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現狀與展望——基于文獻計量分析

　　摘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是生態環境保護與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研究領域的焦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多元化手段在促進生態保護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維持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平衡。文章系統梳理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概念、理論、核算方法，并綜合運用 ROSTCM6.0 與 VOS viewer 軟件，基于 CNKI 數據庫，以 1993-2021 年 CSSCI 期刊中共計 2891 篇相關文獻為樣本，對高頻詞、研究主題等內容進行可視化聚類分析，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脈絡進行梳理，歸納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具體路徑，探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未來發展方向，以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進一步發展。研究發現：(1)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興起于1993年 ;(2)關鍵詞聚類分析表明，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生態補償”“補償標準”“補償機制”展開;(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脈絡可分為四個階段：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探索階段，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深化階段，多主體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探索階段，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多元發展階段;(4) 研究熱點包括生態補償、生態補償機制、生態文明、補償標準;(5) 價值實現路徑可分為政府路徑、市場路徑、社會路徑等 3 個基本路徑與 11 個具體路徑。研究認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需要豐富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搭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平臺，統一價值核算方法，增強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協作。

　　李燕; 程勝龍; 黃靜; 付曉， 林業經濟 發表時間：2021-11-15

　　關鍵詞：生態產品;生態產品價值;價值實現

　　1 引言

　　生態產品是一個較中國化的概念，國外學者通常稱之為“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或“生態標簽產品(Eco-Label Products)”(Costanza et al.，1997)。生態產品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伴隨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對資源的不斷掠奪，致使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問題出現，影響了社會可持續發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作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核心理念的實踐，以多元化手段實現其生態價值轉化，對改善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孫博文等，2021)。同時，我國人民對高質量綠色生態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生態產品價值研究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快速發展，文獻數目不斷增加，綠色金融、生態產業等多樣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漸漸成為研究熱點。

　　2020 年 3 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考察時強調 ：“要在保護好生態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營，將生態效益更好地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隨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相關政策的不斷出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方興未艾，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研究成果不斷豐富。有學者對生態產品價值的研究進行了梳理綜述，也有學者用知識圖譜方法對生態補償熱點進行分析(廖茂林等，2021 ;張林波等，2021)，但大多文獻研究視角比較單一，主要集中于理論層面，缺乏對文獻數據梳理。基于此，本文運用可視化分析對生態產品價值研究脈絡進行梳理，探究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以及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的研究熱點與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期為生態文明建設與“生態效益”轉變為“經濟效益”提供有益助力。

　　2 文獻回顧與評述

　　本文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核心、最新的文獻進行梳理，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領域的研究脈絡進行回顧與述評，以更好地把握未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熱點與方向，并歸納總結相關概念與理論來源、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

　　2.1 文獻回顧與研究脈絡

　　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3-2005 年)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探索階段，累計文獻數目達到 80 篇 ;第二階段(2006-2010 年)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深化階段，這一時期文獻數目顯著上升，僅 2008 年的文獻數目就達到 154 篇 ;第三階段(2011-2015 年)多主體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探索階段，這一時期文獻數目穩定上升，累計文獻數目達到 1026 篇， 2014 年文獻數目達到峰值 242 篇 ;第四階段(2016 年至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多元發展階段，文獻發表數目趨于平緩，發文數目穩定在 200 篇左右。具體如圖 1 所示，這一現象與當前改善過去生態補償為主要路徑、豐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密切相關。

　　(1)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探索階段(1993-2005 年)。在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掠奪式消耗資源與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凸顯，生態補償作為環境保護中將外部性內部化的有效舉措，成為當時研究的熱點話題。1992 年國務院批轉的國家體改委《關于一九九二年經濟體制改革要點》中“深化林業管理體制改革”部分提出 “要建立林價制度和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實行森林資源有償使用”，這是國家層面上首次提出“生態補償政策”，從此生態補償政策的研究拉開序幕。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修訂， 2002)、《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2002)、《礦山地質環境恢復治理專項資金管理辦法》(2013)等法律條文相繼公布，以政府為主導的生態補償政策初見雛形。在此階段，學者們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本概念進行相應探討與深化，從理論、政策、生態補償機制等方面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問題。在生態補償政策的驅動下，研究集中在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生態補償理論、生態補償制度等方面研究視角較為宏觀，以定性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處于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探索階段。

