人性區別于物性，強調人的自為性、社會性和精神屬性。這致使二者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理論建構上出現對立(馮大彪， 劉國權， 2007)。另外，如上所述，應用心理學以優化心理與機器和組織接口技術為最終目的，它的任務不是去發現心理定律，而是應用已知的某一規律于人-機環境和個人-組織互動環境，提高有人參與系統的功效，因此屬于可靠而有用的知識，而非嚴格的科學探索。理所當然的，對于基礎心理學和人文及應用心理學的成果進行評價，應當遵從和依照不同的標準。

　　從知識分類和研究目的的角度講，基礎心理學和人文及應用心理學的評價標準本不應該是同一的，而應是相互區別而分化的。我國科技部(2003)印發的《科學技術評價辦法》(試行)通知也對就(硬)科學、技術和軟科學三類研究成果做出了不同的評價規定：

　　(1)基礎研究成果應以在基礎研究領域闡明自然現象、特征和規律，做出重大發現和重大創新，以及新發現、新理論等的科學水平、科學價值作為評價重點。在國內外有影響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代表性論文及被引用情況應作為評價的重要參考指標。

　　(2)應用技術成果應以運用科學技術知識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后續開發和應用推廣中取得新技術、新產品，獲得自主知識產權，促進生產力水平提高，實現經濟和社會效益為評價重點。應用技術成果的技術指標、投入產出比和潛在市場經濟價值等應作為評價的重要參考指標。

　　(3)軟科學研究成果應以研究成果的科學價值和意義，觀點、方法和理論的創新性以及對決策科學化和管理現代化的作用和影響作為評價重點。軟科學研究成果的研究難度和復雜程度、經濟和社會效益等應作為評價的重要參考指標。

　　雖然上述評價標準還沒有涉及人文學科，但顯而易見，科學與技術內部的評價也是分開而論的。基礎研究的成果主要由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論文及其被引用情況來加以評價，這是一種科學體系內部的同行評價。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指標被用來評價科學雜志的質量和影響，從而也間接地評價了發表論文的質量和影響。因此，基礎心理學研究深深地受到SCI標準的導向影響。我國各個心理學科研與教學單位每年(或每兩年)進行的研究者個體績效評定，無不以SCI文章數量和文章發表雜志的影響因子為準;基礎心理學科研人員的次年工資收入和之后的職稱評定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響(張建新， 2020)。

　　心理學中的人格-社會心理學、管理與組織心理學、臨床與咨詢心理學等大致相當于該《辦法》定義的“軟科學”，那么它們的成果理應由第2條或第3條的規定來加以評價。但在實際的科研評價活動中，同一個研究機構若實施兩套、乃至三套不同的評價體系，這似乎成為了一個難以逾越的制度鴻溝。結果便是，大家都一視同仁地采用SCI的標準。這一方面導致基礎心理學家大多只關注SCI文獻中積累下來、可追蹤的學科發展內部問題;另一方面也導致很多應用心理學家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對于發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或者政府急需得到科學建議的國計民生問題所進行的研究和服務工作，卻在SCI評價之下受到了忽視。更何況，人文學科等非科學(以助人為目標的咨詢心理學等)與上述《辦法》中的“軟科學”范疇又并非完全覆蓋重疊的，若以SCI標準來加以衡量，那么人文心理學不僅會受到忽視，更會受到歧視。“一個原本用來評估學術刊物水平的技術指標，被錯誤地用來評價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乃至評價高?？蒲兴降臋嗤藴?rdquo;(方廣锠， 2010)。

　　因此，從理論意義上講，心理學還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嚴格按照科學范式去發現具有普遍性定律的基礎心理學，也容納著仍然從人文學科汲取各種營養的應用與人文心理學。從現實意義上講，心理學既需要基礎心理學為自己在科學體系中占據應有的一席之地，從而為自己爭取到更多的科技資源，也需要應用與人文心理學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中贏得民眾和政府的認可和歡迎，從而使自己在社會治理和健康中國的新時代發展過程中做出不可或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