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研究從最廣義上的技術大概念與藝術定義的角度進行論述。西方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的演變,實際是圍繞著文藝復興時期和 20 世紀早期對藝術定義的兩次轉向展開,由藝術從屬于技術、是技術的一種,變為與技術緊密相連但又相互區別,再變為可擯棄技術單獨存在。中國文化體系中兩者間的關系演變,也具有同樣的特點。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演變是從“融合 - 分離 - 融合”的循環往復過程,每一次轉變都是一次進步且具有不同的內涵。當今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變化已然與科技緊密相連,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終將使藝術創造的主體變為技術本身,藝術與技術的定義和關系也將不斷被重塑。
關鍵詞:中西方;藝術與技術;關系演變;從屬與摒棄
羅文杰, 美與時代(下) 發表時間:2021-09-25
關于藝術與技術或者科技間的關系,近來討論者頗多,這和當下科技飛速發展的大時代背景緊密相關。無論是探討技術發展對藝術創作產生的影響,還是兩者間的互動關系,方向都是多種多樣的。但從廣義上的技術大概念(包括藝術家掌握的創作實踐技能和科學技術等)與藝術定義的角度,關注者則少得多。在中西方美術史的整體發展脈絡中,以更宏觀的視野探究技術與藝術間的關系演變,將更有助于把握藝術發展的根本特征和思想內核,從歷史的維度探析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從而獲得啟發。
一、西方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演變
討論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應是對這兩個概念本身的定義有清晰的認知。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文化體系中,藝術與技術具有不同的涵義。以西方為例,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模仿論中,藝術被明確歸屬于“模仿者的技術”[1],此時藝術即技術的一種,技術包含藝術;至 14 世紀,琴尼尼著《畫家手冊》,也被譯為《藝術之書》《工匠之書》[2],盡管已經逐漸認識到藝術家自身想象力和才能的重要性,但這種關注藝術抑或藝術家特殊性的看法尚屬萌芽階段,主流思想仍然把藝術定義為“依靠科學而以手運作的技藝”,藝術依然屬于一種技術。在這兩個時期,藝術與技術間并沒有明確的區分,藝術作為技術中的一個門類,在范圍上從屬于技術,兩者間呈包含與被包含關系。
一切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生了改變。阿爾貝蒂的《論繪畫》[3] 雖然亦強調繪畫技法的重要性,但它已明確將普通掌握技藝的工匠同藝術家區分開來,藝術家作畫的目的在于獲得樂趣和贏得贊賞,而不僅僅是為了完成一種技藝,以此謀生或獲得財富。合格的畫家要盡可能學習人文科學,同詩人等交往,因他們的“藝術手法”有共通之處。“藝術手法”的提出很關鍵,因“手法”一詞意味著個人創造力的運用,和繪畫本身可采用形式的多樣;同時提到詩人等的廣博知識有利于激發畫家“創造性的構想”,包括“istoria” 的提出,都意味著藝術有別于實際制造活動,而是在腦海中進行想象和塑造,這強調了藝術家區別于工匠的獨特想象力及才智。實際上,《論繪畫》中已經明確把藝術與技術、工匠與藝術家區別開來,從它把技術僅看作畫家需掌握的一種繪畫技能來說,藝術在此時已經顯現出超越技術層面的定義——藝術(尤指繪畫)需要技術的支撐,但僅有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它還需要藝術家個人的修養。藝術與藝術家的地位顯現出一種特殊性,使兩者突破以往單純技術和畫匠定義的局限,而具有了遠遠超出可復制性技能、一般勞力制造者的“不可替代性”。
