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體系的新探索

　　摘 要: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各種顯性和隱性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這為新時代防范化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重大風險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須對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體系進行新探索。從建構的主要原則來講，需變被動為主動，積極調整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 就話語的主題而言，引領國際議題設置，完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構建; 從有效途徑來看，以廣泛的非官方外交消解國家意識形態關系的隔閡; 從意識形態的主體而言，提升應對國際重大意識形態事件處置能力。

　　本文源自胡芳; 王婧涵， 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6-16

　　關鍵詞: 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 議題設置; 非傳統安全; 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作出戰略判斷，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一段時期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國外部環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深刻調整，“東升西降”的國際格局隨著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而加速演進。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云涌，全球進入加速變革期。在此背景下，國際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我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遇到的威脅和挑戰將更加突出，各種顯性和隱性的風險因素將明顯增多，這為新時代防范化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重大風險提出了新的要求。“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是國家外部安全的重要因素，是關涉國際社會“和平與發展” 的一個復雜系統，它是指“由不同國家間不同的意識形態安全體系與政策構成的國家力量關系。”[1]在中國共產黨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開局之年，亟須對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體系進行新探索，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提供理論支撐。由于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外交等諸多因素，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系統課題，筆者僅從建構的主要原則、話語的主題、有效途徑、意識形態的主體 4 個方面做一個框架分析，以期拋磚引玉。

　　一、變被動為主動: 積極調整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

　　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出現在二戰后，是冷戰期間形成的基于國家之間政治意識形態差異、為確保各自的意識形態安全而出現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集團的陣營劃分。這種國際意識形態安全狀態和體系，具有較強的民族主義、階級對立性、經濟非理性等特征，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恐懼社會主義發展的冷戰思維。究其意識形態本質，源于“美國優先論”或 “歐洲優越感”。它并沒有因為蘇東劇變宣告冷戰結束而消退，反而急于宣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終結”，沉醉于資本主義的帝國意識形態里狂歡。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在疲于復蘇經濟之際，“驚恐”地發現中國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中國家悄然“崛起”。在 2020 年中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效果差異背后，是兩種制度的優勢之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顯著彰明。2019 年中國 GDP 只相當于美國的 60%，2020 年這個占比上升為 70%。執著于意識形態之爭的美國，對于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中國開始了各種制裁和打壓。

　　長期以來，中國人民堅持和平友好原則，不惹事、不生事，戰略上以“積極防御”為主。但對于外來無事生非的挑釁，我們也不怕事，堅定不移捍衛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習近平曾指出: “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2]327 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勢力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安全攻擊將會常態化。我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亟須進行調整，應對外界對我國的沖擊應從被動防御變為主動建構。

　　1. 遵循并倡導以“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國際主流意識形態

　　當今國際意識形態亟須將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帝國意識形態轉向以“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主流意識形態。從主權國家的平等性原則而言，“作為大國，意味著對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更大責任，而不是對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更大壟斷。”[3]但是，冷戰結束以后，國際體系就被作為“一超獨大”的美國所把持，從單邊霸權主義的國際主張到“美國優先”的霸權行為暴露無遺。正如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一樣: “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4]550 。從特朗普于 2018 年向中國征收高額關稅，挑起“貿易戰”，到 2021 年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講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美國的霸權主義絲毫沒有改變。2021 年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指出“中國是唯一具有潛在綜合實力挑戰國際體制的美國主要競爭對手”，稱俄羅斯“在國際舞臺扮演破壞性的角色”; 并提出這兩個國家試圖“制約美國優勢并防止我們在世界各地捍衛我們的利益和盟友”[5]。為此，拜登政府將聯合北約、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等盟友進行合作，建立更加維護美國及其伙伴利益的國際規范，對中國這樣“威脅”到他們霸權利益的國家進行打擊。至此，我們可以看到，當今國際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實際上是一種以傳統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為依托、以強權政治為主導、以經濟( 圈) 壟斷為基礎的帝國霸權意識形態，突出的表現就是美國霸權的地緣政治以及一貫的金融大棒政策。無論俄羅斯是否已從社會主義制度轉變為“和平演變”的“民主化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曾經與美國一爭高下的原蘇聯始終被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西方國家所忌憚。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新興崛起的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威脅國”，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這個變局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表現就是國際霸權主義的合法性危機正加速演變，它已然成為“眾矢之的”，終將被世界人民和歷史所淘汰。

