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刊發法官法律解釋權的建構

　　論文摘要 法律解釋是重要的法律方法之一，是對法律規范的涵義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等所作的說明，是法律適用過程中的必要手段和步驟，是司法過程的題中應有之意。不同于英美法系的法官一般擁有完整的法律解釋權，我國目前法律解釋體制是混亂的，其法律解釋主體多元的特點與實際的司法實踐具有嚴重的不適應性。本文試圖從制度上統一規范法官的法律解釋權具備必要性和現實可能性這一角度談談個人淺見。

　　關鍵詞:論文刊發,法官,法律解釋,權力建構

　　一、法官法律解釋權的理論分析

　　(一)何為法律解釋，法律緣何需要解釋

　　根據主體與效力的不同，法律解釋可分為廣義的法律解釋和狹義的法律解釋。本文欲探討的是法官的法律解釋權，即有權機關對現行法律規范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因此所用法律解釋指的是狹義的法律解釋。然法律為何需要解釋?首先，法律作為規范性文本，是以語詞作為表達方式來傳達法律觀念的行為規范。而語詞天然地具有多義的特點，特定語詞所表達的觀念在不同的人的理解也非完全統一。其次，法律一經制定即固定，而現實的生活、法律所欲調整的社會關系無不處于時刻變化之中，法律尤其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滯后性。因此，不管立法者如何完善立法，在法律適用過程中，總會遭遇表達不清的法條、不確定的法律概念以及概括性條款等，法律適用者必須根據一定方法，在法律許可范圍內，作出具體解釋，以保證法律明確公正地適用。概言之，法律解釋是溝通法律規范與待裁定事實的橋梁。

　　(二)法律解釋權的配置探析

　　法律解釋的主體，即擁有法律解釋權的，有權對現行法律規范作出一定解釋的機關或個人。那么，法律解釋權應當如何配置，最合理恰當的法律解釋主體是誰?陳金釗教授所言：“所謂法律解釋權，就是司法主體在案件審理時對各種形式的法源以及事實的法律意義進行闡釋說明的權力。”也就是說，法律解釋權作為一種釋明權，是與法律適用和事實認定密切聯系的。從法律方法論的意義上說，法律解釋是在司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具有直接法律拘束力的分析闡明活動，那么法律解釋的主體則理當是作為司法裁判主體的法官。

　　1.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律解釋權屬于司法權的范疇。由于其普通法的文化傳統，法官一般擁有完整的法律解釋權，包括對判例法和制定法的解釋。這些國家的法官作為接受完善法律教育的法律家，他們所作的司法判決通常包含了完整的對法律事實的理解和法律適用的解釋，且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認可和尊重。

　　2.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解釋權的配置經歷了幾番變遷。作為對大陸法系有重要影響的羅馬法，其司法者一度掌握法律解釋權。 19世紀，為了修正完全依賴立法機關的權威解釋的弊端，大陸法系的代表德國、法國先后建立了最高法院復審制度和“上訴法庭”，這在制度上認可了法官解釋法律的合法性。發展至今，大陸法系國家當前基本承認并且愈加重視法官的法律解釋權。

　　3.在我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皇權始終壟斷所有國家權力，包括法律解釋權。至清末和民國時期，統治者學習西方，形式上確定由最高司法機關統一行使法律解釋權，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其享有法律解釋權。 但隨著新中國成立，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解釋體制，這方面后文第二部分將做詳述。

　　二、我國現行法律解釋體系的檢視

　　(一)多元法律解釋體制的立法規定

　　我國現行法律有關法律解釋的規定主要包括：《憲法》第六十七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和法律”;《立法法》規定：“法律解釋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在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進行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規定：“凡屬于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運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解釋如果有原則性的分歧，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或決定，不屬于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由國務院及主管部門進行解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認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發布的規章與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不一致的，以及國務院部、委制定、發布的規章之間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情國務院作出解釋或者裁決。”

　　根據解釋主體、內容、權限的不同，我國現行法律解釋體制包括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法官并未涵蓋在法律解釋主體的范圍之內。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八條規定的法官的權利中，并不包括法律解釋權，因此，根據“公權，法無明文規定即禁止”的法治原則，在適用法律裁判個案時，法官須服從現行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而不得隨意解釋法律。

　　(二)多元法律解釋體制的缺陷

　　從上述的法律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現行的各個法律解釋主體之間的權力分工是模糊的，且不同主體對同一法律問題的理解也極有可能并不相同。這種解釋主體多元化的特點造成了法律在司法實踐中具體個案的適用偏差，造成了混亂的解釋現象。

　　1.立法解釋和立法一樣，都具有一定的僵化性，且觀察我國的法律解釋實踐，相對于社會關系的急劇變化，立法解釋出臺的數量可謂少之又少，難以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

　　2.現行法律明確規定的是凡屬審判工作或檢察工作中如何適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檢察院解釋。但在現有的司法解釋中，絕大多數的司法解釋都是沒有針對具體對象和具體案件的抽象解釋，是對一般性法律問題的解釋，而非適用過程中出現具體問題。甚至于有些司法解釋規范了法律未涉及的領域。司法解釋比立法以及立法解釋更加詳實，更多的成為指導法院的實際工作的規范。司法解釋在實踐中已超越法律所賦予的職權，“司法解釋立法化”現象普遍，然而卻并無法律相關的程序規制，長此以往必然損害我國整個法律體系的健康發展。

　　3.行政解釋是我國法律解釋體制中較有特色但卻含義模糊的一類。且不說這里行政解釋究竟指的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解釋其做出的法律規范還是在其行使職權時對適用法律法規做出解釋，都必然不符合權力分立的原則，不利于我國法治的進步。