技術是藝術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一位畫家開啟繪畫生涯的第一步即學習技法,而每一位都能“學習技法”,恰恰說明單純的繪畫技術與其他各種技術沒有什么不同,掌握得好不好另說,這至少說明同技術相等的藝術,是具有可重現、可復制、可模式化和可批量化生產的可能性的,它可被任何一位同樣掌握技術的人替代;但如果加上對藝術家個人想象力和“天才式”稟賦的重視,藝術就將超越純粹技術的范疇,變成個人感性審美與熟練技藝的完美結合。技術可復制,但人尤其是藝術家的天資,則是獨一無二。
文藝復興時期正是認識到了人的或者說藝術家的重要價值,才逐漸使藝術與技術區別開來,迎來西方對藝術定義的第一次轉向:由從屬于技術變為與純粹技術區別開來,甚至呈現凌駕于技術之上的傾向。藝術與技術實際已分屬兩個范疇,一個是由個人創造的、具有獨特審美意義的作品,一個是可供學習與掌握的實踐技能。一方面由于該時期藝術的形式仍然以傳統的繪畫、雕塑、建筑等為主,藝術與技術依舊密不可分,技術是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藝術的基礎;另一方面,對藝術脫離功利或是實用性的、存粹精神審美性的進一步發現,使藝術有別于一般的技術而具有更高層次的社會功用,兩者的關系更加復雜,筆者擬用圖像(如圖 1)表示:
審美與技術的重疊處產生了文藝復興時期所謂的藝術,其中根本,是對藝術及藝術家特殊精神審美力量的正確感知。這使整個西方世界對藝術的定義向前邁進一大步,并體現出這樣一種趨向:藝術中的審美性和技術性成為一對相互區別、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矛盾性范疇,兩者不斷對抗的同時又相互交融為一個整體,誰能占據上風,誰就能決定藝術定義的偏向本身。最終結果是導致技術因素在藝術中的地位被有意識地降低,藝術家主體性、藝術作品形式本身及觀者感受被抬高。
總結起來,即藝術中的感性或審美因素逐漸壓過理性技術層面因素。
這在之后瓦薩里的《著名畫家、雕塑家、建筑家傳》[4],到 18 世紀現代意義上藝術批評的出現,再到 19 世紀立普斯的“移情說”、沃爾夫林形式主義風格分析 [5] 等,都顯現出這一特征。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藝術中的技術因素無人關注,逐漸被消解。只要從文藝復興時期,或者說古希臘時期便存在的傳統藝術形式,包括繪畫、建筑、雕塑等,本身沒有產生創造方式上的突破,就依然需要技藝上的支撐,藝術與技術就將永遠產生聯系,永遠被捆綁在一起。
而一旦藝術的創造方式不再需要技術,那么藝術與技術之間即宣告解綁,兩者徹底歸屬于兩個不同的陣營。此時的藝術與技術,可能只存在一種關系,那就是對比、比照關系:技術之于藝術,其存在是為了純粹作為參照物,以顯示兩者間的不同。換句話說,就兩者本身定義和能產生相互作用的聯系而言,藝術與技術將毫無關系。
這個時期來得不算晚,從 19 世紀中晚期印象派、新印象派到后印象主義開始,對畫家直接視覺經驗、科學色彩理論及畫面情感張力的重視,都使藝術的表達形式展現出與傳統繪畫截然不同的特征。至 20 世紀初的達達主義,對傳統道德及美學觀念的批判達到高潮,當杜尚把小便池搬上展臺,現成品成為了藝術品,宣告西方藝術迎來第二次大轉向:由與技術相連但超越單純技術,變為可擯棄技術單獨存在。
如果說在此之前的藝術家還需經過嚴密的技法訓練,杜尚及之后的藝術家則已經有意識地呈現反叛技術、脫離技術的傾向。至少傳統藝術肉眼可見地對藝術家的技術功底有一定的要求,哪怕是野獸主義、立體主義的夸張、變形的形體,和至上主義、風格派極簡的抽象幾何圖形,都至少需要動手去親自構造、組合,但將幾乎毫無被藝術家加工的現成品直接搬上藝術舞臺,實在讓人看不出這其中有何藝術性“技術”可言。
但這只是單純從技術角度討論,需知現代藝術、后現代藝術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打破傳統藝術定義,尋求多角度重塑藝術概念的可能性。除了現成品,觀念藝術認為藝術家無需創造物質形態,而是將觀念傳達給觀眾即可的理論,同樣顯出與技術的分離傾向;德國激浪派提倡的與日常生活無界限、無區別的藝術形式,伊夫·克萊因、博伊斯的行為藝術等,都擺脫了對技術因素的依賴。他們不是靠“手”、不是用經過訓練的某種技能來創造作品,而是以自己的身體、行為、現成用品等作為呈現媒介,傳達藝術性理念及精神上的反思。第二次轉向后的藝術與技術的關系同樣用圖像(如圖 2)表示:
這里的技術,可簡要定義為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時所需掌握和使用的技能,不包括非藝術家賦予的、藝術品被制造中采用的技術性因素,如現成品中蘊涵的現代機器生產、合成材料等科技手段。
