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形象建構存在的問題及改進路徑

　　“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于城市社會出現的新生社會群體，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力量。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媒體和社會的關注。但媒體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聞報道存在政策導向化、報道污名化、報道主觀化等問題。論文對如何改進新生代農民工報道，進行了分析。

　　《青島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季刊)創刊于1987年，是由青島農業大學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人文社科類綜合性學術刊物。其前身為《萊陽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創刊于1987年。

　　一、引 言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出生在20世紀90年代外出打工經商，年齡在25歲以下的農村戶籍青年。同第一代農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農民工在年輕時候就進入了城市的生活空間，在扎根城市與回望家鄉中矛盾沖突著[1]。

　　“農民工”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于城市社會出現的新生社會群體，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力量，他們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媒體和社會的關注。公眾如何建立對農民工的形象?這有賴于媒體。因為“大眾是通過傳媒來建構的這類知識和影像來認知世界，來體味他們曾經經歷過的現實生活。[2]”大眾傳媒對農民工呈現的頻率、方式，對農民工議題的選擇和報道角度的選取，都影響并建構著社會和公眾對農民工形象的感知。

　　形象(image)是文化的載體。作為當代文化的重要產制者，大眾傳媒對于新生代農民工這個獨特社群的呈現或再現(representation)，關涉到他們的主體經驗能否在公共文化空間中得到健康的表達和體現，關涉到社會和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形象的建構、認知、態度和情感;同時，也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社會所獲得的文化認同和尊重。

　　二、大眾傳媒對新生代農民工形象建構存在的問題

　　1.媒體報道政策導向化

　　通過調查研究，目前媒體基本上都沒有將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常規議題進行報道。每當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聞出現，一般都是國家出臺了相關政策、人民代表大會期間代表提交了相關的重要提案、政府建立了完善的幫扶機制等，用以凸顯我國政府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政策導向明顯，刻意塑造出新生代農民工一切欣欣向榮，在城市生活踏實、美好、堅強的幸福形象。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新生代農民工很少能夠與用人單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工傷意外維權難、子女入學難、城市醫療難，社會歧視依然存在，這些非常現實的困境，沒有在報道中深入展開。一些主流媒體報道政府官員訪問外來務工人員，為外來務工人員帶去慰問品，幫助他們申請保障房等，在這一類報道中，新生代農民工其實就是完全失去個性被動接收的他者。例如2014年《人民日報》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聞報道：《讓更多農民吃上“技能飯”》《新型城鎮化政策落地生根》《銀川農民工工資銀行代付》《每年投入三百萬元 城鄉學校捆綁發展 合肥廬陽教育均衡有實招》等。在這些報道中，通常是贊揚政府部門，而農民工只是其中的陪襯，且在無意中會給人們造成農民工需要施舍的錯覺，農民工沒有成為這些新聞報道的主體。

　　當政策受益者類報道越來越多，社會公眾會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享受到非常完善的城市福利保障，而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卻活在現實與媒介呈現的幸福他者形象中掙扎，社會沒有關注他們內心真正的需求。他們遇到的購房壓力、生存壓力、婚戀不易、生理問題、子女上學等等問題被一筆帶過。此類報道政府框架主導，缺乏真正的人文關懷，拉大了新生代農民工與社會大眾的距離，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更加困難。

　　2.媒體報道污名化

　　通過對一些都市報紙的新聞內容分析，發現媒體著重于塑造新生代農民工遭遇工傷意外、維權討薪、犯罪等較為悲慘境遇的弱者盲流形象。2014年《楚天都市報》中就有這樣的標題：《慪氣跳下長江二橋 打工妹被警方救起》《湖南女子挺著肚子 教唆8歲養女行竊》《入室盜竊順便洗個頭 翻箱倒柜偷走4.5元錢 被判4個月拘役》通過標題可發現媒介言下之意為諷刺、戲謔新生代農民工。

　　“報紙通過奇聞、謠言和夸張去捕捉和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簡言之，就是‘通過某種轟動吸引注意力”[3]。一些都市類報紙為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報道煽情化、污名化，因為極個別的不良案件就為新生代農民工貼上“弱者”“犯罪”“低俗”“好逸惡勞”等標簽。

　　標簽一旦形成，就導致人們對于某一群體或者個人的刻板印象。在新生代農民工這個名詞出現后，一些媒體就把新生代農民工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傳統農民工進行比較，他們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更加個性化，敬業意識弱，對待工作也缺少吃苦耐勞的精神。除了這些負面的報道外，即便是比較中立的報道，也會在新聞報道中習慣使用“知識水平低”“素質比較低”“工資水平低”等詞匯來形容農民工。這些負面的詞匯在無意識中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標簽，讓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整體印象出現了一定的偏差。這些負面的標簽也會讓新生代農民工從內心深處產生自卑感，使他們與城市的隔閡更深，打擊他們的自信心。

