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在數字記憶建構中的功能與實現方法

　　摘要：文章以“數字記憶建構”為邏輯主線，闡述了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在豐富數字記憶理論內涵、拓展數字記憶實踐方式、增強數字記憶能動構建、強化數字記憶參與效能方面的功能價值。并結合數字時代與用戶需求特點，提出了具體實現方法：利用新媒體平臺開展個性化服務，增強檔案資源知識聚合程度，多維立體地呈現數字記憶，借助用戶畫像開展精準服務，激活檔案創意展演的藝術體驗感。

　　關鍵詞：檔案創意文化;數字記憶;檔案機構;藝術體驗

　　近年來，許多檔案機構積極構建和展示數字記憶，提供多樣化創新性的檔案文化服務，靈活地再現了檔案資源中所蘊含的歷史場景、民族文化和國家記憶。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實踐，能夠不斷深化“數字記憶”理論內核，增進社會公眾對檔案管理服務轉型升級的理解。同時，數字記憶理念及工具為檔案創意文化服務的方法提供支撐，解決“如何開展”(How)的具體問題。在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中，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在數字記憶建構中的功能得以彰顯，為今后檔案創新服務積累了經驗。

　　1理論基礎與實踐回顧

　　檔案創意文化服務結合數字記憶的理念與特點，可以為公民提供更為優質的檔案服務。文章通過分析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和數字記憶的內涵，透視兩者發展背景，尋求檔案資源發掘切入點。

　　1.1檔案創意文化服務概況

　　檔案創意文化服務是以文化創意產業和檔案公共文化服務為背景，推廣創新型檔案管理方式、傳承檔案文化為執行目的，依托館藏資源開展的服務實踐。[1][2][3]筆者認為這既是創意服務的踐行，更是檔案文化的闡釋，其通過開放性、發散性、解構性、探索性的創意服務方式，深入挖掘檔案信息、聚合檔案知識、傳承檔案記憶。[4]近年來，該領域備受國內外關注：

　　(1)從概念討論來看，國外基于文化政策、教育推廣等視角，以“archiv*+creative/cultural”等組配詞出現;國內則以檔案資源開發、創意服務實踐或文化產業等為背景，常以“檔案文創”“檔案創意開發”“檔案文化產品”等詞涌現;

　　(2)從研究歷程來看，大致劃分為文化創意產業、檔案文化產業、檔案文創產品研發三個階段(王玉玨等，2017)，并深入分析檔案文創產品開發現狀(王貞等，2015);(3)從研究范疇來看，包括檔案多元論(李子林，2017)、知識管理(宋懿，2017)、檔案傳播影響力(蘇君華，2018)、中外人文交流(楊太陽，2017)等;

　　(4)從服務環境氛圍來看，檔案創意服務納入文化創新領域，ICA2014年會以“檔案與文化產業”(Archives and Culture Industries)為主題，討論了檔案文化價值與創意開發、檔案遺產與創意產業等議題。[5]綜上，檔案創意文化服務是擴大檔案文化社會影響力與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探索。

　　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實踐，不僅推動了檔案機構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定位[6]，探索了檔案創意服務的跨界合作[7]，還落實于各類“城鄉記憶工程”建設中。實踐形式包括法國“內容價值驅動型”(Anne Rousseau，2014)、瑞典“檔案遺產效益推動型”(Lennart Ploom，2014)、美國“市場環境互動型”(National Archival Foundation Report，2016)、英國“檔案教育先導型”(Malak，2016)。其行動不再滯留于簡單印制“檔案紋樣”，而愈發重視數字記憶背景下檔案資源的價值挖掘。

　　1.2數字記憶理論與實踐概述

　　數字記憶是社會記憶研究的深刻發展，檔案學領域將其視為檔案記憶觀的延伸，即基于建構集體記憶和檔案資源觀視角，認為真實豐富的數字檔案資源為數字記憶提供支撐，守護著人類精神文明。[8]也有學者將檔案館及檔案工作的新變革視為數字記憶的管理，認為建設數字檔案館是數字記憶工程的重要構件。[9]另外，檔案、檔案工作及檔案工作者是數字記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數字記憶實踐的特點。

　　在實踐進展中，數字記憶首先重點關注人類文明與國家歷史的保護與傳承，文獻整理、檔案保護、古籍修復、手稿釋讀等都是數字記憶的建構對象。例如“佛羅里達記憶工程”源自該州檔案館，將30余萬件藏品分為多鏈接單元，展現豐富的民俗文化、教育評估與社區印象。[10]其次，參與數字記憶建構的主體包括了檔案館及其工作者。這與數字記憶的根基密不可分——記憶建構是人類參與社會實踐的痕跡留存和自我確認的行為方式，而檔案工作者正是歷史場景重塑的確認者。再次，數字記憶建構也有對檔案創意文化服務的訴求。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可以為展示歷史記憶、數字場景和檔案文化提供路徑，為數字記憶建構帶來實踐啟示。它們通常運用虛擬技術、多媒體技術、媒介交互APP、數字網絡平臺等開展數字資源的重構，為數字記憶喚醒創造真實可觸的情境。

