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的演進規律和一體化發展特征分析

　　摘要：當前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通過城市群的一體化來帶動區域協調并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基于城市群發展的相關理論，對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規律進行闡釋，并在“結構-聯系-共享”的框架下分析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內在特征。作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到高級階段形成的一種空間組織形式，城市群的形成是區域空間從無序均衡到中心-外圍再到多中心多外圍復合網絡式發展的過程，城市群從而成為特定空間內由不同規模等級的城市在分工與協作基礎上形成具有密切聯系的一體化功能區域，會伴隨著要素和資源在市場規律下的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而合理的空間和產業結構、密切的經濟和生態聯系、資源和服務的共享正是城市群發育的內在屬性特征。對于城市群一體化發展，未來可以從規劃引領、利益協調、都市圈建設、多元主體參與等方面進行推進。

　　關鍵詞：城市群;一體化;演進規律

　　推薦閱讀：《城市學刊》(雙月刊)1980年創刊，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雙百方針”。

　　城市群的日益崛起是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實踐中一個重要的特征，由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規模和功能的多個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逐漸成為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參與全球競爭的主要空間載體，我國傳統的“四大板塊”戰略也在向城市群進行拓展和延伸。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以及《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都強調了城市群的主體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到要“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同時國家還集中出臺了多項城市群的專項規劃，以此促進城市群更好的發展。而近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城市群的戰略地位進一步加強。特別是2018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宣布“支持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并上升為國家戰略”，標志著長三角進入了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新歷史階段，也更加凸顯了城市群在我國區域發展中的重要戰略作用。

　　作為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到高級階段的一種空間組織形式，城市群具有自身特定的發展優勢，能夠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帶來更大的規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張學良和李培鑫，2014;張學良等，2017)，[1][2]通過城市群的一體化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并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也是相關戰略實施的應有之義。而對于如何更好地推動城市群一體化高質量發展，從而發揮城市群的集聚優勢，則需要以相關的學理分析作為支撐。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主要對城市群的演進規律和內在特征進行了闡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城市群一體化可能的分析思路與實施路徑。

　　一、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相關理論基礎

　　關于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相關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的古典區位論，其從產業和企業區位選擇的角度闡述了經濟空間形成的規律和機制。杜能(Thünen)的農業區位論和韋伯(Weber)的工業區位論分別揭示了農業和工業在空間上的分布規律，而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論則較早地從區位選擇的角度對城市體系的形成作了描述，其假設每個生產者的市場區位取決于運輸成本和最低需求，通過分析指出高規模等級的城市同時提供高等級和低等級的商品和服務，而低規模等級的城市則只能提供低等級的商品和服務，從而各個城市之間會形成一種有規則的六邊形等級均勻分布關系。此外，廖什(Losch)提出了市場區位論，認為利潤最大化應該是企業區位選擇的主要目標，從而將生產區位和需求市場區域結合起來，最終也得到了正六邊形的最優空間模式。

　　上世紀50年代以來，傳統的區位選擇理論逐漸向現代空間發展理論發展。艾薩德(Isard)將由區域經濟結構所形成的空間系統作為空間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運用數理統計方法從區域科學的視角分析區位問題和空間相互作用關系。烏爾曼(Ullman)提出的空間相互作用理論強調了資源配置的區域性，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與周邊地區存在著各種的物質、人員、資金、信息的交流和聯系，這種相互作用使得地域上相近的不同規模城市共同形成一個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整體。弗里德曼(Friedmann)則對區域空間的演化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指出在工業化的不同發展階段，區域空間會呈現出從簡單無序發展到單一的中心-外圍結構，再到多重復雜的中心-外圍結構，最終實現緊密聯系的空間一體化的演進趨勢，在此過程中會出現由農村到城市再到城市群的演變。

　　此外，以佩魯(Perroux)的增長極理論、繆爾達爾(Myrdal)的循環累積增長理論等為代表的區域經濟非均衡增長理論也論證了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城市間的相互關系，特別是中心城市對外圍邊緣城市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群形成的內在規律。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區域間完全的平衡發展是難以實現的，需要有主導產業部門和中心城市依托自身的優勢率先發展，然后通過其輻射和帶動作用來促進區域的整體發展，而這種增長的模式同時也會塑造特定的空間形態。陸大道(1985)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的發展現實提出了“點-軸”開發的空間結構理論，指出區域增長極會沿著主要交通軸線和水域軸線向外擴展，形成新的經濟空間。[3]

　　城市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也討論了城市空間向城市體系的演化，經典的Alonso-Mills-Muth的單城市內部結構均衡模型對城市的發展進行了較好的分析，圍繞城市中心的CBD，通過對交通成本和住房成本的權衡與比較，最終會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間結構。在單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礎上，Henderson(1974)對城市體系的形成進行了論述，認為城市發展同時具有集聚經濟和集聚不經濟，集聚經濟來源于本地化的馬歇爾外部規模經濟，如對基礎設施和勞動力的共享，以及企業間的技術溢出等，而集聚不經濟則來源于規模過大所產生的擁擠效應，如地租上升、交通擁堵等，隨著城市的擴張，集聚的效用會呈現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趨勢，因此存在最優的城市發展規模。[4]同時作者假設城市都只進行專業化的生產，而不同的產業部門往往具有差異化的規模經濟程度，從而從事不同部門生產的城市會具有不同的最優規模，由此形成了一種規模等級結構。考慮到城市只進行專業化生產的假設過于嚴格，Abdel-Rahman和Fujita(1993)等引入了范圍經濟的思想，不同的產業部門會同時存在于城市中以享受產業多樣化發展帶來的好處，從而城市體系中不僅存在專業化生產的城市，也存在進行多樣化生產的綜合城市。[5]當制成品的交易成本比較低時，城市會變得更加專業化，而當中間服務的交易成本更低時，多樣化的城市會更為有效(Anas和Xiong，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