　　回首最近 100 多年的歷史，人類歷經磨難，砥礪前行，遭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劫難，經受了長達 40 多年的冷戰，也取得了經濟科技的驚人發展和社會的巨大進步。冷戰結束后，各國人民最殷切的訴求，就是擴大合作、共同發展; 最大的愿望，就是持久和平、共同繁榮。但西方一些戰略家固守冷戰思維，為世界描繪了一個暗淡的前途: 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大國爭霸論、世界分裂論等輪流登場。習近平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珍惜共同命運、謀求共同發展是唯一選擇，“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 的 期 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應有的擔當。”[2]539 當今世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老路走不通; 弱肉強食、以鄰為壑、轉嫁危機只會不斷制造緊張、沖突和災難; “一國獨霸”或“幾方共治”的世界政治圖景越來越沒有前途。只有全世界人民共同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才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才能給世界帶來光明的未來。人類應該回到“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共同價值上，從實踐上來說，就是回到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上，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遵循，也是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基石，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維護。2015 年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中提出: “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522 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也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做多邊主義的踐行者，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作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走的是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道路。我們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范圍，無意跟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堅持以對話彌合分歧，以談判化解爭端。”[6]11 中國堅決奉行結伴不結盟的外交原則，在聯合國憲章續留“中華墨跡”。

　　2. 以共同價值消解文化霸權

　　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來消解“普世價值”的文化霸權是重塑國際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文化霸權的本質是話語權不平衡的一種表現，壟斷話語權的階級利用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比如學校、大眾傳媒等進行思想、文化的宣傳教育，試圖對“他者”進行同化。正如馬克思所言，這些統治階級“還作為思維著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產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產和分配”[4]551 。西方的文化霸權主要表現是“普世價值觀”，就是將西方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等包裝成“普世性”的價值“外衣”強加給全世界人民。在表現形式上，以美國好萊塢影片制造的“文化帝國”最為典型， “優秀的影片”是以美國的價值觀為評價標準，文化的話語權被美國所壟斷。實際上，西方的“普世價值論” 是基于抽象人性論的假設，以某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價值觀為標準，其出發點是西方中心主義，試圖通過夸大自身價值體系與價值觀的普適性，損害甚至消解建立在與他們不一樣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基礎上的他者社會制度，目的是實現其自身階級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往往打著“共同價值”的幌子，卻塞進了許多資產階級特有的價值觀。西方國家把自己認定的“民主”“自由”標準作為普適性標準在全世界強行推行，導致處理國際關系和世界事務出現“強權主義”“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普世價值”的宣傳與蠱惑，潛移默化地對我國思想界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和影響。習近平提出: “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7]，這是他站在 “人類命運共同體”立場上，基于維護人類共同利益而提出的具有兼顧、包容和共建特質的人類共有的價值觀。“共同價值”思想是在承認階級、國家和民族利益與價值差異基礎上，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出發，基于人類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困擾人類的共同問題提出來的，其出發點是求同存異，目的是聚同化異。習近平強調，文明絕無高低優劣之分，只有姹紫嫣紅之別。所謂“西方文明先進論”只是“西方中心論”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幻像”。而“共同價值”的提出對于消解西方價值觀霸權、構建發展中國家的價值觀話語體系，提升中國在當今世界的話語權，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與深遠的歷史意義。

　　3. 以應對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挑戰消解傳統意識形態安全沖突

　　現如今，中國的迅速崛起讓世界矚目，然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我們需要對“安全”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探討。安全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意義，隨著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不斷發展，安全的分類、定義不斷擴展和外延，已然從“傳統領域”擴展到“非傳統領域”。