　　(2)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深化階段(2006-2010 年)。2005 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以“誰開發誰保護，誰收益誰補償”為原則開展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隨著自然保護區等重點領域的生態補償標準體系建立，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試點設立，生態產品概念界定，這些標志著生態補償法規體系初步形成。在此階段，研究內容逐步拓展，從宏觀的制度研究逐步轉向林木補償、生態稅費、流域生態補償、水資源污染、生態服務價值等微觀領域研究 ;研究對象由過去的政策機制、生態補償制度等理論性研究轉向較為微觀的水資源、礦產資源、森林、草原、流域以及生態補償與經濟發展關系等領域。生態補償研究進一步深化，形成了政府主導生態補償深化階段。

　　(3)多主體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探索階段(2011-2015 年)。自 2012 年黨的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后，隨著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在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變、促進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共同發展等受到廣泛認可。在此階段，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逐步升溫，不再局限于生態補償制度研究，開始轉向更為微觀的生態補償模式、財政財稅政策、資源交易制度等，學者們開始探索以市場機制進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市場機制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的作用逐漸凸顯，此階段研究逐漸由政府主導轉移至經濟、社會為主體，研究進入多主體參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探索階段。

　　(4)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多元發展階段(2016 至今)。自 2016 年國務院《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提出將市場納入生態補償的主體中，要發揮市場促進生態保護的積極作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多元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成為研究熱點，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逐步深入，森林銀行、綠色期權等研究漸漸興起，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市場化途徑逐漸取代過去的生態補償成為主要路徑。在此階段，研究內容與國家戰略緊密結合，同時學者們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綠色金融(期權、銀行、基金)、社會路徑(生態倡議、政府與社會資本(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合作)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陳棟棟， 2019)，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市場化路徑成為研究的熱點問題。

　　2.2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評述

　　(1)生態產品價值概念與理論來源。生態產品價值，狹義理解是在一定時期與一定地域范圍內，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生態產品的經濟價值總量 ;廣義理解還包括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于麗瑤等，2019)。生態產品價值理論來源于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與邊際效用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認為，人類的具體勞動和自然物質是使用價值的源泉，而抽象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只有包含了人類生產勞動的生態產品才具有價值，未包含人類勞動的生態產品只有使用價值，而生態產品往往受到自然環境和人類勞動兩方面的影響(王夏暉等，2020)。邊際效用價值理論認為物品的價值來源于它的稀缺性和效用的滿足程度，人類經營活動超過環境容量承受度，自然資源稀缺，人們逐步意識到自然資源的邊際效用越來越大，生態產品因此具有價值(劉江宜等，2020)。

　　(2)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方法。當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以理論研究為主，以政策分析、理論梳理為主要研究內容，缺乏微觀研究，尤其是缺乏對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研究。而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建立生態產品交易平臺需要規范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體系。中國生態價值核算方法可分為三類 ：服務價值核算法、當量因子法和基于能值的生態元法。國外對生態價值核算的研究起步較早，1997 年 Daily 和 Costanza 提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概念，在此基礎上，世界各國提出不同的生態價值核算方法，如 2001 年由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與世界銀行開展的國際合作項目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2007 年德國與歐盟委員會發起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倡議(The Economics of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TEEB)、2010 年世界銀行發起的財富賬戶和生態系統價值核算項目(Wealth Accounting and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WAVES)、2014 年聯合國統計署(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UNSD)基于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SEEA) 提 出 的《 實 驗 性 生 態 系 統 核 算 》(Experimental Ecosystem Accounting， EEA)都提出不同的生態系統核算方法。

