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決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歷史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緊密相連、結為一體，體現了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特點。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制度性安排，每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從治國理政的高度對當年經濟工作做出回顧和總結，對來年經濟工作做出研究和部署。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演進的重要節點，每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展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思想歷史過程。這一思想歷史過程即如習近平所概括的，實際上就是“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五個年度召開的五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境界，為治國理政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也成為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

　　《貴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季刊)創刊于1998年，由貴州省社會主義學院主辦。本刊是以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宣傳和研究黨的統一戰線理論、方針、政策和交流統戰工作實踐經驗。我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辦刊為統戰工作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我院教學和科研工作服務，努力成為我省統戰統系統理論研究的重要陣地。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以“進行第二次結合”為基本遵循，據此形成與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緊密相連的內在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1956 年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確立為歷史起點的，毛澤東在這年4 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講話就是始創之作。在準備《論十大關系》講話的調研中，毛澤東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初創之時，就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一根本原則為遵循，就在戰略思想意義上以對治國理政重大理論問題探索為思想特征的。

　　1984 年是改革開放的重要一年。這一年，鄧小平在論及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論斷時認為，這是適合于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新話”，給人以“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的印象，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回顧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規律性特征時，習近平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以“進行第二次結合”為基本遵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本遵循。

　　以“進行第二次結合”為基本遵循，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治國理政緊密相連的內在根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續寫“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新篇章中，從多方面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治國理政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成為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內容。在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從治國理政的高度提出“必須加強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提出“戰略上要勇于進取，戰術上則要穩扎穩打”的要求。 在2014年7月，在探索經濟新常態的“大邏輯”中，習近平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強調“學好用好”主旨在于“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2015年11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習近平強調從治國理政的高度，即從“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提高領導我國經濟發展能力和水平”的高度，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在之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從“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大局的高度，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得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 的重要結論。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半年之后，在進一步探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時，習近平再次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的重要思想。習近平關于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系列講話，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形成結合為一體，就是以“進行第二次結合”為基本遵循的，也是以“進行第二次結合”為內在根據的。

　　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也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根本任務。

　　在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從“努力實現‘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開局”的治國理政的高度提出，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改善”，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思想。在2016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治國理政高度，在闡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問題時強調：“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從“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原則到“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最終目的，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共同具有的核心立場、價值旨向和根本任務的深刻闡釋和表達。

　　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原則，凸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線，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治國理政密切相聯的深刻意蘊和思想特色。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上，深刻闡釋了這一理論主線和思想特色的內涵。習近平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從全面把握經濟社會發展關系上提出：“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 從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義上提出：“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從治國理政全局上提出：“我們講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堅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撐這種精神和信仰的強大物質力量。這就要靠通過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 習近平關于“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重大原則的系列論述，充滿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深刻意蘊。

　　黨的十八大以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成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成為治國理政理論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聚焦點和著力點。2014年7月，習近平在提出“適應新常態，共同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問題時強調：“必須審時度勢，全面把握和準確判斷國內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應對各種新挑戰的準備。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針對突出問題，主動作為，勇闖難關，努力提高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提高產業競爭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習近平提出的“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是對經濟新常態“大邏輯”的根本出發點和戰略目標的深刻闡釋。在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問題闡釋中指出，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在其中根本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就是“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改善”。習近平從旨在“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的經濟新常態，到旨在“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改善”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系列論述，引導著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新發展，為治國理政提供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三、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也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基本要求。在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也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內涵。2012 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動搖，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推動下一步改革。”在2016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再次提出“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重要問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貫穿于黨的十八大以來五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事關治國理政的重要議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是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根基的經濟關系。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問題上，習近平從治國理政高度，提出兩個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的問題：一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二是在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關系問題上，同樣“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也不是簡單地讓市場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問題，而是統籌把握，優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 這兩個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的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提到：“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 自2013 年之后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這一“核心問題”既從政治經濟學上做出闡釋、從經濟改革發展上做出具體部署，也從治國理政高度做出多方面的闡釋并形成相應的戰略舉措。在實施全面深化改革戰略舉措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更緊密地結為一體，昭示21 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思想特征。