　　三、我國法官法律解釋權的建構

　　合理配置法律解釋權，規范法律解釋主體可以說是目前解決我國混亂的法律解釋體制的首要任務。結合上文分析，筆者認為可以明確適用法律審判具體案件的法官必然應具備法律解釋權。

　　(一)法官解釋法律的方法

　　法官解釋法律并非隨心所欲，在法官對解釋法律擁有自由裁量權，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制約。齊佩利烏斯在其《法學方法論》一書中提出，通過“論辯”各種解釋論據確定“恰當的”語義。也就是說，法官在處理個案時，應整體考慮各種可能的解釋，選擇就待處理案件而言最可實現法益最大化和公正結果的解釋論據，確定待解釋的法律涵義。但是，所確定的法律涵義必須在法律解釋的限度之內。

　　1.法律解釋的限度。第一，法律解釋的界限應是法律語詞的可能語義的界限。所謂語義空間的界限是指對某一語詞可賦予哪些涵義。如何辨別法律可能的涵義應以法律共同體的語言習慣為標準，基本遵從用語慣例。法官在法律用語的語義范圍內作出選擇時應考慮法律的可計算性和可預見性，并應給出使用此種意義而舍棄彼種意義的相應理由，使其解釋正當化。

　　第二，法律解釋原則上不能突破明顯可確認的立法者的目的，除非該立法者的目的明顯違背公平正義而不可接受。針對法律解釋目的的理解不同，有主觀解釋理論和客觀解釋理論的爭論，法律解釋要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的意圖還是要考察法律本身的意圖。然而無論傾向哪種解釋理論，法律適用者都不能以自己的法律政治決定代替立法者的法律政治決定，在解釋法律時，制定該法律的特定的目的無論如何都是不能背離的。

　　第三，法律解釋不能與更高位階的法律相抵觸。一國現行法律規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根據位階原則和效力規則發生作用。低位階法律規范不得與高位階法律規范相違背，同位階法律規范的效力相同。因此，法律使用者所選擇的解釋必須使被解釋的法律規范不與更高位階或是同位階的法律規范相抵觸，以保證被解釋的法律規范的有效性。

　　2.法律解釋是一個論辯性的選擇和決定過程。“法律解釋的任務——即在各種可能的語義中確定恰當語義的活動——實質上即是在支持對特定法律賦予此意義或彼意義的各種理由進行衡量的過程。” 那么法官在確定語義時應考慮的理由應是什么?從總體上來說，為了實現法律秩序的社會整合功能和法律的合法性主張，法庭判決必須同時滿足判決的自洽性和合理的可接受性這兩個條件。 一方面，法的確定性原則要求判決是在現行法律秩序中自洽地作出，另一方面合法性的主張要求判決不僅與過去類似案例的處理相一致、與現行法律制度相符合，而且也應該在有關問題上得到合理論證，從而所有參與者都能把它作為合理的東西加以接受。法官在處理個案過程必須做出法律解釋時，這兩個條件也是考慮的首要標準。在面對個案時，法官應具體分析使法律解釋正當化的因素，對涉案的法益綜合衡量，努力在相互競合的不同利益之間達成公正的妥協，并且在這一前提下實現效益的最大化。

　　(二)法官解釋法律的約束

　　法律解釋權作為重要司法權，雖有賦予法官的必要，但若對其毫不加以約束，法官得以自主操作個案，則難免出現濫用法律解釋權的情形，極不利于我國司法的健康發展。由此，在規定法官解釋法律的同時，必須對這一權力設置明確的約束。

　　1.法律解釋的論辯過程應詳細記錄于裁判文書中。法律解釋作為法官在處理個案時對涉案的法律規范的論辯性的選擇和決定過程，帶有法官個人一定的主觀性。而裁判文書是記載了法官對法律事實的重構、法律的選擇和涵攝的論證過程的永久性的可查證的文書材料。將法官對被解釋法律規范的選擇和決定過程詳細記錄于裁判文書，有助于監督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有助于所有案件參與者明確了解法官的思維過程，增加判決的可接受性。

　　2.提高法官的法學素養。法律解釋的前提是對法律的充分理解，對法律價值的充分認識。運用法律解釋公正合理作出司法裁判需要法官具備良好的法學素養，例如論證說理技巧等。法官的法學素養直接影響到法官判決的公正權威性。英美等國法官具有很高的權威，很大程度上是其法律教育的完善，法官的法學素養在社會得到公認。

　　3.制度上規定不當使用法律解釋權的后果。每一項權力在被許可的同時，都應規定一定的制度約束，法律解釋權也不外如是。再有自制的法官，同樣需要一定的威懾，以尊重法律賦予的權力。因此，必須設置監督懲罰機制，應對不當使用法律解釋權。如設置監察機構，定期檢查法官所做裁判文書，若有解釋法律情況，是否理由恰當。

　　(三)法官解釋法律的意義

　　上文已經詳細敘述了賦予法官法律解釋權的必要性，從側面反映了賦予法官法律解釋權的意義，這里簡要補充兩點。(1)推動法律變革，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法治離不開法律解釋的推動。從法律自身來說，法律具有許多不明確的地方，不少法律在實施過程中必須經過解釋才能用于個案。而法治的實現就表現為法律在社會中得到貫徹實施，法律成為人們最根本的行為準則。(2)發揮法官主觀能動性，保證司法裁判的公正。法律不可避免的具有滯后性和不確定性，成文法對社會關系調整難免存在空白領域，而法官作為法律適用者，對發生糾紛的社會關系必須做出裁判。因此，法官在裁判個案時，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合理解釋法律規范，作出公正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