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學業負擔的增生機理與根治之道

　　摘 要 減負政策的背后是學業負擔觀的隱身存在。我國歷史上出現了三種典型的學業負擔觀，即教學失調觀、競爭效應觀與病毒入侵觀，受此影響，“減負”工作經歷了三個階段: 教改式減負、清單式減負與根源式減負階段。中小學學業負擔發生的實質是一種病態教育觀念或學業負擔觀念病毒的持續復制、恣意傳染。學業負擔病毒的增生機理是: 教育文化中蟄伏的學業負擔病毒被功利化教育心態激活，并在培訓機構、教輔機構等推波助瀾下走向全面爆發。“雙減”政策具有其效能局限性，“持續增能、修復生態”是后續完善思路，其根治之道是: 構建教育系統的免疫屏障，修復健康的教育生態系統，重視教育文化的凈化與進化以及增加有深度的減負政策供給。

　　關鍵詞 “減負”政策; 學業負擔; 教育病毒; 增生機理

　　龍寶新， 南京社會科學 發表時間：2021-10-14

　　2021 年 7 月 24 日，我國史上最高等級的“減負令”———《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頒布，標志著中小學學業負擔治理工作走上歷史新階段。乍一看，好似這是教育行政事務中的一件普通工作，但如若將之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減負令”相聯系，我們一定會發現: 中小學學業負擔問題絕非一個普通教育問題，而是著生在我國教育機體中的一枚具有超強生命力、繁殖力與傳染力的教育毒瘤，是導致當前我國義務教育事業內卷化發展的瓶頸部位。在新時代，深入認識學生學業負擔問題的內在增生邏輯，找準擊破學業負擔“惡性循環”的杠桿部位，真正實現《意見》所期待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是我國基礎教育改革邁向實質性轉型的歷史突破點。客觀地講，一旦徹底根治了學業負擔無序增長問題，中國基礎教育便找到了改革發展的新發地、新航道、新生點! 為此，本文意圖從 “病毒學”視角對學生學業負擔問題做以剖解，以此為找到實現根源性減負的切入點與著力點。

　　一、學業負擔問題: 一種循環再生的教育“病毒”

　　什么是過重學業負擔? 表面上看，它是指學生學習生活中出現的課業工作超量、心理壓力超載現象。無疑，只有透過其表象，探明學生學業負擔超重的生發機理，找到導致學業負擔滋生的終極病原體，我們才能開出特效的負擔診治藥方，為教育部門減負工作提供良策。其實，隱藏在各種學業負擔治理工作背后的是“學業負擔觀”，是種種有關“學業負擔到底是什么”的思維假定，厘清這些“學業負擔觀”是破解學生學業負擔問題的理念起點。

　　( 一) 三種基本“負擔觀”的反思

　　在新中國教育史上出臺過一系列民間俗稱的中小學“減負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五次是: 《關于減輕中、小學校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 1955 年) 、《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 2000 年) 、《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 2013 年) 、《關于印發中小學生減負措施的通知》( 2018 年) 與《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 2021 年) 等。透過文本來分析，1955 年減負令明確指出，學生學業負擔的成因是“教材不完善、教師水平不高、學校領導不深入教學”，其秉持的負擔觀是“教學工作失調觀”，減負的實質是用教材、教學大綱、課程計劃來規范學校教學工作，使之回歸教學正道; 2000 年、2013 年、2018 年減負令均以減負工作清單形式呈現，其關注點是升學擇校競爭帶來的學業負擔問題，其秉持的負擔觀理應是“擇校競爭效應觀”，認為學業負擔實質是升學考試競爭引發的學業課業暴漲現象; 2021 年減負令更具戰略性、全局性與深刻性，其核心假定更像是將學業負擔問題視為一種“教育病毒”，其背后負擔觀是 “病毒入侵觀”，試圖與之展開長期征戰、決戰千里，努力走出“表層減負”“考試減負”的工作常模，走上一條“抗病毒”式的減負之路。

　　從這一角度看，我國歷史上出現的學業負擔觀大致可分為三種，即教學失調觀、競爭效應觀與病毒入侵觀，其內在差異表示如表 1:

　　由上可見，我國歷史上學業負擔過重現象之所以反復上演、卷土重來、大肆擴張，其根本原因在于學業負擔問題就好似一種“教育病毒”，它與健康、正面、積極的教育工作同步進化，導致簡單機械的行政減負清單都對之效力有限，難以達到根源上減負、除負的終端意圖。在不同學科領域，學者對“病毒”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在生物學中，病毒是指“以在其他生物體間傳播并感染生物體的微小生物”; ①在計算機科學中，病毒是指“在計算機程序中插入的破壞計算機功能或者破壞數據，影響計算機正常使用并且能夠自我復制的一組計算機指令”，② 其根本特征是: 寄生性、傳染性、潛伏性、隱蔽性、破壞性與可觸發性。將之引入教育領域，教育病毒是指教育系統中存在的那些具有較強衍生力與破壞性的有害教育觀念。應該說，導致我國學生學業負擔頻繁發生的深層病因正是教育世界中那些被固化的有害教育觀念，如認為“不上輔導班、不多做題必然會學業落后、沒有前途”，“考試成績是刷題‘刷’出來的”，“所有求學活動的最高目的是考上知名高校”等的畸形教育觀念。一旦社會染上這些教育病毒，家長會深陷“流動的恐懼”之中，“患上了‘學業焦慮癥’，唯恐孩子落后別人，身不由己又欲罷不能地參與各式各樣的‘雞娃’”。③ 這種景象與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社會生存環境有異曲同工之處。其結果，中小學學業負擔泛濫、過度教育觀念病毒猖獗，而超量作業競賽、超前補課競賽、校外培訓班攀比等正是其外顯癥候。

　　( 二) 我國中小學學業減負工作演進史分析

　　在上述負擔觀的執導下，我國中小學學業減負工作走出了一條持續強化、層層加碼的道路，甚至呈現出“越治越濫”的跡象( 如表 2 所示) 。譬如，1955 年文件對中小學生學業負擔危害的認知是: “損害身心健康，削弱政治思想教育，影響知識質量”，而到了 2021 年，黨和國家將其危害提升到“侵害群眾利益行為，惡化教育良好生態”的層級，表明中小學學業負擔已逼近瘋狂、猖獗的水平。在此形勢下，深層反思國人秉持的課業負擔觀與負擔生成內循環，精準定位政策行為的“杠桿點”，就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

　　上述五個典型減負政策文件大致勾勒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中小學生學業減負工作的大致軌跡。根據主要減負手段來劃分，可以將之分解為三個階段: 教改減負階段，即僅限于教學內部改進的減負階段，其基本負擔觀是: 將學業負擔理解為學校教學工作失調失范失序的現象; 清單減負階段，即圍繞學業負擔表現出臺點對點治理政策的階段，其隱性假定是: 將學業負擔問題視為擇校考試競爭的一種負面效應，秉持的競爭效應觀，其減負令由一系列高度具體化的禁令或指令構成，行政查處、規范管理、清單治理是其工作內容，目的是要打破學業負擔增量與考試競爭間的隱秘關聯; 根源式減負，即圍繞教學質量提升、課后服務提供、教育優質均衡等病根問題開展正本清源式減負行動，其瞄準的是應試教育觀念“病毒”，長期性、系統性、根源性治理是減負工作的顯著特征。尤其是在第三階段中，減負政策已經具備了層次性、系統性、內外雙向延伸的新特征( 如圖 1 所示) 。

　　圖 1 表明，“雙減”政策是在校內、校外、生態三個層次上展開的，每一項學校減負政策都立足于教育改革大系統之中，且都具有校外教育環境治理與教育生態重建的外圍考量。換個角度看，歷次“減負令”的出臺之時其實正是新的學業負擔變種出現、學業負擔倍增的時刻，也意味著學生學業負擔病毒進化升級到了新階段。總而觀之，我國中小學學業負擔演進的基本態勢有三個: 多樣化、增強化、外溢化。

　　1. 多樣化。由表 2 可知，我國學生學業負擔表現呈現出日趨多樣化的特點: 1955 年主要體現為作業負擔、上課負擔、課外活動負擔; 2000— 2013 年間新增了一系列新負擔形式，如教輔負擔、補課負擔、競賽負擔、擇校考試負擔、線上作業負擔等; 2018 年后又新增校外培訓負擔等。可以說，中國社會發展的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成為新型教育負擔生產的幕后推手，城鄉教育失衡、教育信息化推進、教育資本介入等加速了學生課業負擔的多樣化生產。