　　(3)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視角。從生態產品分類視角來看，周一虹等(2020)提出以生態系統自我修復臨界值為基準，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分為閾值下、臨近閾值、超過閾值三種模式，按照三種模式分別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學者們提出根據產權是否明晰來確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于麗瑤等，2019);還有學者提出將生態產品分為物質供給類產品、文化服務類產品、生態調節類產品(王夏暉等，2020)。相似地，王斌(2019)將生態產品分為物質產品和文化旅游服務與一般生態系統服務等類別。李宏偉等(2020)認為可以按照生態產品的不同價值屬性，將生態產品價值分為市場價值或非市場價值，生態產品市場價值可通過市場化實現價值轉化，而生態產品非市場價值則通過生態補償實現。大多數學者按照生態產品自身特性進行分類。例如，將生態產品分為生態物質產品、生態文化產品、生態服務產品和自然生態產品(劉伯恩，2020);將生態產品分為自然生態產品和勞動生態產品，勞動生態產品又劃分為勞動生態產物和生態商品(馬曉妍等，2020);或是根據人類生產參與程度和服務類型將生態產品分為公共性生態產品和經營性生態產品，由此確定生態產品的來源和構成以及價值可實現的途徑(虞慧怡等，2020)。由此可見，前人更多的是按照內部價值屬性、產權以及外部生態環境修復閾值、人類參與程度來對生態產品進行分類，按照不同的生態產品類別，分別提出不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對三江源國家公園(劉崢延等，2019)、黃河源區(何躍君，2020)、長江經濟帶(李忠，2020)、甘肅甘南(周一虹等，2020)等特定區域，學者們研究了具體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 , 也探究了生態產品的創新路徑 ：對福建南平市“森林生態銀行”(黃穎等，2020)和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綠色期權”模式(童依霜等，2020)探索，以及基于消費端的自然保護地指標交易機制(楊銳等，2020)等進行了研究。

　　3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基于以上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脈絡的梳理與分析，為避免綜述結論的主觀性，采用知識圖譜可視化工具 VOS viewer、 ROSTCM6.0 與文獻分析的方法，以 CNKI 數據庫中 1993-2021 年 CSSCI 期刊為樣本，揭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研究現狀與熱點前沿。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可視化分析與文獻分析方法，梳理生態產品價值研究領域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價值實現路徑等內容。

　　3.2 數據來源

　　數據采用 CNKI 中的 CSSCI 期刊，以關鍵詞生態產品價值、生態補償進行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 1993 年鮮有文獻發表，因此將時間限定為 1993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檢索時間為 2021 年 6 月 30 日。為確保研究數據的準確性，將與研究內容無關的文獻刪除，獲得有效文獻共計 2891 篇。

　　4 結果分析

　　使用可視化軟件 VOS viewer 和 ROSTCM6.0 對關鍵詞進行提取，通過對關鍵詞共現、演化、聚類分析等，揭示該領域研究現狀、研究熱點與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等內容。

　　4.1 高被引用文獻分析

　　高被引用文獻體現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國內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高被引前 10 位文獻如表 1 所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興于 1993 年，并且以對生態補償的理論探討為起點，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出思考(葉文虎等，1998 ;毛顯強等，2002 ;曹明德，2004)。隨著生態補償制度在我國不斷完善，學者們從政策角度提出構建生態補償機制(沈滿紅等，2004 ;蔡邦成等，2005 ;杜群，2005)，在實踐角度提出我國生態補償現狀(章錦河等，2005)，但對微觀角度缺乏探索，之前研究存在重復性研究居多、研究方法薄弱等問題，且研究中大多局限于理論研究，缺乏實證研究，研究問題較為宏觀(王金南等，2006 ;孫新章等，2006 ;李文華等，2010)。

　　4.2 研究熱點分析

　　通過對 2891 篇文獻進行分析，得到關鍵詞共現圖譜如圖 2 所示，關鍵詞總數為 5768，以出現頻次 5 為最低值，篩選出 347 個高頻關鍵詞，高頻關鍵詞體現研究領域的研究熱點，圖中圓圈面積體現出現頻次。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高頻關鍵詞排名前 20 位如表 2 所示。

　　如表 2 所示，生態補償(927 次)、生態補償機制(180 次)、生態文明(109 次)、補償標準(68 次)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領域的研究熱點。除生態補償外，生態產品、主體功能區、生態系統服務等問題逐步成為當前研究的重點問題，原因可能是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成為生態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重要橋梁，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

　　4.3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

　　采用 ROSTCM6.0 軟件得到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如圖 3 所示。從圖 3 中可以發現，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可分為政府路徑、市場路徑、社會路徑三類。如表 3 所示，政府路徑是指以政府作為主要參與者，協助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路徑 ;市場路徑是指通過采用市場化手段，直接或間接進行生態產品價值實現 ;社會路徑則是指通過行業協會機構、自律性組織參與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轉化。

　　4.3.1 政府路徑

　　中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以中央與地區、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為主，輔以政策支持、技術支持、財稅補貼等(楊銳等，2020)。