傳統的藝術方式依舊存在,因此某些藝術門類依舊和技術相關;但藝術本身的范圍及形式得到極大擴寬,部分藝術可以脫離技術存在,不再受到技術的束縛,藝術家的創造力、甚至是極富爭議性的“異想”因此能更自由地、更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并受到尊重。對技術限制的打破,是藝術概念更進一步被大眾正確認知、藝術定義變得更加成熟的標志之一,直到此時,西方世界對藝術的界說才定型——真正的藝術是人為的、具有獨特審美意義的創作過程或結果,與技術并不必然相關。此定義依舊適用于當代。
二、中國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演變
按照同樣的邏輯,亦可對中國文化中藝術與技術的關系進行簡要探討。
在中國早期的相關論述中,“藝”與“術”最初是被分開表述的,至《后漢書·伏湛傳》明言“藝術”二字,唐代李賢注:“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6] 古代“藝術”包括了“方術”,是儒家六藝及方技等各種技術的總和,有時也特指經術或是繪畫、文學等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形式,詳細考證起來頗為復雜。前兩種指代,都意味著藝術本身就是技術的一種或幾種技術的總和,包含在技術概念之內,不再過多討論。而包括繪畫、雕塑等在內的第三種藝術指代(尤其指繪畫),則經歷了幾次重大轉變。
先秦至漢代,主要的藝術門類包括工藝美術、雕塑、建筑、繪畫等,無論是較具代表性的青銅器鑄造、墓室宮寺壁畫、帛畫,還是工藝裝飾,都被看作是技術的一種,進行這些活動的絕大多數是無名的工匠。此時進行壁畫繪制、創造精美工藝品等活動,與會修田筑壩、砌墻編筐沒有什么不同,本質都是一種技能,至少從現存史料中對這些藝術形式制造過程、創作者和其功能的有關信息來看,藝術都未脫離技術的范圍,仍作為一種單純技術而存在,藝術家同普通工匠亦區別不大。這和古希臘時期對藝術的定義是相通的,但古希臘時期尚留下了眾多藝術家的姓名,中國這時期除了極少數藝術家名姓可考外,大部分資料都缺失,這也從側面說明此時對藝術的認知極度不足。
魏晉南北朝在認識藝術創作上有很大的進步,出現了專業畫家。有記載的第一位畫家是東吳的曹不興 [7],之后的衛協、顧愷之、陸探微再到曹仲達、楊子華等,都以擅長繪畫知名于世,在構圖技巧、形象表現和手法上都創造了藝術家個人的鮮明風格,同一般的技術性工匠區分開來。魏晉重個人才能和理想人格表達的開放風氣,使藝術中注重自我表現的感性及創造力的一面受到關注,在該時期大量的繪畫理論中,強調了對繪畫人物氣韻、神采、氣質的體現,畫家獨特風格畫法如“春蠶吐絲”“秀骨清像”“曹衣出水”等,都是藝術家通過個人的藝術實踐,探索出的能體現畫中人物精神世界的藝術風格及表現手法,這就使藝術特有的審美性和精神創造性得以展現,與單純的技術是天壤之別 [8]。
可以說,魏晉南北朝對藝術家想象力和創造力的肯定,對藝術創作手法多樣性的探索,以及對藝術品帶來的獨特審美愉悅的感知,都使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迎來第一次轉變:藝術由完全從屬于技術變為逐漸跳脫出純粹技術的局限,具有單純技術所沒有的發揮創造者想象力、表達創作者情感和帶給觀者以美的體驗的特點;但又因此時的藝術還是繪畫、雕塑、音樂等種類,同技術仍緊密相連,兩者既相互區別又不可完全分離。與西方文藝復興第一次轉向極為相似(如圖 1)。
這種對藝術有別于技術的正確認知,在魏晉之后不斷發展,至宋代文人士大夫繪畫潮流的興起,進一步將藝術與技術、藝術家與畫工區分開。“戾家”與行家相對,意味著文人、士大夫畫家與職業畫家的不同,實際是將藝術(指繪畫)簡要分為兩個類別:一類是側重直抒畫家個人主觀情感的的文人士大夫業余繪畫;一類是更關注技巧和畫面形象構造的職業繪畫,并強調兩者的差別。這兩類藝術各有特征和偏向,與技術的關系,或者說技術因素在其中所處的地位有所不同:士大夫繪畫反對拘泥于形式和描摹技巧,追求直抒胸臆的個人情趣表達,不是說否定技術,而是認為情感表達較之單純技巧更為重要一些,感性因素位于技術因素之上;職業畫家包括民間與宮廷畫家,受自身身份和所服務階層的需求等限制,更偏重運用寫實技巧狀物繪形,畫作構思主要是為了迎合市場或是貴族皇家的取向,自然無法過多表露個人的審美趣味,這類畫作中技術的地位高于情感性表達。藝術中的各類因素隨著藝術家身份、藝術創作的目的、藝術品功能定位的不同而不斷變化,實質上可融合為一對主要矛盾,即審美性與技術性間的對立統一過程。