　　非傳統安全主要是指除去軍事、政治等傳統安全，在冷戰后出現的新型安全領域，譬如，世界經濟危機、能源危機、信息網絡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等，具有一定的突發性和跨國性。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給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帶來巨大威脅，也影響了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際交往，給國家安全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抗疫為世界贏得了時間，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習近平呼吁: “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唯有團結協作、攜手應對，國際社會才能戰勝疫情，需要各國攜手應對，努力打造衛生健康共同體。”同時，提出“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愿同各國分享防控有益做法，開展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并向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8]在應對非傳統意識形態安全上，絕不應是觀念上的沖突、互相指責、推諉責任，而是應落實到實際行動，解決實際問題。面對疫情，團結合作才是國際社會最有力的武器。

　　疫情初始，西方媒體和政客對中國的污名化有目共睹。面對當今世界西方勢力主導的意識形態，我們既要避免直接性的對抗性沖突，同時也不能陷入弱者心態，亟須改變意識形態上處于“有理說不出”的被動挨打狀態。在對外關系上，我們需要調整心態，保持理性和冷靜的態度，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人，主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給他者潛移默化影響; 對國內而言，我們應繼續保持戰略定力，不為外界所干擾，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情，講好當代中國故事。

　　世界形勢百年變局疊加全球疫情，紛繁復雜，而中國正以其強大的組織力、號召力向世界提出務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以道德感召力為世界注入了信心，推動了雙邊、多邊的國際合作。中國曾經承諾將力所能及地為其他國家提供幫助，目前中國正在無償向 69 個有急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時向 43 個國家出口疫苗[9]。后疫情時代下的中國，不僅向世界貢獻中國智慧、給出中國答案，同時也在努力實現經濟復蘇，推動科技創新，提前 10 年完成了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為世界范圍內消除貧困、實現和平發展作出了中國貢獻。

　　4. 以深化對外開放歡迎搭“順風車”作出成果 “共享”的表率

　　深化對外開放、共享發展成果是積極塑造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重要舉措。與西方拒絕他國搭“便車”的主張所不同，中國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兩者存在著重大區別。從價值理念來看，前者展現的是發展壟斷的價值理念，后者則主張共享發展成果; 從發展的邏輯而言，前者的本質上是以“資本”為根本遵循的發展邏輯，后者則是秉持 “以人為中心”的發展邏輯。習近平強調: “中國將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10]中國以深化對外開放，歡迎搭乘中國快速發展的“順風車”，作出成果 “共享”的表率。

　　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搭便車”是指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的投機行為，是一種占便宜的貶義說法，我們幽默地化解了尷尬，并且順勢而為，為我所用。針對當前國際大環境下經濟低迷的現象，不同國家采取了不同的開放舉措，在部分國家縮緊開放力度、或高筑貿易壁壘的同時，中國繼續實行對外開放戰略，出臺大量政策扶持對外開放事業，對外貿易數據呈現大好趨勢。

　　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逐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與其他國家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利益關系，實現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并對國際總體安全局勢產生傳導效應。“我們不追求一枝獨秀，不搞你輸我贏，也不會關起門來封閉運行，將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中國經濟發展開辟空間，為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增添動力。”[6]12 中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力量，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是權宜之計，更不是外交辭令，而是中國人民從歷史、現實、未來的客觀判斷中得出的結論。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不奉行對外侵略擴張，而是積極開展對外交往通商; 不搞開疆拓土的殖民主義，而是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的同時也尊重別人的領土主權; 不覬覦他國權益、不嫉妒他國發展，而是謀求與別國共同發展并維護自己正當權益。今天，中國作為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持久和平的維護者、共同繁榮的貢獻者，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變單一訴求為普遍性需求: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構建

　　國際議題是調整世界發展格局的重要切入點。當前，世界格局亟須積極引領國際議題的設置，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單一訴求為各民族的普遍性需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議題，也是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重要話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早是作為一個倡議、一種理念提出來的，后來逐漸豐富而成為一個重大的戰略思想。 “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報告中的廣義界定是，“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11]。其中“共同體”，指的是共同利益、共同價值、共同責任的三位一體，共同利益不是均分的利益，而是各方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大家都能從中得到“好處”，利益共贏。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但霸權主義、冷戰思維依舊存在。為使人類社會徹底擺脫戰亂與失序的危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將繼續引導和激勵世界各國與各國人民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同時，國際格局的演進正在提速換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愈加深入人心，人類社會對健康安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命運與共的認知更加深刻，人類命運共同體所蘊含的意義在當代全球化運動中具有重要價值。