　　2. 增強化。從負擔量變角度來看，我國中小學學業負擔有日漸增量、增強的態勢，學生的自由活動空間一步步被鎖定在教室課堂與家庭作業之中，最終學生自主生活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 1955 年，學業負擔的主源是學校家庭作業，學生身體被限定在學校聽課與家庭作業之中; 2000 年后，學業負擔的主源是補課、教輔、線上學習，學生身體被鎖定在學校、線上與家庭作業之中; 2018 年之后，學業負擔的主源是校外培訓與課外作業，學生身體被鎖定在校內外課堂與家庭作業之中。可見，當前我國中小學生的幾乎所有自由活動時間都被學校與校外培訓機構瓜分，學業負擔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3. 外溢化。從衍

　　3. 外溢化。從衍生軌跡來看，中小學學業負擔幾乎一直處在時空上不斷外溢的進程之中。 1955 年后，學生學業負擔實現了“學校”向“家庭”、“課上”向“課下”的首次溢出，學校教育開始向家庭教育進犯; 2000 年后，學生學業負擔借助周末補課、線上作業實現了第二次外溢，即“周內”向“周末”、“線下”向“線上”的擴張，學業負擔大量溢出學周與校園; 2018 年后，學生學業負擔實現了第三次外溢，即“學校課堂”向“校外課堂”的外溢，實現了“課業”與“作業”的“雙外溢”，學校學業負擔正處在全方位爆發狀態，所有學生生活空間都可能成為學業負擔進軍的對象。

　　二、中小學學業負擔的增生機理分析

　　由上可見，我國學生學業負擔史上呈現出來的持續再現、日益頑固、久治不愈等特征表明: 學業負擔應屬于一種“教育病毒”，它具有病毒式的繁衍機制，即持續增生的內在機理。要徹底破解學業負擔病毒，我們不能“圍堵絞殺”“全線出擊”，而應探明其內在生發邏輯、生長機理，然后順藤摸瓜，找到戰勝中小學學業負擔的突破口。美國學者彼得·圣吉( Peter M. Senge) 指出，找到 “系統基模( 即內生邏輯或圖式) 的目的是重新調整我們的認知，以使我們更能看出結構的運作，和看到結構中的杠桿點”。④ 因之，引入系統基模分析的思維，創新“學業負擔”的解釋模型，發現中小學學業負擔的生長邏輯，是邁向深度減負、根源減負、系統減負的必由之路。在新形勢下，我國教育工作者必須確立與學業負擔病毒共生共強的理念，增強對學業負擔病毒的警惕意識與識別能力，善于利用學業負擔增生機理編織政策防護網，絕不給學業負擔病毒滋生提供可乘之機。

　　( 一) 健康教育機體始終與學業負擔“病毒” 共生共長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業負擔現象可謂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僅國家未能徹底贏得這場“減負戰”，而且還為學業負擔變種生長提供了新沃土，導致學生學業負擔病毒不斷變異、持續飆升，“救救孩子”的呼吁此起彼伏。就其主因來看，主要有二: 一是沒有認識到學業負擔存在的長期性，二是沒有將減負精神植入教育機體的細胞，將之轉變成為一種抗毒文化。任何事物的發展總是相反相成的，辯證地看，健康教育機體與學業負擔病毒之間是相反相克、相依相生的關系: 學業負擔病毒是推動教育系統重構的熵量而不全是敵人; 學業負擔病毒在破壞健康教育機體的同時也催生著教育免疫系統的重建; 教育機體正是在應對學業負擔中才實現自我升級與進化的; 與學業負擔問題相依相生、共生共長才是真實的教育存在狀態。有學者指出，“對任一存在或概念的理解總是嵌入一定的思維視角，該視角也構成了理解該存在或概念的理論假設與分析框架”。⑤站在病毒學視角來看，病毒與人的關系是寄生與對抗、共存與依賴的關系，只有人類增強了抵抗病毒的免疫能力才不會被病毒吞噬。與之同理，中小學學業負擔治理工作也必須樹立這一意識: 教育工作一旦遠離初心、失去本心，學業負擔病問就會卷土重來; 教育工作者必須增強對學業負擔病毒的警惕意識、防范能力與對抗資本，才能將學業負擔病毒扼殺在搖籃之中，不給其提供露頭機會。