宋代藝術中的情感因素和技術因素尚處在相互抗衡階段,各自在不同類別的藝術形式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到了元代,重視主觀意趣表現的文人畫占據重要地位,一度成為畫壇主流,這和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密切相關;明清時期,在延續宋元文人畫傳統的基礎上,涌現出前代所未有的新畫派、新畫法和新風格,無論是人物、山水還是花鳥畫,都表現出更強烈的寫意性,重視寫實、工筆技巧的畫風也有了新進展。但整體上,更注重主觀情感表達的文人士大夫畫,地位逐漸超過以技巧表現為主的傳統職業繪畫,成為元至清代最具突破性、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藝術表現風格。職業畫家也受到文人畫風影響,如清中期的宮廷山水、花鳥畫,受到清初正統派“六家”(指“四王” 與吳歷、惲壽平)影響,出現文人畫傾向;“揚州八怪”等的畫風也著重直抒胸臆、表達個人思想情感,充滿了創造性與獨特個性,呈現半文人半職業的特點,實際是文人化了的職業畫家或是職業化了的文人畫家。總之,重視藝術家或是作品本身的情感表達的風格,亦可稱之為文人或寫意畫風,大體上牢牢占據了元以來的畫壇而與之相應的以技術呈現較客觀物象的繪畫依然延續,但已不再是最具有活力和代表性的部分了。
藝術的定義明顯地偏向于審美性或者說情感性因素,審美與技術作為矛盾的雙方,由宋代的地位大致相當轉變為以審美為上。一方面,中國藝術在藝術類別、形式上依舊沿襲傳統,并未像 20 世紀西方那樣產生可同技術完全分離的藝術創作方式,使藝術始終與技術相連,相輔相成;另一方面,藝術與技術進一步區分開來,藝術中蘊涵的技術性因素地位漸低,技術對藝術的影響愈見式微。
此處再次與上文對西方藝術的討論相通。雖然中、西方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思想體系,但對藝術概念的理解過程,以及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演變過程出奇一致,展現出同樣的趨勢:藝術中包含的感性或審美層面逐漸變得比技術性層面更重要。這本質上是整個社會逐漸對藝術的真正涵義有了更清晰和成熟的認知,將其和純粹技術區別開來,正是這種進步的表現之一。
魏晉時期的第一次轉向后,經宋元至明清,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基本保持不變。晚清西學東漸,中國人對藝術概念的理解逐漸同國際接軌,20 世紀初期西方藝術定義完成第二次轉變,同樣顛覆了中國人對藝術的認知,對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看法同西方一樣迎來第二次轉向:藝術可脫離技術而存在。嚴謹地說,在中國文化本土體系中,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只發生了一次轉向,第二次轉向完全是受西方藝術變革的影響,但無論怎樣,中國社會對藝術概念的理解確實是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
三、對當代及未來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一些看法
如果說到目前為止,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變化還是圍繞著對藝術定義的變化展開的話,未來則很可能將圍繞對 “技術”定義的轉變展開。這種轉變早已經出現了苗頭,從兩次工業革命開始,傳統的手工生產逐漸被機器大生產替代,使技術一詞的涵義得到豐富,不僅是指純靠雙手制造物品的技藝,更包括了具有創造性的科研發明,科學技術成為一種固定化的詞組,擴寬了技術的范圍。機器制造、新工具手段的出現,如各式交通工具、生物醫學、載人航天技術等,雖然依托于腦力性研究,但仍然屬于技術范圍,是由人創造或掌握的、能直接運用于實踐、改變世界的一種手段,它本身并不具有作用于精神世界、產生審美感受的功能,這也是其與藝術最根本的區別所在。