　　1. 用普遍性的議題超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單一訴求

　　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隨著人類文化交流的深入，綜合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涵———全人類共同價值具備了形成的條件。當今世界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人類社會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也面臨共同的挑戰與困難。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把世界的機遇轉變為中國的機遇，把中國的機遇轉變為世界的機遇，在與世界各國良性互動、互利共贏中開拓前進，是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里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的一個重要原因。面向“十四五”規劃，中國正在擘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宏偉藍圖，將更好地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開創更多互利共贏的新模式。人類命運共同體只有依據人類的共同價值才能構建起來，而人類的共同價值是唯一可以超越當代全球化的文化同質化與文化異質化對立邏輯的真正的普遍價值。特別是在全球抗疫的今天，自覺地構建人類共同價值尤顯緊迫和必要。

　　“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12]病毒無國界，全球新冠疫情危機的暴發，世界經濟進入到深度衰退期，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都會受到影響。當今世界問題的深層次根源仍然是發展不充分、發展不平衡問題。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路徑。當今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彌合，地區熱點問題需要協商解決。美國智庫席勒研究所研究員布萊恩·蘭茲表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更高層級的合作概念，它克服了地緣政治，并以和諧的發展體系代替叢林法則”[13]。

　　2. 建立健全網絡空間安全的國際對話機制

　　近年來，網絡問題已經上升為國際多邊、雙邊外交的核心問題。世界各國圍繞網絡空間發展權、主導權和控制權展開了激烈角逐。聯合國裁軍機構報告稱，世界上有 46 個國家建立了網絡作戰部隊，100 多個國家在發展網絡戰裝備。各國正未雨綢繆，將網絡空間安全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試圖在塑造全球網絡空間新格局進程中搶占有利位置。目前，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認為網絡空間建立在信息基礎設施之上，存在于國家和社會之間，具有明確的主權屬性。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網絡空間只是虛擬空間，極力將網絡空間定性為全球公域，倡導自由、開放和人權保護。網絡空間催生了新的問題，也為國家安全提出了新挑戰。當前，中國網絡空間安全面臨的國際形勢不容樂觀，建立健全網絡空間安全的國際對話機制刻不容緩。

　　首先，明確網絡空間安全國際對話的基本原則。 2012 年 10 月，在布達佩斯“網絡空間國際會議”上，中國代表提出網絡空間各國應共同遵守“網絡主權”“國際合作”“平衡”“和平利用”“公平發展”五項原則，它可以成為網絡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基本原則與政策。中國網絡安全由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統一指導，根據五項原則，中國出臺了兩個重要文件，分別是《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

　　其次，積極制定網絡空間安全國際合作戰略并提出“中國方案”。網絡空間是一個新領域，其治理同樣需要新的規則和制度。過去中國處于國際標準制定的被動方，現在應積極參與制定互聯網標準與準則，從而提升國際話語權，增強國家在網絡空間新格局中的分量。“各方應在相互尊重基礎上，加強溝通交流，深化對話與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14] “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體現在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的共創價值、共擔責任、共享利益的共同體。中國領導人強調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在國際社會上的中國責任和中國擔當，網絡空間作為一個新的治理領域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正順勢而為，抓住機遇，趨利避害，迎接挑戰，就網絡空間安全治理提出中國方案。