　　( 二) 學業負擔病毒發端于教育功利心的誘導

　　在健康教育系統中，學業負擔病毒難以滋生，更沒有藏身之地、孕育之所。任何學業負擔病毒的發生都需要一個誘因，這就是功利性教育誘惑與侵擾。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樹人，教育的本分是服務公益，守正固本是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強大精神免疫系統。對我國當代教育事業而言，“功利主義教育價值觀和教育評價中的工具主義思維，使得教育評價在實踐發展中傾向于追求形式化，而忽視教育的實質內容”，⑥ 這才是學業負擔病毒的毒性之源。在遠離功利心、私利心的情況下，教育事業就能健康運轉、持續創新、康莊前行，而一旦教育事業被某些教育利益集團、社會階層所綁架，學業負擔病毒就會走上前臺、加速繁殖，進而占領教育事業的主陣地———學校與課堂。在當代教育改革中，主要有三類功利心在擾亂著教育事業發展的節奏與秩序，這就是: 教師的業績訴求、家長的高分訴求、教育機構的利潤訴求。無疑，在適度功利心驅使下，教育事業會走上一條高速、健康、優質的發展軌道，而一旦這一功利心過度超限，教育事業就可能偏離正軌，學業負擔現象隨之爆發。從教師角度看，對教育業績的追求是其本能要求，尤其是在高風險考試、量化分數評比出現之后，教師間教育業績競爭極易失序，進而催生出課后作業批量生產現象; 從家長角度看，望子成龍心切導致了對子女考試分數的高度關注，加之高考升學、清北情節的推波助瀾，誘使家長走上了“只認分數”的歧途，給孩子增負的要求勢不可擋; 從校外培訓機構角度看，對資本盈利的追求促使其選擇畸形的培訓增分策略，以此附應家長的追分私欲，趁此撈取經濟利益。一句話，功利心才是誘發學業負擔病毒的罪魁禍首，誠如有人所言， “‘雙減’要減的是對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⑦ 在所有功利心中，家長“過于‘神話’分數的高低”⑧ 是最為可怕的，它是所有功利心的公共節點，是擾亂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扭結。

　　( 三) 教育機體感染學業負擔病毒的病理分析

　　目前，我國學業負擔病毒已經成形，并借助社會教育文化的寄生體獲得了強大的生存力與再生力，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更為關注的不應是學業負擔病毒的生發原理，而是探明其向外傳染的機理，理清教育事業抵抗感染傳染的機制，藉此威逼學業負擔盤踞的老巢，實現對中小學學業負擔“觀念病毒”的逐步絞殺。因此，探明健康教育機體被學業負擔病毒感染的機理更有意義，它是國家出臺組合性減負政策、構筑學業負擔防波堤與修復教育機體免疫系統的理念指引。從理論上分析，課堂、學校、家庭感染學業負擔病毒的關鍵六環節是: 社會“追分文化”的流行、家長分數神話形成、政府部門的漠視、學校辦學理念異化、教師專業權利失守、校外機構推波助瀾，最終導致學生學業負擔問題集中爆發等，這就構成了學業負擔病毒自我衍生的內循環( 如圖 2 所示) 。

　　圖 2 表明，我國社會上流行的考試文化是學業負擔觀念病毒的攜帶者，如若沒有被激活，就一直處在潛伏狀態; 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中，部分極端功利化的家長很容易感染上學業負擔病毒， 并將這些觀念病毒向學校、教師傳播，導致學校辦學理念異化、教師專業權利失守，進而成為第二代感染者，成為應試文化、追分文化的受害者與新宿主; 在這種情況下，如若政府教育行政機構對之毫無防備，甚至聽之任之、漠視其存在，負擔病毒會繞開教育行政部門監控進入教育機體內部，整個健康教育機體很快會被學業負擔病毒感染，把整個教育系變為學業負擔病毒的第三代寄生體; 在教育事業機體被全部感染的情況下，如若校外培訓機構推波助瀾，學業負擔問題會在學生身上全面爆發，學生學業課業的數量、類型、負荷走向超限，學生的絕大多數生活時空都被作業課業填充，威脅著學生的健康身心。可見，健康教育機體被學業負擔病毒全面感染過程的過程是:

　　1. 病毒激活階段，即社會考試文化中負擔觀念病毒被觸發的過程。任何社會組織中都存在競爭文化、考試文化，它們是負擔病毒的承載者。通常情況下，社會公眾對社會性選拔考試保持理性態度，其難以蛻變為“追分文化”，并在社會分層、人才選聘中發揮積極促進作用。但在特殊社會環境中，如獨生子女家庭環境、就業崗位供需嚴重失衡、對名校極度崇拜、功利主義教育價值觀流行、行業職業間社會資本差距懸殊等情況下，考試文化極易異化為“追分文化”，學業負擔病毒由此獲得繁殖的溫床與沃土。在義務教育階段，青少年學生與社會環境間關聯較弱，家長作為學生的社會代理人，會有意無意地把教育競爭信息向學生傳遞，尤其是那些功利心態極強、對教育規律缺乏敬畏之心的家長，他們可能率先向學校提出校外補課、作業加量的要求，最終成為應試教育的發動者與學業負擔病毒的首批感染者，悄然將學業負擔觀念病毒帶入教育機體內部。

