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薦機制建構的雙重擬態環境

　　摘要：從大眾傳播時代邁進以數據支撐、算法引領為新特征的智能傳播時代，擬態環境在算法推薦機制的建構下，逐漸演化為雙重擬態環境：傳者搭建的第一重擬態環境，具有價值滲透的隱蔽性;平臺營造、受眾參與的第二重擬態環境，則充滿個性極化的風險性。通過文獻研讀與案例探析，本文重點分析算法推薦機制構建雙重擬態環境的演變過程與表征，從而揭示當代大眾在環境認知層面存在的種種障礙，以更好地為人們認知客觀環境以及發揮價值理性所服務。

　　關鍵詞：大數據;算法推薦;擬態環境;把關人;價值理性;補償性媒介

　　大數據時代，標志著我們置身于真正意義上的信息社會，人與信息之間的關系愈發緊密與多元。面對信息超載的數字浪潮以及萬千受眾的個性訴求，依托大數據技術的算法推薦機制應運而生，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于2016年發布的報告顯示，互聯網新聞的主流分發模式，正由以今日頭條等為代表的、利用大數據技術實現個性化智能推送的“算法分發”所占領。李普曼(WalterLippmann)早在二十世紀初便提出了“擬態環境”一說，認為它是由傳播媒介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與加工，并重新加以結構化后，向大眾所展示的“象征性現實”，而非鏡子似的重現客觀現實。從大眾傳播邁進算法引領的智能傳播空間，當下擬態環境的形成在傳者、平臺和受者三者的相互作用下，逐漸演變為雙重擬態環境，這對于人們全面認知客觀環境，以及發揮價值理性都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時代的選擇：讓信息選擇權讓渡給算法

　　截至2018年6月，我國的手機網民規模已經達到了7.88億，占網民總規模的98.3%，這意味著移動用戶成為了上網大軍。在移動互聯網飛速發展的進程當中，信息也逐漸呈現出了指數型的增長與碎片化的趨勢，廣大用戶對于垂直類、個性化內容的需求也急劇上揚。面對當下信息體量的膨脹以及用戶規模的擴大，今日頭條的創始人張一鳴提出了關于信息過濾與權力讓渡的創想：第一種思路，是把權力讓渡給社交關系，大家共同擔任編輯的角色，親友之間相互推薦信息;第二種思路，是將權力讓渡給智能算法，讓算法追蹤你的數據、分析你的喜惡，從而向你推薦可能感興趣的內容。

　　2015年起，將算法推薦機制應用于信息分發的進程悄然啟動：騰訊、網易等眾多頭部信息分發企業相繼進軍算法推薦的領域，微博、微信等網絡社交平臺也開始重視算法技術的研發投入。2016年更是敲響了“通過算法推薦的內容超過50%”的鐘聲，即算法推薦首次超過了人工推薦，這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我們將信息選擇權讓渡給了智能算法，算法不斷滲透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無處不在的“第三只眼睛”，追蹤并分析著廣大用戶的數字軌跡。被賦予信息選擇權的算法，在廣度上成為了我國主要的信息分發模式;在深度上則逐步走向交互傳播，成為人類的綜合延伸，如騰訊于2018年推出了“新聞超秘”的升級版“海豚智音“App，作為基于智能算法與機器學習的交互式新產品，它通過30秒的新聞熱點短音頻，實現“千人千面”的個性化語音資訊服務。

　　然而，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提到，阻礙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種種因素包括了人為的審查、社交的限制等等。回到張一鳴提出信息過濾的權力讓渡中，可以發現，無論人們是將信息選擇權讓渡給社交或是算法，這兩種思路實際上都阻礙著“我”直面客觀世界：一是社交圈自有其限制，由朋友圈所形成的信息環境難以與公共世界重合;二是算法推薦本質上帶有人為的審查痕跡，因為它并非純粹的代碼，算法源頭規則設定離不開人的參與，從而使得算法推薦機制本質上是人工與技術的混合邏輯。

　　由此可見，人與算法的矛盾在于，當人們希望能夠突破信息超載的困境，為高效地獲取所需信息而賦予算法部分信息選擇權，并使之規模化成為了當代主流分發模式的時候卻很有可能墜入了技術解決方案主義的陷阱：我們輕易地為成本、效率等表層問題的改進而感到歡欣鼓舞，卻忽視了倫理價值、人文關懷等更為重要的內核。實際上，科技互聯網批評家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的此番言論也并非杞人憂天，當今的現實社會中已經爬出了種種惡果的藤蔓。近年來，作為算法分發模式的引領者——“今日頭條”，因色情媚俗信息的持續傳播、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違規提供等等問題而屢遭批評與整改。因此，我們也就不得不將眼光落在，讓渡信息選擇權后的算法推薦機制，它在建構雙重擬態環境過程中所正在出現、以及未來極有可能惡化的一系列亟待重視的現實問題。

　　二、演變的陣痛：算法推薦機制建構的雙重擬態環境

　　(一)溯源：大眾傳播時代的擬態環境

　　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最早由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提到，楔人人與客觀環境之間的擬態環境，是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但它并非鏡子似地重現客觀環境，而是一種具有選擇性的勾勒——大眾傳播媒介對新聞和信息進行選擇與加工，并重新加以結構化后向人們呈現關于外部世界的景象。由于現代社會愈發紛繁復雜，人們也愈發依靠大眾媒介這種間接方式得以感知超出經驗以外的事物。

　　擬態環境的概念誕生于大眾傳播時代，當時傳者與受者之間的界限相對分明，傳播者作為從事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專業化媒介組織，是大眾傳播時代的權威把關人，處于傳播活動過程中的主導關口——通過網絡空間化、時間類型化、新聞源選擇以及表達敘述等等來搭建“新聞是人們了解世界的窗口”，然而窗戶的大小、形狀、朝向與位置等等都決定著受眾看世界的視野。社會學家塔奇曼(GayeTuchman)通過長達十年的田野調查著成《做新聞》一書，其中揭示了向來為人稱道的新聞專業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組織和制度層面的“框架”。那么，通過框架建構起來的擬態環境，再如何強調客觀性標準也是無法與客觀現實等同的。而且，大眾傳播活動單向性強，缺乏靈活有效的反饋機制，受者的作用微弱得往往未到達信息生產與傳播環節的表面就已沉沒。因此，我們可以歸結為，最初的“擬態環境”主要是由傳播者營造的，他們依據組織意志以及專業框架向大眾展示重新結構化的信息環境，受者身在其中，并以此作為認知與行動的依據。

　　推薦閱讀：大數據時代下情報信息在偵查中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