　　最后，推進網絡空間國際對話的實踐路徑。推動關于網絡空間安全乃至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建設不能只依靠中國的一己之力，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合力。應根據中國網絡空間安全的國際合作戰略，從多邊、區域、大國雙邊等方面加強合作，在聯合國框架內開展網絡空間的國際合作，發揮聯合國的主導作用，廣泛參與網絡空間安全的國際活動。絕大多數的國家認為，聯合國是當前國際關系中最具合法性和權威性的國際組織，諸多全球性議題都是在聯合國框架下通過談判取得進展的。因此，聯合國也是開展網絡空間治理的最佳平臺。中國應在網絡空間安全中占得先機，積極參與到已有的國際機制中去，尤其是聯合國主導的網絡空間安全治理體系，彰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同時，也應融入并努力改善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網絡空間治理機制，不斷創新機制，增強自身的權威性和話語權。

　　3. 把國家意識形態的紛爭轉移到解決現實困境中來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論，應該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轉嫁矛盾或死抓住矛盾的次要方面不放。目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根源是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一味地糾纏于國家意識形態的紛爭并不能解決眼前的矛盾。在這個各國利益休戚相關、命運緊密相連的時代，全球性威脅和挑戰需要強有力的全球性應對。世界各國應共同克服困難，攜手走出困境，而非以鄰為壑、相互推諉。

　　當前，全球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解決疫情擴散和經濟衰退造成的世界人民陷入疾病和貧窮的危機。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向多個國家派遣專家團隊，交流防控經驗，援助抗疫物資，分享診療方案，探討抗疫國際合作，向世人展現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和高度稱贊。習近平指出: “中國始終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衛生事業盡責。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佑護各國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15]疫情當前，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打獨斗。病毒是全人類的挑戰，抗疫更是全人類的使命。

　　美國總統拜登在發表就任以來首次外交政策講話中，雖然聲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聲言將應對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挑戰”，但同時也提出將在符合美國利益的情況下，與中方開展合作。拜登政府將在合乎美國與中國共同利益方面，與中國尋求合作，包括氣候變化、全球健康安全、武器管控等方面。合作不是怯懦，合作遠比對抗要明智得多，中美兩國都可以從合作中獲益。和則共贏，斗則兩敗俱傷。中國不僅是競爭者，也是合作者。中美在具體領域的合作不是“溫室里的花朵”，而是與整體的中美關系息息相關。雖然作為社會制度的對立在觀念上層建筑中的表現，意識形態的對立沖突將在較長一段時間一直存在。但唯有解決迫切的現實問題，加強國際合作和多邊主義，才能應對當今世界的挑戰。

　　4. 以“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構建新型國際交往方式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各個國家的聯系日趨緊密，遵循世界發展大勢，培養新型國際關系成為主要話題。在現有的發展基礎上積極地構建和培養新型國際關系是我國必然的歷史選擇。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新型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為: 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和合作共贏，這三點是在國家交往的過程中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應該遵守的基本原則[12]。

　　“一帶一路”作為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共同發展的重要策略，無論是陸地經濟帶或是海上經濟帶，都是中國與周邊國家交往時共謀發展的重要策略。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重要倡議，旨在加強自身發展與周邊國家相互聯系相互進步，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交往互惠互利，促進與周邊國家的政治交往維護雙方的政治權利，豐富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往促進全面發展。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共同建設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位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日漸緊密，“一帶一路”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了亞歐非大陸和沿海的交流互通。

　　與美國頻頻“退群”“樹敵”不同，中國以“一帶一路”為依托，積極擴大對外開放，繼續保持著與各國平等、合作、共贏的政策交流。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時，西方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將會面臨巨大的困境與挑戰，中國卻在逆勢中取得了預料之外、富有成效的進展。新冠肺炎暴發之初，中國得到了“一帶一路”諸多國家的友情援助。“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在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中國轉而來幫助其他國家受災民眾。2020 年，中國向共建“一帶一路”的 120 多個國家提供了抗疫援助，派出 33 批抗疫醫療專家組，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 5000 萬美元的現匯援助[16]。從 2020 年前三季度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同比增長 29.7%，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 130.2 億美元; 從貨物貿易來看，同比增長 1. 5%，貿易額達 6.75 萬億元，“一帶一路”在疫情挑戰中毅然前行[17]。“十四五”期間，“一帶一路”將進入 2.0 時代，意味著高質量發展的總基調，中國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構建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結合。