　　2. 教育機體感染階段，即學校教育整體被負擔觀念病毒感染的過程。在所謂“聰明”家長的習染下，家長文化迅速變味，分數神話在家長社群中蔓延，家長間攀比心態濃重，進而加速了學業負擔繁殖，并經由學生將一種病態學業負擔觀向學校、教師散播。在這種情況下，一批缺乏純粹教育事業定力的學校、教師首先會隨波逐流，原本健康的辦學理念被擯棄，教師自主開展教育活動的權利被隱性剝奪，在一些教育行政監管薄弱的學校鏈環中會首先出現無限度作業、無限度補課、無限度考試、無限度購置教輔的惡性競爭行為，原本寬松、和諧、健康的教育環境不復存在，甚至連學生的休息時間都被繁重學業課業負擔所侵占。當然，如若學校教育堅持專業發展的理念，其抵御病毒的免疫能力較強，一般不會淪為學業負擔病毒的獵物。

　　3. 學業負擔全面爆發階段，即學業負擔壓力多口爆發階段。在學校教育事業整體被負擔病毒感染之后，教育系統抵抗學業增量的“防火墻”被拆除，學校、教師、家長均會感受到一種強大的分數壓力感、考試壓力感，進而將這種壓力向學生傳導，向學生提出種種課業作業增量的要求。與此同時，相關校外教育機構會乘虛而入，開發出形形色色的教育產品與服務，如教輔讀物、電子作業、校外培訓、家教服務等，形成“學校課業 + 校外課業”相互疊加的格局，多樣化的課業負擔現象產生，學生課業總量與壓力感激增，學業負擔病毒繼而進入瘋狂繁殖期。

　　以上解釋模型大致解析了我國學業負擔病毒擴散的一般過程，其核心假定有三個: 一是學業負擔病毒長期與健康教育事業并存并相互博弈; 二是學業負擔病毒爆發的根源在于教育系統自身抗毒免疫系統的受損與教育行政部門監控的漏洞; 三是家長、教輔生產機構、校外教育機構等都在學業負擔病毒繁殖中扮演著推手角色。

　　三、“雙減”政策的局限與完善

　　站在學業負擔“病毒觀”角度來看，當前我國 “雙減”政策很可能依舊行進在邁向學生學業負擔終結的“途中”，而非面向學生學業負擔問題的 “背水一戰”。換言之，我國抗擊學業負擔病毒的教育征戰可能沒有“決戰”，只有持續升級的“持久之戰”“微型戰爭”。面對與教育事業長期共存的學業負擔病毒，一旦教育工作者的減負警覺松懈，隨時都可能將學業負擔病毒放出牢籠，給其卷土重來提供機會。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我們認為: “雙減”政策具有其效能局限性，教育工作者必須堅持“持續增能、修復生態”的減負思路，而不要過早指望“畢其功于一役”。

　　( 一) “雙減”政策的“三局限”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大致采取了三類減負策略: 一是外堵策略，如限制教輔產品進學校，限制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進入教育市場等; 二是內調策略，即提高課堂教學質量、開發課后服務、限制作業布置、規定考試次數、名校指標分配到校、高考制度改革、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等; 三是固本策略，即強化立德樹人、素質教育、核心素養等教育精神。這些策略都肯定有效但都效能有限，尤其是第三種策略，它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口號層面，難以深入到教育機體內核，故持續性效果也較差。進言之，“雙減”政策具有“三局限”性，具體體現如下:

　　1. 只能給教育“消腫”，無法短期內消殺教育病毒。學業負擔病毒具有強大的再生力、傳染力與變異力，這就決定了當前“雙減”政策只是給被感染的教育機體“消腫”，而算不上是一場全面診療行動。即是說，要最終鏟除學業負擔病毒，教育工作者要考慮的是: 如何從學業負擔病毒生長的長鏈上找到薄弱鏈環，斬斷負擔生長鏈環與增生機制; 如何從教育系統自身免疫系統培植入手，找到恒久的拒腐防變之路; 如何建立學業負擔病毒預防的長效機制，不給學業負擔病毒提供滋生的土壤。從這一角度看，“雙減”政策的毒性消殺能力有限，大多數減負舉措僅僅是給教育表皮“消腫”，需要實現從“消毒”思維向“抗毒”思維的深刻轉變。誠如有學者所言，“要通過賦能讓校內教育教學提質增效，提升課后服務水平，讓學生學習更好地回歸校園”，⑨ 這才是“雙減”政策的應然之道。因之，要真正將課業學業管控在校園、課堂之內，教育管理者還必須構筑起一道基于健康教育教學觀念的“觀念防火墻”，開辟出一條從教育內核去減負的新路。

　　2. 只能給學生“松綁”，無法短期內重建教育新秩序。可以肯定地說，“雙減”政策只能給學生身體“松綁”，甚至說只是暫時身體松綁，也無法給學生心靈松綁、精神松綁，徹底減輕他們的隱形學業壓力感，更無法短期內重建健康的教育秩序，讓教育事業真正回歸立德樹人、素養為本的軌道。其實，教育改革是一場雙面戰爭: 一方面要重建教育理想、教育夢想，夯實教育正能量、教育正面建筑; 另一方面還要與保守教育思維、病態教育傳統、變態課程文化做殊死的爭斗。從這一角度看，鏟除學業負擔病毒其實是我國教育現代化改革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最終破除學業負擔病毒的侵擾，真正的好教育才可能破土而出，健康積極的教育形態才可能突出重圍、贏得勝利。“雙減” 政策無疑是向教育負面力量的一次“亮劍”行動，其局限性在于還沒有達到將“新教育秩序重建” 這一議題也納入“減負工程”的水平，這就決定了 “雙減”政策在某種意義上說還只是傳統“減負令”的升級版、高級版，而非“減負令”的理想版、終極版。進言之，在學生身心松綁后如何用真正科學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動來填充“減負”后的“空白”，徹底杜絕教育事業退化的后路，這才是更有意義的一個教育話題。所以，“系統性研究‘減什么’，多樣化探索‘怎么減’，有效建立與‘雙減’相適應的辦學理念、教育模式和教學方法”，⑩ 這才是“雙減”政策有效落地的關鍵之舉。

　　3. 只能給學業“減壓”，無法短期內建成理想的教育。“雙減”政策也只能給學生學業“減壓” “減負”，而要短期建成理想的教育形態來取而代之，幾乎是癡人說夢。某種意義上說，“減負”思維只是一種教育政策話語，而且并非一種絕佳的教育表述，真正科學的減負思維理應是一種“置換思維”“升級思維”，這就是: 用一種理想教育形態將病態的教育形態予以置換，將病態的教育形態升級為更加理想的教育形態。在這一意義上， “雙減”最多只能減掉學生的部分心理壓力感，而非根源上減負的一劑良藥。在教育改革中，“破” 與“立”本來就是辯證的存在: 在打破負擔臃腫的教育建筑之后，我們該搭建的教育新建筑是什么，這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話題。其實，面向理想教育而改革的行程同時也是教育工作消殺學業負擔病毒的行程。可以說，中小學學業減負只是權宜之計、緩沖之計，在建立理想教育事業上施力增能才是減負的根治之路、長治之路。正是如此，“雙減”不僅僅是外部“治標”，更強調“內在提質創新的‘治本’”，即“國家課程規范化校本化實施、課堂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的真實變革、教育教學質量及班級日常生活質量的實質性提升”。

　　( 二) 教育培元、持續增能: 完善“雙減”政策的一般思路

　　當前，要突破學業負擔“雙減”政策的“三局限”性，就必須把“減負”視為一項教育機體的自我修復工程，視為教育事業依靠內功修煉來突破學業負擔陰霾的教育培元工程，視為一項教育系統平衡態的高位回歸工程，而非主要依靠外力、外人、外圍來驅趕學業負擔病毒的“祛毒工程”。為此，未來學業減負工作更應該強調教育行業的系統免疫力、生態修復力，力爭打一場“有深度、有謀略、有耐心”的學業負擔阻擊戰!

