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動漫與蒙古族文化綜合傳達

　　摘 要: 蒙古族文化帶有鮮明的草原特質，同時又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變遷，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財富。進入信息化數字化新時代，民族文藝工作者面臨著如何適應民眾需求，構建兼顧不同圈層受眾的綜合傳達體系的問題，從而占領動漫產業等前沿文化陣地，尊重藝術創作與傳播規律，推陳出新，有助于發掘蒙古族文化當代價值，把握先進文化的引導作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各民族文化共同繁榮。

　　本文源自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3-19《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署批準的在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學術期刊。其前身是1999年創刊的《內蒙古林學院學報》(哲社版)。1999年原內蒙古農牧學院與原內蒙古林學院合并組建內蒙古農業大學后，更名為《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秲让晒呸r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是以反映高等院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為主要內容的學術性刊物。學報辦刊宗旨是：堅持社會主義辦刊方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評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貫徹“雙百”方針，繁榮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為高校改革、發展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

　　關鍵詞: 蒙古族動漫; 蒙古族文化; 綜合傳達

　　習近平同志指出: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1] “我國少數民族能歌善舞，長期以來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藝成果，這是我國文藝的瑰寶，要保護好、發展好，讓它們在祖國文藝百花園中綻放出更加絢麗的光彩。”[2]民族文化要與時代接軌、向世界接軌，打造富有影響力的民族文化品牌，實現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創造、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蒙古族文化既是中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同時又是世界性的文化象征與歷史結晶，蒙古族文化與各民族文化之間長期以來交織形成的精神紐帶是我國安定統一與民族團結的重要保障，以烏蘭牧騎為標志的蒙古族文化生產創新模式更是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前沿陣地。本文基于這一背景探討蒙古族動漫與蒙古族文化的綜合傳達問題。在融媒體飛速發展的當代社會，動漫以其靈活豐富的表現形式成為跨越傳統電影、電視劇、電視廣告、網視、游戲等視聽媒體的連結，同時又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門類持續發展，對人們的觀念世界產生深遠影響。近年來，國產動漫勃然而起，一掃頹勢，值此機遇，蒙古族動漫若能確立自身作品精神，守正創新，面向未來，著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則可成為豐富新時代中華文化多元性、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生力軍。因此，剖析蒙古族動漫與蒙古族文化傳達之關聯與進路也就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

　　一、我國蒙古族動漫藝術發展現狀

　　動漫是創造運動的藝術，富有活力的表現形式與獨特的藝術感染力使其成為了當今時代符號、文化和思想的重要載體之一。動漫創作不受時空和地域的限制，創作者和觀眾之間往往能夠形成跨時空、跨民族、跨文化的對話，因而具有其特殊性。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動漫創作實踐歷史表明，要想將民族文化通過動漫這一載體來實現繼承、發展和傳揚，無法一蹴而就，也無法一勞永逸。

　　上世紀我國民族動漫曾有過一段輝煌的“中國學派”時期，但是隨著“美術片”創作環境發生劇變和美日動漫的涌入，我國民族動漫受到較大沖擊，就此進入了相對茫然與失位的時期，隨著《大圣歸來》等商業動畫電影的成功，直到近年來才有再度崛起的跡象。

　　蒙古族動漫即由我國蒙古族或對蒙古族文化有深入研究的藝術工作者創作或指導創作的作為蒙古族文化載體的動漫作品，是我國民族動漫的分支，也是當代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本文中，筆者主要討論作為藝術門類，擁有獨立作品的動漫。

　　我國的蒙古族動漫在上世紀 50—80 年代“中國學派”的興旺發展時期同樣產生過膾炙人口的作品，有講述為拯救生產隊羊群而在暴雪中奔走的龍梅、玉榮故事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和講述能與動物對話、為民眾排憂解難的英雄故事《獵人海力布》。而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蒙古族動漫作品產出較多，也收獲了一定榮譽，如 2006 年中央電視臺制作了長篇電視動漫《烏蘭其其格》，2007 年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斥資制作的《勇士》獲得第十六屆金雞百花獎最佳美術片獎[3]，2012 年網絡動漫《江格爾》以實驗動漫的形式講述民間史詩， 2017 年內蒙古動畫學院與安達文化傳媒公司聯合制作的《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獲得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最佳劇本獎[4]。但這些作品在市場上反響平平，其中長篇電影《勇士》票房僅有 925.9 萬元[5]。2018 年，安達文化傳媒公司“中國經典民間故事之蒙古族經典民間故事”網絡動畫制作項目被選為“中國經典民間故事動畫創作工程 ( 網絡動畫片) 重點扶持項目”[6]，體現出我國對少數民族動漫事業的重視，也證明蒙古族動漫的制作經驗和制作水平并不差。