　　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戰略，構建全方位新型的國際交往關系，不斷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我國擴大、深化國際交往、促進新型國際關系發展的需要，也有利于推動世界各國合作共贏，促進世界繁榮發展。

　　5. 以區域合作創新國際議題設置更接地氣

　　廣泛開展區域合作是切實達成議題設置的重要途徑，相較于訴諸政治話語糾葛的傳統議題更接地氣。合作共贏是歷史潮流，也是現實需要，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歐盟等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與機制相繼問世，自由貿易區數量不斷增多，都是有力的證明。在 2020 年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 RCEP) 領導人會議上，東盟 10 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 15 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 自貿區制度的建立將使中國積極建構的“雙循環”格局更加通暢。

　　RCEP 作為第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的貿易協定，也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從經濟合作的角度來說，RCEP 內容更加豐富、多元，除了傳統的商品貿易之外，還包括電子商務、知識產權等新的經濟合作模式。其中服務貿易就是一大亮點，旅游業的落地免簽政策，教育業中的中外聯合辦學、亞洲語言培訓全面開花，數字服務業出口份額可能會大量增長等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評價: “RCEP 的簽署是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勝利。”[18]作為東盟推動下的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重大成果，它為區域經濟合作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和模式。多邊合作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內在的驅動力。RCEP 成員國中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但是各方求同存異，探求切實可行的合作之道，達成了最大公約數，構建了各方能夠接受的合作平臺，“RCEP 道路”為世界其他地區構建合作體系和框架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也是RCEP 對世界的饋贈。

　　作為中國外交的重大成就，RCEP 已然成為一張亮麗的“亞洲名片”，世界將以更快的速度向東方傾斜。在抗擊疫情中，各成員國共度難關。RCEP 成員國通過此次疫情，看到了中國以其獨特的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國民經濟滿血復活，也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勃勃生機。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形勢下，RCEP 的繼續發展正體現了亞太地區維護多邊主義的意愿，為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和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注入了新動能。

　　三、以廣泛的非官方外交消解國家意識形態關系的隔閡

　　國家意識形態關系較為復雜，我們需要區分政治的與各種非政治的國家意識形態關系，堅持辯證唯物主義，以各種非政治活動提升文化軟實力，促進國家意識形態關系的改善。非官方外交是指一國政府通過文化交流、信息項目等形式，了解、獲悉情況并影響國外公眾，以提高本國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力，進而增加本國國家利益的外交方式。2009 年胡錦濤在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的講話上首次提出: “要加強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開展各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扎實傳播中華優秀文化”[19]，標志著非官方外交正式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現如今，非政府組織及其網絡的興起標志著“新公共外交”的崛起。“新公共外交” 強調雙向對話，將公眾視為意義的共同創造者與信息的共同傳遞者，是“巧實力”[20]武庫中的重要工具。

　　1. 以政黨對話促進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

　　政黨是當今世界各國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力量，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民意輿論的引導者。中國曾積極搭建政黨交流平臺———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探索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有助于各國政黨切實承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使命，有助于促進世界各國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認同。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與中國共產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密不可分。中國共產黨所堅持的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豐富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為世界提供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經驗。同時，鑒于中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積極成效，多國政黨希望在同中國共產黨經驗交流中汲取營養，尋找推動本國疫后發展的密碼。政黨交流是保障和平、合作與全球治理的最有效方式，可以促進黨際和國家關系長期穩定發展。經歷這場抗疫戰的磨礪之后，中國共產黨變得更加堅強，它沒有像西方所預測的那樣面對疫情而崩潰，而是在控制好本國疫情的同時，還積極援助其他國家。當疫情在全球多點暴發時，中國共產黨通過捐贈醫療物資、派出醫療專家組等方式，向多國政黨和政治組織提供人道主義支持和幫助，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大黨的責任擔當。此次疫情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各國志同道合的政黨建立了兄弟般的關系，為許多國家和政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寶貴支持和多批次防疫物資援助。