　　在201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了政府作用中宏觀調控的“黃金平衡點”問題，提出了著力推進與市場機制作用相關的經濟領域和環節改革問題。他提出：“要把握好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和宏觀政策的黃金平衡點，不斷完善調控方式和手段。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著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實質進展。” “黃金平衡點”是對更有效地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方式和手段的科學論述，而抓住重要經濟領域和環節的改革，不僅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所必需的經濟條件和體制保證。

　　在2014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對經濟新常態中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問題做出分析，提出更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新觀點。他提到：“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在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思路闡釋時，提出政府和市場作用有機結合的問題，一方面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進行資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中，“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 供給和需求作為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有著既相對立又相統一的辯證關系。馬克思認為：“說到供給和需求，那么供給等于某種商品的賣者或生產者的總和，需求等于這同一種商品買者或消費者(包括個人消費和生產消費)的總和。而且，這兩個總和是作為兩個統一體，兩個集合力量來互相發生作用的。”從全面把握總供給和總需求兩個方面及其結合上探討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核心問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豐富了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內涵。

　　四、新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理念，也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指導方針。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奮斗目標，從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上，對發展問題作出多方面的新闡釋。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就提出：“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夢的物質文化基礎。”發展問題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國是衡論的中心議題和根本要義。在2012 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強調：“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決不能有絲毫動搖”，“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 在201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談到下一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時，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注重永續發展”等理念，提出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抓緊制定戰略規劃，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

　　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的開放理念，以及“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的共享理念。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對創新發展理念闡述時指出：“創新要實，推動全面創新，更多靠產業化的創新來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點，創新必須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活動”;在對協調發展理念闡釋時指出：“要完善區域政策，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等。在2015 年制定“十三五”發展規劃時，習近平更是強調：“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成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謀篇布局之“固然”和“所以然”。

　　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十三五”規劃時期的重要節點召開，這次會議提出的經濟改革發展的“工作總基調”，是一個從“加強和改善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治國理政的高度，以“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指導方針，達到“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習近平因此而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 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回顧適應經濟新常態的改革進程時，強調“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已經初步引導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在對2016年經濟工作總結和對2017年經濟工作部署中，習近平肯定了新發展理念所發揮著的“引導”“引領”作用。在對2017年經濟工作部署時，習近平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出發，提出經濟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在對新發展理念的系列論述中，習近平不僅對新發展理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意義作了深入闡釋，而且從治國理政的高度強調了新發展理念的“先導”作用和“方向”作用。在新發展理念中，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發展的“第一動力”“內在要求”“必要條件”“必由之路”和“本質要求”這五個方面，緊密相連、相互著力，既各有側重又相互支撐，形成一個“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 的有機整體。這一有機整體，統一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施，統一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進程，統一于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新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導論題，也是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內涵和指導方針。

　　五、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開辟了

　　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境界。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是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提出的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正呈現于中國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當今世界經濟變化為背景和基礎，直面的是中國的問題，提出的是辦好中國的事情、解決好中國問題的理論和對策。“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建設和發展，就是立足于我國國情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的實踐，是對這一實踐中形成的規律性成果的揭示和提煉，也是對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豐富。

　　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著力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關系研究，在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重要原則的基礎上，推進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理論的發展，集中體現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要點在于，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二是堅持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其要點在于，堅持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貢獻，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是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理論。其要點在于，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我們的社會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

　　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著力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的研究，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方針，在堅持用新發展理念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中，形成以下四個方面理論：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理論。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的戰略性判斷，是以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整體格局變化為基本依據，是以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大原則為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的。“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是經濟新常態思想的出發點，也是推進經濟新常態的歸宿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積極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切實完成轉方式、調結構的歷史任務，實現經濟增長保持中高速、產業邁向中高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三是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理論。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四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入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四化”同步發展的方向。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就是，我國工業化基本實現、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

　　四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理論。要善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中國經濟社會的更大發展空間。謀劃“一帶一路”戰略，構建互聯互通互融的開放系統。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同時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范各種風險，提高抵御國際經濟風險的能力，確保國家經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