　　盡管我國蒙古族動漫在發展過程中的當下形勢不甚理想，但也同樣能夠辯證分析出，其中蘊藏著蒙古族民族動畫發展的脈絡與前景。就內容而言，蒙古族動漫的發展逐漸展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具體體現為:

　　( 一) 尋求風格形式上的創新

　　從單純講述英雄事跡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到出場角色眾多、各具特色的《勇士》，可以看出新時代動漫創作者把握觀眾心理，將民族服飾、民族文化通過動漫手法表現出來的創作潛意識，然而作品總體而言缺乏去繁留簡、去粗留精的過程，例如人物外觀過于復雜、情節設計偏向古板等，未能充分發揮動漫獨特的抽象性、靈動性優勢，使得成品顯得精美有余，吸引力不足。

　　( 二) 不斷深入挖掘傳統故事與動漫媒介相結合的可能性

　　從當前蒙古族動漫作品的選材即可看出，無論是蒙古族人民膾炙人口的成吉思汗的故事，還是流傳于蒙古族地區的民間傳說，都仍然能夠保持其文化魅力。然而傳統故事若想煥發新活力，就勢必要適應新的媒介載體。動漫既非歷史電影電視劇，更非紀錄片，其非實拍的特性決定了其無法以紀實的方式打動觀眾，動漫制作也并非借配音演員之口將傳統故事轉述即可。動漫《成吉思汗的兩匹白馬》從某種程度上看到了傳統故事在文化傳達方面的局限性，力求從“白馬”這一活潑忠誠、惹人喜愛的傳說動物形象引出草原人民踏實肯干的精神傳統，從而引發觀眾的共鳴，然而仍舊過于鋪陳直敘，使得傳說應有的瑰麗色彩和動漫媒介的靈韻張力未能形成較好的交融升華。

　　( 三) 體現出我國蒙古族文化對當代中國社會、當代媒介的適應力

　　無論如何，蒙古族動漫的不斷創新發展都表明了蒙古族文化能夠與當代視聽媒介相接軌，承擔起新時代文化傳承進步的使命，因此也就必然能與當代社會相連接。蒙古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當代中華民族文化蓬勃發展的源泉之一，如果將蒙古族文化單純視作一種“傳統”或一種“遺產”，本身都窄化了其定義，縮減了其內涵。蒙古族動漫若要打造自身品牌，就應積極打破現有的思維定勢。從目前來看，蒙古族動漫的發展現狀反映出當前蒙古族動漫的蒙古族文化傳達仍然處于不斷實踐探索階段之中。

　　二、從當代蒙古族文化視野觀照蒙古族動漫發展

　　民族藝術是民族文化的豐碑，民族文化是民族藝術的源泉。可以預見，隨著當代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民眾生活日益復雜多元，當代民族藝術越要發展自身，就越要深深根植于社會生活土壤中。而動漫藝術相對于其他藝術門類而言影響力較小，起步較晚，行業發展經驗積累不充分，若要奮起直追，就愈發不能將視野局限于對傳統藝術的附和，而應著眼與創造和發展新的精神與內核。從美國的《花木蘭》、《功夫熊貓》到我國《大圣歸來》和《哪吒·魔童降世》的成功都印證了民族精神是藝術創新的不竭動力?！痘咎m》、《功夫熊貓》充斥著美式幽默和樂觀主義精神，而《大圣歸來》和《哪吒·魔童降世》則講述了新一代中青年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和抉擇難題。動漫以奇趣的主題、獨特的視覺語言、天馬行空的敘事方式展現了迥異于傳統電影的線性時空，拓寬了傳統傳媒的表現邊界，因而具有獨樹一幟的傳達效力，從而成為了橫跨電影、游戲、廣告等行業的獨特媒介。因此，當代蒙古族動漫的發展勢必追隨民族藝術文化整體發展的道路，追隨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大方向，蒙古族文化的文化意象，也正應是如同傳統游牧生活所啟示的一般實地取材、寬容自由、兼收并蓄，而非墨守成規、不善變通，這深深反映在當今人民的文化生活之中。