　　在新的時代環境下，中國想要提升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改善中國國家形象，促進各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需要以政黨對話為平臺，搭建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各國政黨交流合作的長效機制。目前，世界各國政黨對于中國的崛起有強烈的興趣，他們希望探討和研究中國力量和中國精神，所以加強政黨對話也是傳播推進全球有效治理的中國方案與中國主張的重要方式。

　　2. 以廣泛的學術交流促進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認同

　　馬克思指出: “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4]13 多年來我們的理論無論是概念、框架、方法等都受到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影響，以至于我國雖是哲學社會科學大國，研究隊伍、論文數量、政府投入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和學術話語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發展是新時代實現偉大中國夢、展現文化自信、增強文化軟實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本質要求，其宗旨是為黨帶領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文明貢獻智識，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習近平指出: “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2]346 學術界渴望在人文社會科學中尋求中國聲音。如今，各類學術會議在中國成功召開，例如世界哲學大會、2018 年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紀念馬克思誕辰 200 周年國際學術會議、紀念恩格斯誕辰 200 周年國際學術會議等，中國同世界學者的交流越來越密切，不僅可以了解領域前沿，還可以啟發自己的科研思路，優化學術體系。在日常生活中，學者出國訪學交流，國內外科研團隊相互協作，廣泛的學術交流已經成為常態。我們在深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和闡釋的同時，講好中國故事，積極推動哲學社會科學走出去，讓世界了解“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

　　3. 以人民外交促進中外關系的改善

　　歷史上，民間外交是改善中外關系的重要途徑，如熊貓外交、乒乓外交等。我國民間外交的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六十年代，以社會主義國家民間交往為主，并與日本等國發展了友好往來及貿易關系。第二階段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們改善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中美關系破冰從我國乒乓球隊應邀訪美開始，被譽稱為“乒乓外交”。第三階段是七十年代末至今，隨著對外開放的實行和擴大，民間外交活動開展得更加廣泛和深入。例如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宣布贈送給美國人民的國禮———大熊貓興興和玲玲，受到美國人民的極度喜愛。

　　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凡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事業，西方有些勢力仍然堅守對立的意識形態鴻溝，呈現出反對的趨勢。這種偏執會產生遏制中國的政策和行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時時歪曲事實，制造“中國威脅論”，污蔑中國對非洲的援助是“新殖民主義”等，炮轟中國駐外的“孔子學院”是官方進行意識形態輸入的政治行為，不斷污名化中國[22]。

　　4. 以文藝活動促進文明的互賞互鑒

　　中國在近代百年歷史中一直受到外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和強大挑戰，十分被動地面對這種影響和挑戰。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新時期，中國有意識地、主動地進入國際社會。各國的歷史和文化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各文明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在世界范圍內，中國開展廣泛的文藝交流活動，促進各文明的互賞互鑒。

　　中國知名短視頻博主“李子柒”粉絲有 1380 萬，視頻都是 1000 萬以上的瀏覽量。她的作品題材來源于中國人古樸的傳統生活，以中華民族引以為傲的美食文化為主線，圍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展開，記錄中國人智慧田園生活的點點滴滴。每個視頻的評論區都宛如是“夸夸群”，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以色列人、俄羅斯人、沙特阿拉伯人等幾十個不同國家的人，用幾十種不同的語言，夸贊其心靈手巧，夸贊中國文化好。人民日報曾發文《文化走出去，期待更多“李子柒”》，指出“文化創新手段多，輸出不妨多開花”，肯定了李子柒在傳播中國文化上的積極作用[21]。

　　中國文化需要吸收借鑒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也需要中國文化來豐富發展。文化的溝通交流可以跨越時空的界限而達到交融境界。通過廣泛的文藝交流活動，以尊重、寬容為前提，以借鑒、揚棄為手段，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促進文明互鑒互賞。我們可以發揮互聯網傳播平臺優勢，推動中外優秀文化交流互鑒，讓各國人民了解中華優秀文化，讓中國人民了解各國優秀文化，豐富人們精神世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