　　從政策支持角度看，政策支持包括產業政策、土地優惠政策、財政金融優惠政策等(丘水林等， 2019)。《中央對地方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辦法》《關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指導意見》《關于完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見》等文件的頒布，促使各地均對生態補償制度做出不同的實踐。“國家公園特許經營制度”在不破壞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提高了國家公園內自然資源的經營利用水平，既能緩解財政壓力，又能發揮生態系統服務的福祉功能(陳雅如等，2019);“三線一單”(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環境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減緩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 ;浙江省麗水市探索 “政府采購生態產品機制”，對年度生態系統生產總值增量較大的鄉鎮予以生態產品價值增值獎勵，以激勵人們探索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積極性(王斌，2019)。

　　從技術支持角度看，技術支持指政府相關部門無償提供高新技術培訓或咨詢，為非農貧困戶或企業提供就業培訓，例如 2020 年科技部發布《科技部辦公廳關于開展科技人員服務企業專項行動的通知》提出科技人員服務企業，提升企業創新能力 ;從財稅補貼角度看，對相關企業或個人征收資源稅費、資源使用稅(高曉龍等，2019)，可以實現財政收入與環境保護平衡，例如 2016 年財政部發布《關于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的通知》，201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源稅法》正式施行。

　　與國內研究相比，國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開始較早。美國休耕計劃(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CRP)是全世界最大和最早的生態價值有償使用項目之一，該計劃于 1986 年實施，采用補償手段引導農民將易發生水土流失或具有其他生態敏感性的耕地轉化為草地、林地 , 并綜合評價退耕地的生態環境效益，給土地所有者一定補貼和激勵(Hellerstein，2017)。從政策支持角度來看，1990 年德國提出與捷克共治易北河，目前國際上只有德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生態補償制度，并實行州際橫向轉移支付制度(胡旭珺等，2018)。1903 年瑞典頒布《森林法》，以保護森林資源、提高森林質量、永續利用為主的理念，使瑞典成為歐洲最大的木材生產基地，木材產值占到全國生產總值的 25%(Johansson，2016 ;Eriksson et al.， 2007)。2002 年《德國國家自然保護法》實施，該法要求對自然造成的損害必須予以補償，至此生態賬戶制度應運而生(張寧，2016)。2009 年美國提出水質交易項目，對點源與非點源水污染進行控制(Woodward et al.，2002)。其他國家還有企業碳稅制度(哥倫比亞)、環境敏感區計劃(英國)、生態農業計劃(德國)、森林生物多樣性計劃(芬蘭)等，國外政府路徑研究對象更為豐富，包括泥炭地、碳稅、生物多樣性等。

　　4.3.2 市場路徑

　　市場路徑是當前研究的熱點。2018 年，習近平同志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首次提出形成市場化運作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距今不過三年，市場化路徑發育尚不成熟(王茹，2020)。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市場化路徑包括直接交易、權屬交易、綠色金融(濕地銀行、森林銀行、綠色基金、綠色期權、債券、信貸等)、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張寧，2016)，其中農林產品、副產品等權屬明晰的生態產品可直接在市場上交易，而現階段權屬還不夠明晰，未來若通過先進的技術手段辨明權屬的生態產品(碳匯、水權等)則可通過權屬進行交易(陳健鵬等，2020)。

　　建立森林銀行等金融機構將生態資源資本化是實現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的創舉。2018 年，福建省南平市順昌縣借鑒商業銀行分散式輸入與集中式輸出的模式建立“森林生態銀行”，搭建起實現資源到資產和資本的轉換平臺(黃穎等，2020)。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一村萬樹”項目——綠色金融(期權模式)提供了一個新型實現路徑，即由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家庭或個人出資認購一定數量的珍貴樹木資產包或期權單位，認購方享受約定時限期滿后的資產處置權(周金鶯等，2021 ;童依霜等，2020); 2020 年 7 月，首個國家級綠色投資基金“國家綠色發展基金”在上海成立，表明了綠色金融的市場化路徑形成雛形(郝春旭等，2021)。

