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績理性邏輯下的政企互動與產品質量

　　摘要：國內近年來在食品安全等產品質量領域存在著企業大而不強、政府監管不力的典型現象，現從地方官員“政績理性”的視角出發，構建了一個包含政府監管與企業規模擴張、產品質控決策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對這一現象提供了不同于現有政企關系理論的解析。發現要有效改變企業“大而不強、大而不倒”的局面，使企業與地方政府做出有利于社會整體福利的選擇，不僅要改革官員內部政績考核方式，更要增強社會監督，二者“雙管齊下”才能形成有效的“政府監管之手”;當經濟水平與質控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以至于高質量產品具有大規模供需匹配的潛能時，有效的政府監管將為“市場之手”提供發揮決定性力量的舞臺，并激勵企業“做大做強”，實現“大規模、高質控、政府嚴查”的社會最優均衡。研究有助于理解市場、政府與社會在產品微觀層面實現高質量發展中的角色地位、相互關系與作用機制，為構建食品安全等領域社會共治格局提供了方向性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政績理性;官員考核;產品質控;企業規模;高質量發展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高質量產品的有效供給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在微觀層面的內在要求(林兆木，2018;汪同三，2018;魏敏和李書昊，2018;李金昌等，2019)。產品安全關系著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是人民生活的基礎和最重要的保障，健康是促進人類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故對于產品質量的提升不但是企業的目標也是政府的監管方向。

　　早在1942熊彼特就提出了“熊彼特假說”，認為大規模的企業對于小規模的企業在研發創新上更有優勢，大企業可以進行市場壟斷，提高市場占有率為企業帶來超額收益。創新對于企業而言需要巨大的投入資本，并且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不同的學者對企業規模與創新之間的關系持有不同的觀點。其中企業規模對企業創新能力以及最終對產品質量的影響不同學者的觀點不盡相同，主要分為三種觀點：企業規模與創新能力成正相關、企業規模與創新能力成負相關、企業規模與創新能力成倒U形關系(任海云，2010;金玲娣和陳國宏，2001;王任飛，2005;李平和邢麗娜，2007)。企業創新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問題，并存在一定的閾值，企業只有達到一定規模才有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金玲娣和陳國宏，2001)。同樣企業規模對產品質量的影響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閾值，只有在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才能更激勵企業做大做強。

　　由以上對現有研究的解讀發現，企業規模可以通過“信號現實機制”以及“生產資源決策機制”影響產品質量，不僅如此，企業多重決策之間也會相互影響并最終對產品質量產生影響。現將研究企業規模與產品質量的互動模型，探究最終實現“企業大規模、高質控、政府嚴監管”的高質量均衡的現實條件及其背后的政企互動邏輯。基于地方政府主體是“政績理性”的邏輯，構建了一個包含企業規模決策和地方政府監督行為的政企博弈模型。

　　二、模型設定

　　這里考察一個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參與者包括一個進行規模大小與產品質控水平決策的企業，一個代表性的地方政府監管者以及一群消費者。另外，本模型所涉及的決策部分，為簡明起見均采用兩點(離散)策略形式。下面將就博弈時序來說明基本的模型設定，博弈時序如圖1。

　　首先，企業領導者進行規模大小的決策。大規模(記為L)和小規模(記為S)，進一步假設L=t·S，t>1。若選擇大規模(L)，需要付出較多的投資成本，記為I(I>0);若選擇小規模(S)，則將投資成本標準化為0。接著，企業進行產品質控水平高低的決策。高水平質控和低質控水平，分別記為h和l，企業的質控水平決定了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故假設00)，低質控水平成本則標準化為0。其次，政府監管者要對產品質量進行把關。現引入k來表示不安全產品在抽檢中蒙混過關的概率，其取值范圍為0≤k≤1。若k=0，政府監察能力完美，不安全品一定會被查出;若k∈(0，1]，政府的監管能力存在缺陷。但政府的決策行為是其私人信息，無法被消費者事先觀察到。

　　若缺陷品被政府如實對外披露，企業將無法獲得銷售收益，記為0;若政府進行包庇，將不安全產品放行，由于此時消費者無法事前觀察到企業的質控水平和政府的行為，只能根據對前兩者的行為和市場上的產品質量理性地進行推測，再決定購買與否。若政府在查出缺陷品時每每嚴肅處理對外披露，則向消費者傳達了政府嚴查的信號，當企業處于大規模(L)時，可獲得產品收益t·R，當企業處于小規模(S)時，獲得產品收益R;若政府鮮少對外披露抽檢信息，則消費者容易認為進入市場的產品未必一定安全，此時如果推測企業的質控水平為高，則大/小規模的企業分別獲得收益t·Rh和Rh;如果推測企業的質控水平為低，則大/小規模的企業分別獲得收益t·Rl和Rl。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獲得政績效用α·R+β·U其中R根據具體情況選取上述t·R(R)，t·Rh(Rh)，t·Rl(Rl)表示企業的經營收益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在GDP增長、稅收收入和就業等指標方面的經濟政績;U取t·V或V，V表示進入市場的產品給地方政府帶來的民生政績或者風險責任，V>0即產品投入市場后無安全事故發生，此時無所謂產品的真實質量如何，地方政府獲得“嚴格把關食品安全工作”的正向民生政績，V<0即發生了食品安全事故，地方政府由于監管不力而被問責。因此，α>0代表企業營收帶來的經濟政績在官員考核中所發揮的重要性，β>0代表流入市場的產品在民生方面的影響對官員考核的重要性。另外從地方政府的視角出發，若地方政府真的嚴格監管，質控水平不足的企業必然無法售出產品，銷售收益為0，政府政績效用α·0+β·0=0，其中β所乘的0可以理解為既不會給政府帶來問責風險(U≤0)，也不會獲得無事故發生時的正向政績(U≥0)，故而取中間值0。

　　推薦閱讀：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對企業管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