　　四、提升應對國際重大意識形態事件處置能力

　　1. 構建國際意識形態安全危機的預警機制

　　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風險研判和預防，是風險防控能力的具體表現，提升應對重大意識形態事件的能力，就要建立危機預警機制。馬克思說過: “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23]意識形態風險預警的目的就是要捍衛根本話語權，觀測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防止被顛覆。要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國家安全的重要地位，加強對重點領域、重點對象的監測預警工作，深入排查存在的意識形態風險點和薄弱環節，定期分析研判意識形態領域新情況、新形勢，實現全覆蓋、零死角、無遺漏，切實提高意識形態領域問題發現力、研判力、處置力。有效預測潛在的危機因素，增強分析研判的科學性、精準度，提高防范意識形態風險的能力。

　　2. 建立國際意識形態安全的應急處置方案

　　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應急處置和控制，是危機發生時的重要表現。意識形態領域無小事，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國家治理的復雜外部環境以及國內社會治理的新情況、新問題，如何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社會穩定，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問題，建立應急處置方案已成為必須。

　　習近平指出: “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鵝’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 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24]我們應時刻保持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高度警醒，時刻做好意識形態風險的準備戰，建立完整的應急處置方案。當面對突發性意識形態風險，要迅速組建意識形態風險處置小組，做好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及時對突發事件和敏感輿情的風險排查及應急處置。按照應急處理方案的程序步驟，出現意識形態安全危機時，能夠迅速啟動應急預案，快速高效開展危機干預，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例如，在新冠疫情最初暴發階段，國外媒體不斷對中國的疫情污名化，制造“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等字眼博人眼球，在世界范圍內對中國“潑臟水”。而中國外交部第一時間采取回應，官方媒體主流媒體及時在網上發聲，有效地控制不良輿論的傳播，安撫了民心。

　　3. 健全重大意識形態危機的后續協調機制

　　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后續協調和處理，是危機發生后的必要手段。新媒體、人工智能、5G 的高速發展，開啟了大數據時代的篇章，不僅拓寬了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防御體系的維度，對網絡這一新興意識形態陣地的爭奪也給我們黨變革執政新理念、新方式帶來不小的挑戰。一旦重大意識形態危機事件發生之后，各級主管部門要努力做好善后工作，將危機造成的不良影響降到最低。一方面，提高危機處理的透明度，和媒體進行溝通協調，主動引導社會輿情，避免危機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及時總結經驗教訓，通過完善制度、健全機制有效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及時做好善后協調處理工作。

　　五、結語

　　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主導作用。當今世界，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在安全領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25]，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和鞏固也越來越受到各國的重視。目前，國外局勢波詭云譎、瞬息萬變，給中國帶來挑戰，這需要我們具有危機意識、堅持底線思維，深入研究新形勢、新情況，提出新見解、新思路，從切合中國當前的實際出發，審慎應對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存在的干擾、威脅與挑戰，加強意識形態安全建設，構建新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體系。本研究旨在解決“建構怎樣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以及如何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治理體系”的問題。

　　一是回答新形勢下如何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 建構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系統首先需要高瞻遠矚地部署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戰略，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治理提供科學的頂層設計，制定路線圖和施工圖。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需要變被動防御為主動建構，積極調整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關鍵就是要消解霸權主義的領導權，遵循以聯合國憲章為準則的行為價值權威，積極構建和平與發展、平等與共享的普遍意義的世界價值體系。

　　二是回答新形勢下如何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治理體系? 關鍵在于把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時、度、效。首先，要把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時機。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要平心靜氣、靜觀其變，保持戰略定力，不要因一時一事或某些人、某些國家的言論而受到影響，更不能掉入他人故意設置的各種意識形態的陷阱之中，破壞和平發展環境，耽誤和平發展大局，要主動引領議題的設置，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其次，把握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尺度。秉持“結伴不結盟”的原則，不搞意識形態的輸出，以廣泛的非官方外交消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的隔閡，這種有效且穩妥的方式，可以給后發國家的發展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最后，落腳于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取得的實效。以構建國際意識形態安全危機的預警機制、應急處置方案、后續協調機制來提升應對國際重大意識形態事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