　　1. 構建教育系統的免疫屏障。目前，學業負擔不再是一個微渺的教學管理失范問題，而是一個具有了自我復制、自我進化、自我傳播功能的觀念病毒，并且它已侵入了我國中小學教育機體的膏肓，威脅著教育事業的每一個細胞與組織。在這種形勢下，減負工作決不能僅僅求諸于教育行政部門出手相助，更應該鼓勵教育工作者主動作為、固本強基，引導他們堅守教育事業的夢想與信念，增強教育系統、教育主體自身抵御負擔病毒的能力。有學者指出，“減輕中小學生的學業負擔，不僅需要‘過程管理’，也需要從源頭控制”。瑏瑢 換個角度看，純正的教育信念、正向的教育理想、立德樹人的教育觀念就是教育系統抗擊學業負擔病毒的最佳“疫苗”，“雙減”政策只是激活這一“疫苗”的引子罷了，而非最終根治學業負擔問題的靈丹。其實，教育系統唯有借助政府政策的力量來加固自身的免疫屏障，保持免疫系統的有效運轉，確保教育事業正向行進，才可能達到源頭減負的水平。具體而言，教育系統的免疫屏障起碼由三部分構成: 其一是學校對社會、家長增負要求的抵制力，其強大后盾是國家教育方針、素質教育理念、全面育人精神等; 其二是教師對學校、家長功利化學業成績要求的抵制力，其強大后盾是教育行業賦予教師的專業自主權; 其三是學生對過度過量作業的抵制力，其強大后盾是《未成年化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中的相關法律條文。一句話，在純正教育信念指引下，學校、教師、學生等關鍵教育主體自覺捍衛自己的教育權利與教育理想，不斷強化對不良教育文化、有害教育觀念的抵制力，教育系統的免疫屏障就可能順利建立并高效運轉。

　　2. 修復健康的教育生態系統。教育系統是一個生態系統，是一個借助內部循環與外部循環來保持自我恒定性與內外平衡態的系統，其具體內涵是: 教育系統內部各要素，如教師、學生、學校、家長、行政官員等之間存在相互制約、交互作用、尋求平衡的關系，彼此間發生著權力博弈與制衡關系; 教育系統與外部環境，如社會環境、教育文化、社會要求等之間存在相互交流、相互勾連、相互牽制的關系，并與之發生著物資、人事、信息、能量等的交換流通活動。應該說，教育系統的健康運轉得益于這一生態關系的健康運轉，得益于教育系統內外間良性循環的營建。具體而言，在教育生態系統中，所有教育要素在“好教育”理想的統攝下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利益平衡，良性教育機制得以建立; 一旦任一構成要素受到功利性因素的驅動，搶先打破這一平衡態，教育生態系統會被破壞，學業負擔病毒迅速登場，并挾持了其他教育要素，導致教育生態系統惡化。應該說，當前我國教育生態系統就處于惡化受損狀態，要借助行政力量助力其回歸平衡態，邁向高位平衡態，就必須對異化的教育要素、教育需求、教育行為適當予以校正，如“引導家長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孩子的教育”，“讓學校教育回歸本位、不斷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等瑏瑣，都是修復教育生態系統、助推其回歸再平衡的現實舉措。從這一角度看，“雙減”政策在修復教育生態系統中發揮著“助推”“促進”“輔助”的作用，強大教育生態系統的重建更需要教育事業主體———教師、學生、學校自身的教育觀念修復、教育理想校正、教育本心回歸。“外因通過內因發揮作用”。教育生態系統修復必然是教育系統自身的內部斗爭與升級進化，政策介入始終是第二位、輔助性的，不可能取代教育主體自身的自覺、自立與自治。

　　3. 重視教育文化的凈化與進化。任何教育病毒都可能蟄伏在強大教育文化的海洋之中，只重視病毒癥候治理，而忽視隱性教育文化建設，是制約當代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基于這一判斷，我們相信: 堅實教育文化建設的底層建筑，開展常規性教育文化整理清理活動，組織先進教育文化推介活動等，是從源頭上預防學業負擔病毒滋生傳播的根治之道。教育系統好似一座 “冰山”，隱藏在海平面以下的是隱性的教育文化、教育習俗、教育傳統、教育習慣等教育事象，它對整個顯性教育系統、上層建筑發揮著支撐、滋養或消解、蠶食等作用，任何教育病毒的出現都可以在病態教育文化中找到前兆。因此，長期忽視教育文化建設是導致我國學生學業負擔病毒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基于這一分析，我國后續教育改革中一定要大力推進兩項社會性教育行動: 其一是先進教育文化建設行動，即學校與家庭、社會聯手開展先進教育文化培育活動，讓素質教育文化取代應試教育文化，用“全面 + 個性”的發展理念去置換分數神話、高考神話，真正實現社會教育文化的進化升級; 其二是消極教育文化抵制行動，即善于利用社區宣傳、社會宣教、媒體平臺、文藝活動等途徑針對不良教育文化，尤其是應試教育文化、片面知識學習文化等開展批判抨擊活動，“健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教育內容的質量評估機制”瑏瑤，促使整個社會徹底擯棄簡單、機械、功利、狹隘的教育文化。我們相信: 教育文化是廣大民眾深信不疑的教育觀念集合體，是根本上決定教育系統形貌的根源力量，“雙減”政策只有植根于教育文化重建實踐中去，它才可能最終鏟除中小學學業負擔的病毒。