　　( 一) 傳統蒙古族服飾的都市化

　　蒙古族服飾是我國蒙古族動漫中最鮮明的文化符號之一，也是傳統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歷史上的草原各地區、民族間交流頻繁，其服飾也千差萬別。這一點在我國蒙古族動漫角色設計中亦有體現?！队率俊纺兄鹘前吞貭?ldquo;造型類似土默特蒙古族服飾，腳穿翹尖牛皮靴，頸部綁護身結”[7]，而《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中尚未成就大業的年輕鐵木真則僅僅身著象征質樸的灰白色長袍，而沒有象征權力地位的“答忽”( 坎肩) [8]。 2015 年的三維系列動漫《英雄江格爾》主角江格爾身著王公貴族華貴的虎裘，富有神性。然而，在現代都市生活中，蒙古族服飾向輕便易著形式發展的趨勢是當代民族文化生活化、常態化的必然趨勢，這是我國動漫創作者傳統上容易忽略的部分。相較于我國，以日本動漫中重要的元素和服為參照，大和民族的傳統服裝和服著裝程序復雜，成本高昂，今天廣泛出現在大眾視野之中的日本民族特色服裝并非和服，而是江戶時期隨著日本城市化的發展和都市大眾文化萌芽[9]衍生而出的輕便、廉價而不失美觀的現代化服飾[10]。在都市化進程中，當代蒙古族服飾一方面同樣需要通過去繁求簡的實踐過程，來進入人們日常生活，實現美觀蔽體的核心功能，使傳統服飾煥發出新的生機; 另一方面也需要適應不同地區現實經濟社會發展客觀現狀，不同歷史部落服飾間的多樣性仍然發揮著維系蒙古族文化多元特性的重要功能，具體體現在動漫角色設計上，同樣要兼顧服飾美觀性與實用性的統一，根植于當代人民生活，根植于當代中華民族共同體，而并非旨在提供一種精致、繁復、和諧與完美的“理想民族服飾”，若是一名角色的服飾繁雜到連當代本國本民族觀眾都難以記住、難以產生深入了解的興趣時，即使融入民族傳統元素再多，傳達也是無效的。

　　( 二) 蒙古族音樂文化傳統的多元化

　　歷史上作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蒙古語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漫長的口述時代。為了便于背誦和傳播，蒙古族傳統文學中簡短的詩歌形式十分發達，詩歌成為民眾精神生活的重要載體。長期以來，蒙古族文學與蒙古族音樂呈現彼此交融、互不分離的狀態，蒙古族音樂因此體現出豐富的文學性。例如傳統蒙古語說書形式“好力寶”，以四胡伴奏進行說唱，旋律明快優美，臺詞簡單易懂，內容常常以小見大，表現對自然的敬畏和對生活的熱愛。至于《江格爾》等長篇史詩，則說唱形式更為豐富，常常使用更多樂器、出演人數更多，有時亦不乏依據情節編排的舞蹈。原始粗獷的音樂文學交融形式充滿包容性與開放性，亦成為我國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蒙古族向周邊民族吸收學習，使得蒙古族文學、音樂不斷走向現代化。清代蒙古族文人哈根寶翻譯了中國傳統文學四大名著之首《紅樓夢》，自稱為曹雪芹知音[11]，《三國演義》等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也被改編成 “好力寶”的形式傳唱。有蒙古族學者指出，“東部蒙古族人說唱故事里的英雄人物雖然都是中原歷代文學英雄人物，但經說唱藝術家的藝術加工都變 成 了 具 有 濃 厚 草 原 英 雄 色 彩 的 人 物 形象”[12]?？梢娫谂c周邊文化的交流過程中，蒙古族文學形式逐漸豐滿成熟，蒙古族音樂形式也更加開放多樣，逐漸融入中華民族文化大家庭之中。蒙古族青年樂隊如九寶、杭蓋等歌曲既富有草原風情，更具有濃厚的前衛性，在國際上享有盛名。在日常生活中，傳統民謠則在發展過程中與各地區文化相結合，通過祝酒歌等形式成為普通蒙古族人民表達自我最直接、最便利的工具。全球化的社會為中華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相遇創造出了無盡的可能性，朗朗上口的蒙古族文學性音樂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具有天然的跨語言、跨文化的魅力，且易與影視、動漫等多媒體藝術進行深層次的結合?？梢灶A見，這一特質很可能成為寓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蒙古族傳統文化在當代繼續發展和向外傳播的重要驅動力。