　　2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在數字記憶建構中的功能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歷史是上千年的和集體的記憶的證明，記憶則依賴于物質的檔案文獻，重新觸發對自身過去事件的新鮮感。[11]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在追溯歷史文明和創造數字時代成果中，實現了對數字記憶的全新闡釋及理性建構，并發揮了重要功能。

　　2.1弘揚公共服務意識，豐富了數字記憶的理論內涵

　　國家檔案局印發《2019年全國檔案宣傳工作要點》，提出“推動檔案事業發展，做到穩中求進、守正創新，唱響主旋律、壯大正能量”。檔案創意文化服務的有力推進，順應了公共文化服務的導向，契合了公眾對檔案優質服務的需求。同時，傳統記憶的語態方式逐漸演變為“數字記憶”，并與社會記憶理論、檔案記憶觀相交疊，為檔案資源開發提供建設指南。其記憶傳承方式能夠在跨時空和跨群體的數字情境中體現，這與檔案創意文化服務的實現途徑密不可分，并深化數字記憶的理論內涵。即驗證了數字記憶不僅具有數字化色彩，還是動態、多維集成的;將網絡空間作為人類活動的輔佐工具，使得個體的感知、經驗、知識等向數字空間匯流聚合，成為擁有海量數據的存儲機體和記憶集體。[12]

　　2.2創新檔案管理流程，拓展了數字記憶的實踐方式

　　檔案作為記錄歷史文明與社會實踐的載體、媒介、證明，是記憶場景重構的資源基礎，而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則是從實踐角度創新傳統管理流程、踐行數字記憶建構。一方面，盤活了傳統檔案管理的業務環節，為數字記憶融入檔案管理提供契機。越來越多的檔案館增設了“公眾參與著錄”“檔案志愿服務”等業務，為檔案資料征集、檔案元數據著錄建言獻策，激活群眾的檔案建構意識。例如，美國國家檔案館利用融合多媒體技術和歷史地理信息的“歷史釘”(Historypin)網站平臺，邀請公眾上傳與地理位置相關的老照片數字資源。另一方面，重視全流程管理，并以項目制將檔案管理各環節串聯起來。如馮惠玲團隊倡導建設“中國記憶”數字資源庫，系統框架涉及基礎設施、應用平臺、數據安全體系、技術標準控制、特色服務展示等，這一構想不僅有助于增益國家文化軟實力，還有利于增強民族、公民的身份認同感。[13]

　　2.3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增強了數字記憶的能動建構

　　文化創意產業是國民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趨勢之一，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文化時代：首張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地圖》，提到文化創意產業漸趨成為國家的戰略性資產。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過程中的探索，也是檔案機構職能改革討論議題之一，這為數字記憶實踐提供良好環境。

　　此外，檔案創意文化服務是檔案機構對數字記憶的選擇性開發、能動性建構。南非檔案學家哈里斯(Harris)認為，檔案館不僅是對現實的觀照，還是建構個人或集體發展歷程的動態平臺，更是現有權力關系迭換與調整的工具。[14]正如美國國家檔案館紀念品商店，展示不同尺寸的《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復制件，并嵌入書籍、賀卡、U盤等各式檔案文化產品，精巧構思背后傳遞的是其民族理念與國家能量。

　　2.4推動科研一體融合，強化了數字記憶的參與效能

　　檔案創意服務的探索，離不開數字記憶理念與技術的支撐，同樣也促進了數字記憶的螺旋式發展。它具有檔案承載歷史、見證文明的效能，在與數字記憶的互動中，實現“產—學—研”一體融合。一方面，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善用各類數字工具與技術，打造數字記憶的宮殿。

　　例如“加里波第與意大利統一運動檔案”(The Garibaldi & the Risorgimento Archive)項目將傳統歷史檔案與影像創作融合，實現數字記憶的跨時代溝通;蘇州古橋可視化云端建檔開發項目集中采集古橋檔案，致力于打造檔案化、網絡化、可視化的3D模型。[15]另一方面，檔案創意文化開發為數字記憶實現提供創新領域，并體現于各類“數字記憶項目”中。譬如，全國高校檔案學專業大學生課外科技作品競賽涌現了許多鮮活的創意，以中國人民大學為例，其作品基于OPT數據模型和數字人文技術，實現《魯迅日記》原稿中地點、人物、時空等元素關聯。

　　3檔案創意文化服務在數字記憶建構中的實現方式

　　為獲取數字記憶建構的全新體驗，創意開發需要重點發掘特色檔案資源，利用數字人文技術和社會化網絡組織，滿足數字時代檔案用戶的不同需求。

　　3.1個性化導向：利用新媒體平臺提供特色創意服務

　　當前檔案創意文化服務主要利用網絡社交媒體、智能檢索一體化機器等工具展開服務。個性化導向有兩個要素：一是用戶選擇并獲取個性化檔案服務，二是向用戶提供個性化服務內容。

　　推薦閱讀：《檔案》(雙月刊)創刊于1985年，由甘肅省檔案局(館);甘肅省檔案學會主辦。雜志的辦刊宗旨是“傳播知識、交流經驗、啟迪思想、指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