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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宣漢縣志》載:“先期召集儔侶,少則三四十人,多或百許人,亦有聞風自至者,曠野平疇,按畝分布。公推二人,一擊鼓、一擊鑼、亦有推三人者,則一鉤馬鑼也。堂堂咚咚,并奏齊鳴,間之以歌,小說若《封神》《西游》《水滸》……故事若《王三槐》《冷天祿》《袁廷蛟》、及桂大人、羅大人等,隨從所欲,旋編旋唱,此唱彼和,夸多斗捷……”王三槐、冷天祿,清朝中葉東鄉白蓮教起義領袖;桂大人、羅大人,指桂涵、羅思舉,王三槐、冷天祿同時代人,先為義軍,后歸順朝廷,分別官至云貴提督和湖廣提督;袁廷蛟, 清末袁廷蛟鬧糧的代表人物,川劇名著《巴山秀才》的歷史原型。以上五人皆為宣漢人,清史均有記述。這是近代方志對薅草鑼鼓的全面記載,并將當地歷史名人作為歌唱內容,歌詞內容明顯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巴人文化初探》(中國文聯版)認為川東土家族薅草鑼鼓起源于巴人漁獵生產轉化為開荒種地的農業生產初期,土家人要在高山密林中開荒種地,需要驅趕野獸,祭祀山神。他們打唱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有立五門(頭歇活路,即上午上半時)、拆五門(四歇活路,即下午下半時),主要是迎送五方神靈。《巴渠民間文學與民俗研究》(四川大學版)認為川東土家族薅草鑼鼓的產生在戰國以前的西周時期。《周禮·春官》載:“擊土鼓以樂田疇。”成型于農業生產快速發展的漢代。由于生產水平的提高,農業勞動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人們把頌揚的內容集中到農事活動上,敲鼓擊鑼,唱地方流行歌謠,如勞動歌、情歌、生活知識歌,以及傳統的祭神歌等。集體生產是薅草鑼鼓的鼎盛時期。從上世紀50年代末出現的互助組和農業生產合作化,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套到兩套鑼鼓班子。往往鄰近的兩個生產隊到一個方向薅草(除草)就會有兩副鑼鼓對打(斗打)、合打,看誰鑼鼓打得好,唱得好,比鑼鼓聲音宏亮,比歌郎嗓音嘹亮,唱的花樣多。土家人在這樣的環境里勞動,他們打唱薅草鑼鼓既可驅趕猴群、野豬等糟蹋莊稼的野獸,又可促進勞動進度和提高勞動效率,還可以活躍氣氛減輕疲勞。薅草鑼鼓是土家人的勞動進行曲。領唱的叫歌郎、歌頭或歌牌子。落實土地承包責任制以后,尤其是青壯年大量外出務工,薅草鑼鼓后繼乏人。由于川東土家族薅草鑼鼓所在的百里峽地區山高、谷深、坡陡、林密,即使在土地下戶后,幾千年的薅草就要打鑼鼓的習俗仍在延續,人們自發的相互換工,薅草鑼鼓仍然存在,到了90年代,在家的青壯年越來越少,學習打唱的越來越少,更由于電視、互聯網的普及,回到家里愿意向師傅請教學唱薅草鑼鼓的人越來越少,到現在已瀕臨滅絕。
《川東土家族薅草鑼鼓》內容十分豐富,題材涉及廣泛。主要方面有歷史、生產勞動知識,如“吃了煙來就唱煙,載煙就在三月間。三匹葉兒栽下地。七匹葉兒就短巔。”器物的發明與傳承,如“鼓兒三百六十釘,采鼓匠人本姓陳:寅卯二時出去采,申酉二時收回城(屋)……六面圓鼓歌郎用,地頭薅草賀陽春。”原始宗教祭祀,如“歌郎與你把酒寫、老板快把刀頭(上等肉)熱。龍王你莫擇好孬、……且把龍王丟過朅、轉身又說土地爺……”禮儀孝道、男女戀愛,日常生活瑣事,打情罵俏(太陽落土四山黑,我跟情姐借個歇;雖然是個蔑笆折,情姐睡得我睡得),當地歷史名人:如唱宣漢藉清朝中葉白蓮教起義領袖王三槐的“王三槐吔鬧元年(嘉慶元年,即1796年),起兵就在白秀山,打遍湖廣和四川,朝庭一計命歸天。”,天氣變化的如“眼看對門在飛燕兒(指天氣變化要下雨),下午莫非沒得方兒(沒有活干了),準備蓑衣和草帽(土家人的雨具),整倒一嚇(ha)兒是一嚇(ha)兒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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