　　( 三) 蒙古族藝術活動空間的數字化

　　蒙古族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便于拆卸重組的蒙古族包和結構簡單、便于取材制作的傳統蒙古族交通工具“勒勒車”揭示了蒙古族文化的另一重要特質，體現出歷史上游牧民族生產生活空間的游移性與共生性。歷史上的游牧民族在流動的過程中，通過多種方式與其他民族發生交流與融合，而在現代社會，蒙古族人民的生產生活方式雖然逐漸現代化。然而蒙古族文化現代化的內涵遷變方式，必然與農業文明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形式有所差異。這一特質在當代蒙古族藝術活動空間的數字化進程中有所呈現。以近年來較為知名的內蒙古自治區跨界融合類舞臺藝術項目《千古馬頌》為例，《千古馬頌》融合了蒙古族馬術、馬背雜技、舞馬表演和蒙古族歌、舞、樂等繁雜的藝術元素，其中最為重要的即是蒙古族傳統生產生活中作為核心的生存技能———馬術。在汽車日益普及的今日，馬術仍然是牧區人民放牧和經營旅游業所需的生活技能。在這部劇中，馬的活動范圍局限于舞臺，然而現代數字媒體技術卻能夠通過在舞臺上生成一個虛擬的、廣闊的“草原”，在虛擬的“草原”上，蒙古族騎手與馬得以自由地馳騁。因此，《千古馬頌》這部舞臺劇中的馬術，就同時共存著四個維度: 依舊作為當代牧民游牧生活內容的傳統維度、作為旅游奇觀性表演的他者維度、作為當代馬術騎手都市生活內容的現代維度和在當代數字化空間中得以實現的藝術維度。在這一過程中，騎手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而蒙古族的馬成為了劇中的主體。由此可以看出蒙古族文化以游移、共生的狀態平行地存在于當代社會傳統——— 現代的跨維度空間之中。正如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依賴固定的歷法，蒙古族文化不需要通過特定的節日或者特定的慶典活動來顯現于當代都市之中，相反，蒙古族藝術通過在當代都市游移共生性的活動來形成對自身的關照與建構。隨著計算機交互技術的不斷發展，蒙古族藝術活動的數字化空間也將不斷擴張，這使得當代文化能夠擺脫僵化的、壓迫性的現代都市空間，在去中心化、不斷游移的數字空間中探尋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這對于當代蒙古族動漫發展來說既是機遇，也是嚴峻的挑戰。蒙古族動漫創作者可以在如同草原般寬廣無盡的數字空間中如同策馬奔馳一般肆意揮灑自身創意，同時也必須面對來自全球化市場的嚴苛而真實的檢驗。一部動漫作品若是不能符合市場經濟效益和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只能孤芳自賞，則會迅速為人所淘汰。因此，蒙古族動漫的文化傳達問題就成為蒙古族動漫乃至我國民族動漫研究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使民族文化向世界傳播”和“如何使民族文化不斷傳承”即是這一問題對立統一的一體兩面，而其關鍵就在于擴大格局，關注當代中國人民生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向世界弘揚中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

　　三、蒙古族動漫的蒙古族文化傳達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當代蒙古族動漫產品若想實現民族文化傳達，既要考察當代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話語權問題，又應反思傳統民族族文化在歷史演進過程中的批判繼承問題，還要將問題的核心回歸于動漫這一具體藝術形式上。因此在下文中，從橫向傳播、縱向傳承和作品有效信息量三方面對其進行解析。

　　( 一) 從“文化折扣”看當代蒙古族動漫的橫向傳播

　　“文化折扣”是霍斯金斯( Colin Hoskins) 于 1988 年提出的概念，用于解釋美國文化產品能夠通行世界的原因?；羲菇鹚拐J為，由于文化差異和文化認知程度的不同，受眾在接受不熟悉的文化產品時，其興趣、理解能力等方面都會大打折扣[13]。這一概念解釋了少數族群文化產品受到市場自發性抵制的重要原因。“文化折扣”雖然揭示出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在全球市場占有過程中的兩極分化現象，但是全球文化市場的格局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若是能夠盡力擺脫“文化折扣”帶來的消極影響，就可以轉而利用這一現象來占領文化市場，獲取傳播過程中的主動權。