　　4. 增加有深度的減負政策供給。要有力抵抗學業負擔病毒的侵襲，教育系統離不開教育政策的強援，但這種“強援”引入的意圖是想方設法強化教育系統的免疫能力，去消殺學業負擔病毒的毒素毒性，遏止負擔病毒自我復制傳播、感染教育事物的潛在性能。為此，減負政策研發中必須樹立表里兼顧的“深度思維”，即將每一道減負政令都和根治負擔病毒觀念、清除應試教育文化的意圖有機結合起來，既看到其表面政策效能又關注其實質政策意圖實現，真正走出“為減負而減負” 的誤區，研制出有表有里、表里兼顧的深度教育政策方案。進言之，減負教育政策的“深度”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按照減負工作意圖來設計組合性減負政策。客觀地講，學業負擔具有內外兩面性，即“政令 + 意圖”的架構，科學的減負政策一定是表層干預手段與深層干預意圖的合二為一。據此，未來“雙減”政策設計一定要嚴格按照問題解決取向、政策預設意圖來研發序列化、體系化教育政策，確保每一項減負政令都是特定減負意圖的物化者與實現者。“好政策”一定是一個結構功能體，即通過政策匹配、結構優化來實現最好的政策效能。因之，圍繞某一減負意圖來聚合若干政策工具、政策指令、政策條款，形成政策合力效應，才可能成為有深度考慮、深度意圖的好政策。換言之，僅僅依靠單一的減負政令，如作業時間規定、校外培訓規定等，是難以實現全面攻克學業負擔病毒目的的，構建“一意圖、多政策”的政策架構對于減負工作而言意義重大。

　　二是按照學業負擔病毒機理來設計迭代性政策。學業負擔病毒具有自我進化性，與之相應，最有效的學業負擔政策必須具備迭代性，必須保持持續更新換代的姿態，尤其是要先于病毒進化而采取預防性、前瞻性減負政策，將學業負擔新變種扼殺在萌芽狀態。換個角度看，我國學業負擔病毒實質是頑固保守的教育觀念，是過度關注考試分數而不關注社會生產生活現實需求的功利性教育觀念，學業負擔翻新增量只是其外部癥候的表現而已。在這一意義上，“雙減”政策必須瞄準其死穴———追分教育觀念并對其進行迎頭痛擊，鏟除其著生土壤，抑制其活性活力，不給其提供復活的機會。為此，減負政策必須始終保持對各種變異教育觀念病毒，尤其是追分教育觀念的種種變種保持警戒意識，預先升級減負政策與預警級別，并在這種教育觀念、教育傾向撲土之前采取新一代減負政策，確保減負政策的前瞻性與先行性。

　　三是按照學業負擔傳染鏈條設計阻斷性政策。目前來看，“雙減”政策基本上都屬于阻斷學業負擔病毒傳染鏈的應急性政策，無論是規定作業時間、限制教輔進校，還是弱化升學考試、實施優質教育均衡等政策，某種程度上都屬于阻斷負擔病毒傳染鏈的一種做法。無疑，這種阻斷負擔病毒傳播舉措的最大優勢是見效快、易執行，但其缺陷是: 無法確保負擔病毒可能會在其他尚未關注的教育領域找到新寄生點，如眾籌家教、駐家輔導、線上學習空間、變相課外校外活動等，無法從根源上阻斷負擔病毒的生發生長。由此可以預見，即便“雙減”政策徹底生效，未來各種變相、地下補課形態還會換裝登場，其隱蔽性程度可能會更高。面向未來，減負政策設計必須從負擔病毒傳染鏈的最上游鏈環著手，即社會考試文化向家長的傳染鏈環，盡可能將減負政策發力點逐步上移到抑制社會考試文化傳播這一重心上來，力求借助政策目標定位調適來增強學業負擔病毒的阻斷效能，真正實現從根源上消殺病毒有生力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