　　國外對市場化路徑研究更為成熟，哥斯達黎加的環境服務付費制度(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和丹麥生態養殖是市場化路徑中較為突出的代表。哥斯達黎加于 1996 年頒布的《森林法》標志著環境服務付費制度(PES)形成，經過 20 年的發展，PES 制定詳細的環境服務付費制度，建立專門負責生態補償的森林基金，并將自然資源提供服務包裝為產品，通過交易將產品出售至國外市場，得到的收入又匯入森林基金，形成良性循環(Sierra et al.，2006 ;Steed，2007)。20 世紀 60 年代，丹麥開始發展生態養殖產業，如今養殖業成為丹麥的支柱產業，每年生產總量約 90% 的豬及豬肉產品用于出口，同時糞污處理和循環利用技術完善解決了養殖業所帶來的環境問題(Jensen et al.，2018)。濕地補償銀行(美國)、流域水土保持基金(厄瓜多爾)、歐盟環境氣候基金計劃等新型綠色金融路徑的出現拓展了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路徑。

　　4.3.3 社會路徑

　　社會路徑以生態標志、PPP 合作為主。2019 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深入開展消費扶貧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指導意見》中指出 ：我國要加快農產品標準化體系建設，鼓勵貧困地區制定特色農產品地方標準，開展標準化生產，全面提升貧困地區農產品供給水平和質量。山東省安丘市積極加入產品認證， 2019 年農產品出口創匯 6.7 億美元。企業積極加入雨林聯盟認證(Rainforest Alliance，RA)①、森林認證(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日本有機農業標準(Japa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JAS)、中國特色地理標志商標認證(有機農產品認證、 ISO14000)(傅振邦等， 2003)等生態產品認證，可以實現品牌優勢。 2020 年生態環境部發布的《關于促進應對氣候變化投融資的指導意見》鼓勵民間投資與外資進入氣候變化投融資領域，以激發社會資本的動力和活力，標志著生態環保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政策逐漸健全。

　　國外社會路徑實踐從 1987 年的雨林聯盟認證(Rueda et al.，2013)到 1992 年歐盟實施生態標簽認證制度，至美國低影響水電研究所(Low Impact Hydropower Institute，LIHI)提出的美國低影響水電認證(Low Impact Hydropower Certification，LIHC)均通過行業協會制訂相應綠色生產準則，實現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動態平衡。與中國相比，國外社會路徑起步更早，行業自治形成了更為成熟的體系。其中 2001 年瑞士聯邦水科學與技術研究所(Swiss Federal Institute for Aqua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EAWAG)提出的綠色水電認證制度較為成功(Hagun，2012)，對水電工程添加標簽，將上浮的電費用于生態保護，在獲得生態效益的同時獲得經濟效益。

　　5 研究結論與研究展望

　　通過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回顧與評述及可視化定量分析，得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研究方法、研究脈絡、研究熱點和價值實現途徑，提出未來研究展望。

　　5.1 研究結論

　　本文以 CNKI 1993-2021 年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領域的 2891 篇 CSSCI 文獻為研究樣本，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的文獻基本特征、研究主題、研究熱點進行分析，得出 4 點結論。

　　(1)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興起于 1993 年，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過去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是以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為主要路徑。

　　(2)從研究熱點來看，當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形成了市場、社會、政府的多元化價值實現路徑，社會、市場路徑逐漸興盛。除此之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與國家政策緊密結合，生態扶貧、綠色發展成為當前研究熱點。

　　(3)從研究演進來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可分為 ：生態補償探索——深化——多主體參與——多元化發展四個階段。

　　(4)從關鍵詞聚類分析來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可分為政府路徑、市場路徑、社會路徑 3 個基本路徑，具體可分為政策支持、直接交易、生態倡議等 11 個具體路徑，其中市場路徑(綠色金融)是當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的熱點。

　　5.2 研究展望

　　隨著學術界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日漸關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相關研究也逐漸增多。現有研究不僅豐富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依據，同時也促進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法不斷發展。盡管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研究在國內外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從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研究內容來看，現有研究存在 3 個方面問題。

　　(1)從研究方法來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與回顧，缺乏微觀層面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實證研究，尤其是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相關研究，而建立完善的生態產品市場交易體系的基礎在于能夠對生態產品價值進行統一核算。

　　(2)從研究角度來看，現有研究均是從理論層面上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學者們對生態產品價值的內涵及實現路徑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在應用方面缺少實踐。雖然有零星的文獻以案例的方式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進行探索，但僅適用于特定地區。因此，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的研究中，可以結合實證研究以提高結論的可信度。

　　(3)從研究內容來看，存在對生態產品產權界定不夠明晰(林草的邊界存在爭議等問題)、生態產品市場機制發育不成熟、市場交易體系尚未完全形成、生態產品核算標準尚未統一、價值難以精確計算等技術性難題。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態產品市場交易體系，是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