　　3.媒體報道主觀化

　　新聞報道的客觀性，是新聞的基本特性。特別對于弱勢群體，作為社會公器新聞媒體，更應替他們表達訴求。可在實際中，新聞媒體在報道新生代農民工時，通常都會有自己的感情色彩，雖然這種感情色彩可能是無意識的，但容易讓受眾受其影響。而且在報道中新聞媒體通常將自己看作拯救者，有著高于新生代農民工一等的感覺，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傷害農民工的尊嚴，引起他們的反感。因此，當前的新聞媒體應注意改變自己的優越心態，把自己置于和新生代農民工平等的狀態，深入到農民工的工作生活中去，用平民語言、平和心態、平等視角報道農民工，同時反映他們的實際訴求，獲得農民工的贊同，也給社會大眾描繪一個客觀真實的農民工畫面。

　　三、建構健康、公正的新生代農民工形象的措施

　　1.健全制度保障

　　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中，社會各群體的正當訴益訴求都應當被包容，政府的公共職能就是為了保證不同群體的利益分配公平合理。當前我國主流媒體還沒有將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常態化議題，即使關注到該群體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媒體在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維權過程中往往會觸及到某些強勢群體的利益，進而遭受到來自外界的打壓。在一個和諧的法治社會，要想保證客觀公正地反應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塑造其真實的媒介形象，需要制定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一方面保障新生代農民工有通過大眾媒介訴求利益表達的權利，另一方面保障媒介從業者在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深度專業報道時，不受任何組織、團體、個人的非法打擊報復。例如，《楚天都市報》在幫助農民工討薪的過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難，既面臨著被曝光單位的施壓，也面臨著上級主管部門的一定監管壓力，如何做到政府喉舌和新生代農民工利益訴求的平衡，是對媒介從業者非常大的挑戰。

　　2.進行立體化深度報道

　　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群體，大眾媒介應該深入挖掘新生代農民工的時代特性，走進新聞事件一線去采訪報道，而不是僅憑著對政府相關文件、會議精神的解讀，對官員的采訪，對企業相關人員的調查就報道。目前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深度報道大多停留在塑造其成功進取的典型人物形象，而普通的新生代農民工有著怎樣的生存、擇業、求學困境得不到立體化的報道，受眾只能看到冰山一角。無論從消息來源、議題設置、感情色彩還是報道類型上，大眾媒介都需要進行調整，以徹底扭轉新生代農民工總是被描述、被對待、被安置、被改善等被動困境。

　　3.賦予新生代農民工媒介話語權

　　新聞報道中，新聞媒體往往根據自己的喜好來選擇報道的主題和事件，不同媒體采用不同的框架來設定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只能被動接受而無法表達。他們沒有足夠的傳播能力，而又不掌握傳播渠道，喪失訴求自身利益的能力，只能把自己形象的描繪權和定義權交給他人，自身只能默默忍受身上被貼的標簽。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工作較忙，平時并沒有太多時間去進行宣傳自己，對于外界對自己的負面報道通常情況下也只能聽之任之，并不能進行有效辯駁。這從另一種意義上講，是文化霸權的一種體現。賦予新生代農民工媒介話語權，讓他們的話語能夠在最顯眼的版面、文章最突出的位置表達出來，這樣來自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聲音才可以被聽到。

　　4.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的解讀能力、批判能力，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發展當中運用媒介為自己服務的能力。因此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媒介素養，使其能夠通過報紙、互聯網+、微博等為自身群體發聲，對于提升整體媒介形象非常重要。

　　要樹立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教育意識。新生代農民工只有改善自我，政府、媒介、社會的合力才能轉變公眾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刻板印象。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自我教育的有效途徑可以是： 參加社區舉行的文化宣傳、推廣活動、社區知識課堂，利用業余時間學習文化知識、緊跟時代步伐; 主動了解媒介基礎知識，培養接觸新聞媒介的興趣，從而與媒介建立信任感; 掌握新媒體使用技術，學會利用網絡進行學習，當發展遇到困惑時通過新媒體渠道反映自身訴求;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夠理性判斷分析大眾傳媒對其形象構建，進而冷靜地表達權利參與公共言論。

　　新生代農民工普遍接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政府、社會和大眾傳媒要進行合理的引導和教育，提升他們的媒介素養，從而形成一個暢通的表達互動機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真正進入一個能夠參政議政、為城市發展建言獻策的新市民角色。

　　參考文獻：

　　[1]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社會學研[J].2001(3).

　　[2]陸揚，王毅.大眾文化與傳媒[M].上海三聯書店，2000.

　　[3]賽奇·莫斯科維奇.許列民譯.群氓的時代[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