但近幾十年間,隨著納米技術、4D 智能打印,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興起,同科技緊密結合的藝術形式涌現,如虛擬藝術、生物藝術、數碼藝術等 [9],都在當代藝術中占領了一席之地。這些藝術形式大量地運用了數字技術,甚至出現藝術家直接使用數字化手段展現數字化圖像作為藝術品的現象。如果說杜尚將工業現成品擺上展臺,意味著傳統的依靠“手”上技巧進行創作的藝術家定義被打破,藝術家不一定是“手藝人”,也可能只是一位思想家、一位反叛者,能通過任意媒介表達出自己對藝術本身的反思,那么,一張純粹依靠電腦打印出的亂碼圖、一尊用 3D 或 4D 打印機制造出的立體模型、一節等量放大了的芯片晶體管也被搬進了美術館,則宣告了藝術家可能同時是一位程序設計師、生物工程師,藝術家與技術工作者的身份界限被模糊了,技術本身可能就是一種藝術,技術與藝術間的界限也被模糊掉了。上文討論到的“技術與審美的交疊處產生了藝術”,是以技術與審美間存在差別為前提的,但以展現純粹技術性成果的藝術形式的出現,則使技術本身具有了審美性特征。
說來有些荒誕,人類從古希臘開始努力了兩千多年,終于使藝術與技術區別開來,在此刻又糾纏回到了最初的論點。盡管兩者有根本的不同,古代是沒有正確認識到藝術具有的審美特性,以為藝術純粹是一種技術;當代或是不久的將來則是將審美的范圍擴寬到技術本身,把技術當作一種藝術性創造來看待。前者是把藝術簡單“技術化”,后者是將技術的展示作為一種視覺藝術的形式,使技術變得“藝術化”。
但兩者造成的結果都是藝術與技術概念的相互交融。這本質上構成了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由融合到分離再到融合。不是回到原點或倒退,而是又向前推進了一圈,在新階段、新認識的基礎上按照相似的邏輯對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進行探究,這和不斷發展的社會科技文化水平步調相符。
技術的藝術化在當代已經顯露,但還未成為大眾的共識,不能完全算作是藝術定義的一次轉向。但作為一種必然的演變趨勢,它的黃金時代就在不遠的將來。在技術藝術化后,下一步定然又是技術與藝術的相互分離(或者說相互區別),上一圈的分離主要圍繞藝術展開,再次融合卻落腳到技術上,這給予人啟示:藝術與技術間關系的演變,在未來必然是以科技的發展為核心的,科技改變世界,也必將重塑藝術。新工具手段的出現,如各種繪圖軟件、電腦測繪和 3D 打印機等,改變了藝術的創作方式;多媒體設備、虛擬交互技術的運用,改變了藝術的傳達和呈現方式;科技探索未知領域,為藝術提供靈感;新技術材料的涌現,賦予藝術品新的表現形式;高度智能化的社會將改變人的世界觀和各種價值判斷標準。或許到了那時,藝術和技術將具有與現在截然不同的定義。
技術與藝術都以人為創造主體,這是兩者現今含義的基本前提。假設有一天,技術與藝術不再需要人去創造,或者說人不再是能創造出技術或藝術的唯一存在,藝術與技術的概念將會發生怎樣的巨變?兩者間的關系將被重新洗牌成什么樣?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或許會使假設變為現實,阿爾法(Alpha Go)機器人已經在圍棋領域打敗了人類,未來是否會有能自主進行創作的機器人在藝術領域戰勝人類呢?答案極有可能是肯定的。
當技術或者技術的成果本身可以創造藝術,技術將變成什么,藝術將變成什么,人類將變成什么,社會將變成什么,乃至宇宙將變成什么,這一系列的追問都是以科技的發展為爆點產生的連鎖反應。
待這一天終于來臨,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又會迎來一次反轉,這對整個人類社會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
四、結語
行文至此,可對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作一個總結:
首先,藝術與技術的關系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域的不同歷史時期各有不同,需分情況討論,且始終處于變化發展中。
但這又有相通之處,在中國與西方的演變過程皆可大致概括為:藝術從屬于技術——與技術區別開來又緊密相連——反叛技術、可脫離技術存在。
兩者關系產生變化的基礎是對藝術中蘊涵的獨特審美性因素的正確發掘,演變的過程實際就是藝術中感性或審美因素與技術因素對地位的爭奪過程,最終的結果是導致藝術概念定義的轉變。
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變化,從根本上是人類對藝術本質的認知過程的縮影,或許藝術最不同于技術之處,就在于它可不斷延展和打破自身的定義,常探常新。藝術與技術間的關系演變仍在繼續,未來會發生怎樣的轉變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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