　　具體至動漫創作過程中，就需要創作者首先具有跨文化的開闊視野與思維，將世界動漫作為衡量我國蒙古族動漫發展的尺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模仿成功動漫的現有范式。正如迪士尼《花木蘭》無法被稱為中國動漫一般，一味模仿也無法實現蒙古族文化的有效傳播。

　　創作者應在開闊的視野下辯證地看待作為中國民族動漫分支的蒙古族動漫與世界動漫之間的關系，既要打破民族性與世界性二元對立的機械思維，又不能簡單地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將二者進行混同，而是應該將當代社會生活實踐作為衡量蒙古族動漫創作的尺度，深入挖掘具體文化符號背后的民族精神。例如，《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耗費了大量篇幅描寫馬的神駿通人性等特征，而對于成吉思汗對自然的敬畏、對神馬熾烈的渴求和得到神馬之后馳騁于天下的酣暢均一筆帶過，僅僅為描寫馬而描寫馬，難以引發觀眾的共鳴與認同。

　　應發揚蒙古族文化開放包容、游移共生的優勢，將蒙古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融合作為衡量蒙古族動漫向外傳播的尺度。由迪士尼第一部彩色動漫長篇《白雪公主》直接改編自德國童話，《獅子王》情節參考英國著名戲劇《哈姆雷特》，《龍珠》主角即是駕著筋斗云的“孫悟空”，可見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發展的，不同民族文化間的交流、碰撞與融合，才是審視與厘清本民族文化的恰當途徑。

　　( 二) 在傳統文化與當代價值結合中實現蒙古族動漫的縱向傳承

　　當前蒙古族動漫所存在的一個共同問題，就在于沒有把動漫與當代創作者自身的生活實踐有效地結合起來，創作者成為了史詩傳說的傳聲筒，使得動漫僅僅成為被動地復述經典故事的媒介，而不是一門表現運動的藝術。在《鐵木真被困山中九天九夜》中，被敵人趕入山中孤獨躲藏的鐵木真擔心家人，尋找道路逃離時，連續兩天發現白色巨石堵住了谷口，這一情節本是塑造鐵木真這一人物、表現蒙古族文化內涵的極佳時機，然而動漫中的鐵木真卻僅僅只是不厭其煩地重復“這一定是長生天的警示，我還是回去吧”等臺詞，顯得荒謬而不近人情。在人物形象設計過程中，多數蒙古族動漫呈現出盲目還原歷史形象或盲目學習外國創作手法的極端化趨勢。《勇士》的人物形象設計較為出色，不同人物的服飾各有依據，然而總體而言仍然偏向保守，沿用我國傳統美術片的統一風格。大量的實踐證明，舊有的道路無法走出“文化折扣”帶來的負面影響，蒙古族動漫若要繼續前進，就須要探索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與當代價值的有機結合。

　　探索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與當代價值的有機結合，勢必不能局限在傳統史詩的情節人物和宏大敘事之中，尤其不應該簡單復述歷史和傳說，而應該探索當代受眾的精神訴求，思考如何引發當代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探析當代生活下市民、農民和牧民的生活狀態，探索當代蒙古族文化在當代不同區域、不同時空下的表現形態。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成熟，如“抖音”“快手”等軟件正在逐漸深入社會的各個角落，“美團外賣”、“滴滴打車”“微信支付”等服務極大地改變了當代人的衣食住行方式。當代人看待世界、看待自身民族傳統文化的方式勢必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不同年齡階段的人之間也勢必產生矛盾沖突，這可以成為當代蒙古族動漫重要的故事創作靈感源泉。諸如《千與千尋》中，宮崎駿就通過設置將女主角千尋的父母自恃有錢，肆意貪吃而被變成豬，而千尋發現妖怪世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情節，表達了對消費主義時代的反思，蒙古族動漫在傳達蒙古族文化過程中也勢必面臨如何將敬畏自然的傳統價值應用于后工業時代建設生態文明的當代價值中等問題，動漫創作者應形成相關問題意識，大膽實踐，尋求創新，給出經過思考和探索后的答案，對于蒙古族傳說與史料，應當本著對歷史求真負責的態度，嘗試進行合理的現代化改編。

　　( 三) 從作品信息承載規律探索當代蒙古族動漫的有效傳達

　　川上量生的《龍貓的肚子為什么軟綿綿》是一本分析吉卜力動畫的學術性專著，通過分析宮崎駿的成功模式，川上量生指出，宮崎駿的天賦正在于把握成片畫面內容，使其“符合人腦對事物運動信息的簡化規律”，使兒童和成年觀眾都接收到有效信息量。作者通過對視覺產生過程的分析得出，動漫之所以能夠為人所接受，正是因為其對現實人物環境的簡化符合了大腦對視網膜接收到的影像的抽象化認識過程。

　　但是，正如西方古典主義繪畫和日本浮世繪有著迥異的風格一般，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的觀眾對于視聽材料的認識過程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體現出多元化的審美特征。川上量生在書中記錄了與鈴木敏夫、庵野秀明、押井守等日本動漫從業者的交流過程并從中得知，宮崎駿注重畫面表現，“先畫出分鏡，再修改劇情”，庵野秀明注重聲音，制作電影的方法“很像是制作音樂 MV”，押井守則注重描述別具一格的作品世界觀。川上量生在后文中同樣記錄了當代美國動漫制作前是“先用 3D 模型全部模擬一遍”，再由創作團隊進行評價修改，”所耗費的成本是日本動漫制作時難以想象的”[14]，因此日本動漫要和美國動漫競爭，只能夠依賴能夠恰當把握畫面的天才動漫導演。

　　與發達國家的動漫產業相比，我國動漫尤其是內蒙古地區的動漫產業客觀上存在著先天不足的條件劣勢，缺乏雄厚的資本力量支撐和充足的人才儲備，這就要求創作團隊更加理性、更加審慎地對待動漫創作過程本身，要在相同的制作成本下嘗試打破傳統模式，探索更加適合當代蒙古族文化的表現方式，以此為核心集中力量進行動漫創作。例如，馬是傳統乃至現代牧民生活中的重要成員，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符號之一，可以專注于對蒙古族人心目中駿馬在草原上理想的奔馳狀態進行表現，這要求創作團隊在熟悉牧民日常生活中馬的運動的基礎上對其理想的形式加以探索與討論。又如，根據蒙古族傳統長調和呼麥歌曲來制作一部反映當代都市生活的動漫，應該如何使畫面和情節與音樂旋律節奏相符合; 抑或一部動漫中的人物服飾設計要如何既體現傳統服飾元素，又不違背當代大眾的審美觀念，使得畫面信息量不至于超出當代觀眾的負擔，不使觀眾感到疲憊等問題都有待藝術工作者們進行探索。誠然，若要制作出一部優秀的蒙古族動漫，僅僅有些許創新點是遠遠不夠的，但著眼于當代現實蒙古族文化基礎上的藝術創新正是蒙古族動漫真正傳承發展蒙古族文化的基礎條件，也是能夠通過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的條件，而蒙古族動漫的當務之急，也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就在于創作者及相關人員應轉變觀念，將動漫藝術當作目的而非手段。比起《我在伊朗長大》、《德黑蘭的禁忌》等看似成功，實則為西方視野與價值觀操持，講述主人公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的“人道主義者”的中東動漫而言，我國民族動漫具有敘事的主體性和價值的統一性。因此蒙古族動漫在傳達蒙古族文化的同時，應批判地繼承和發展蒙古族文化，從而令世界認識新時代的民族大團結的蒙古族，塑造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而非被動等待成為以他者出現的面孔，等待西方的解構、批判。只有認識到這點，才能夠真正地投入到對蒙古族動漫的探索和創新過程中，從而提高制作成本———視聽有效信息量的轉化效率，用蒙古族文化眼光關照世界文化與時代精神，同時更用世界文化與時代精神來審視蒙古族文化，實事求是地將動漫藝術與大眾文化前進方向聯系起來，從而實現蒙古族文化在蒙古族動漫中的傳達，超越西方對東方的他者化審視，完成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從而講好民族故事，更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