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葉妮 單位：安慶師范學院

武則天，是我國唯一一位女皇帝，她不僅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男權一統天下的觀念，在政治上更有一番作為，上承唐代“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而且她“通文史”，文學造詣深厚，不僅自己創作詩歌，還“通過獎拔文士，改革科舉，鼓勵創作，編撰類書等方式，大大激發了人們投身文學的積極性，同時也為盛唐乃至以后的文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文學是時代的反映，可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時代的變化影響創作主體、審美主體的心理狀態。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主張“尚文、尚用”，[2]追求內容的宏大，“氣勢”的恢弘；同時在其中也不乏崇尚自然的文學傾向，一改唐代早期詩歌的綺靡文風，主張文質并重；與此同時，一些新興的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相繼出現并興起。這些文學思想的變化都與武則天自身的文學觀、當時武則天制定的政治政策對文學的指導作用以及文學自身發展的必然規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本文試從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政治、文化入手，簡要探討武則天時期文學思想的變化原因、表現以及對后世的影響。

一、“尚文、尚用”的思想

武則天作為男權統治政權中唯一出現的女皇帝，面對李氏王朝名門士族的斗爭，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為了降低士族威望，改變士族的墮落習性，提高中下層人士的政治地位，她建立以文章取士的制度，改革科舉制度，這既是武則天鞏固自己統治地位的舉措，也是科舉制度的一次自我完善的過程。提高了進士科的錄取人數，進士科的考試注重考查應試者的文學創作才華，尤其是文章的文采。“唐代文學的發展，詩、賦、傳奇小說的繁榮與進士科重視文章辭采緊密相連，書法的繁榮也與以書取士有關。”[3]武則天也十分重視制科的考試，無論是次數還是規模上都遠遠高于唐朝的其他皇帝。還開創了武舉，對于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也予以納用，這體現了唐朝君王開明的政治思想。還完善考試制度，實行糊名考試的方法，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寒門學子入仕的渠道，也促進了當時的文人積極創作。開明的文學思想使得文人“性疏曠”，創作風格不拘一格，自己獨有的文學性情得到了陶冶，最終產生了像李白這樣具有浪漫主義的詩歌天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有其自身的規律性，有一定的繼承關系。這一時期的文學觀念與唐朝前期的思想一樣，反對綺靡的文風，但同時統治者精通文學，不否定文學的藝術性，仍然在詩歌創作時鼓勵文采，主張文質并重，這是對前朝崇文思想的繼承。“《唐詩紀事》卷十一記載武后評詩一事足以說明問題，‘武后游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賜以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安，之問詩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之衣’。這就是有名的‘錦袍賜詩’事件。其中對詩歌形式的重視顯然屬于文筆之說中重視美感的‘文’，而非‘筆’。”[2]雖然這一時期武則天推崇以文章、詩賦取士，但是在“尚文”的同時其實更多的是在“尚用”。畢竟一個女性統治整個江山，首先是要以鞏固作為前提的。“在各類典籍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她科舉試詩賦的記載；翻檢《文苑英華》，武則天統治時期的省試詩也不見載錄。”[4]其實與進士科相比，武則天更注重制科的考試，考察對當時時政、政策制定的建議。與“以詩賦取士”相比，“試‘策’屬于‘以言取士’”，[4]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唐代的科舉策文一出現，就站在六朝駢文藝術成就的巔峰，講究駢儷、辭藻、對偶，傾向于錄取文辭華美之文”。[4]而到了“武則天統治時期的科舉制策文，不再是以太宗、高宗朝以考察知識性的策問面貌出現，而是觸及到許多核心的現實政治問題。相應的，策文的評價標準，也從重文辭轉變為重識見、重才干”，[4]否定了“浮文儷藻”之風，也“包含對科舉‘尚文’之風進行糾正的意圖”。[4]這對于盛唐時期崇尚風骨、追求自然之美的文學思想傾向有一定的引導意義。“尚用”的文學觀直接導致了大批文人的聚集、文人團體的形成，尤其是“北門學士”、“珠英學士”、“文章四友”。文人團體的興起不僅有利于文學的創作、文學思想的傳播，也有利于文學流派的形成，但隨之而形成的派別之爭會給政治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尚文”是還原文學的本質，去文學功利化；而“尚用”是在強調文學的功用，看似矛盾的兩者，其實絕非如此，“尚文”是為了更好地“尚用”。武則天兼有“尚文、尚用”的傾向，在重文采與重才干間尋求一種平衡，不偏廢其一，是文學與政治關系的重要體現，同時也是科舉制度對文學推動作用的有力證據。

二、氣象宏大與崇尚自然的審美追求———以武則天的個人創作為例

武則天擅長文學，自己也積極進行詩歌創作，她個人的文學觀、文學成就也影響了一代文人的創作。“從武則天現存詩歌來看，其詩歌古質典雅、清新明快，頗具帝王氣象”。[5]她創作的詩歌題材分為“頌”詩、山水詩、愛情詩，其中“頌”詩比重最大，共39首。《詩經》分為“風、雅、頌”，其中的“頌”指的就是在祭祀時用的祭文，通常采用四言詩的體式。“這種形式到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些衰落了，到了武后朝，這種‘頌’體又被采用。這種堆砌辭藻、呆板富麗的頌體詩形式上的意義自然是大于思想內容價值的”。[6]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表明自己的帝王氣概。“頌”的表現手法往往是“鋪陳其事”，“使詩歌顯得整齊勻稱、有氣勢，而這種形式正好與武則天追求宏麗的氣魄相合拍”。[6]“如《曳鼎歌》，全篇充滿了對先王的歌頌與崇拜，也從另一個角度表現出武則天雄偉的志向與氣魄”。[6]這種“頌”詩的大量創作以及武則天追求宏大的氣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文人，這正是初唐文學追求情思濃郁與氣勢壯大的文學思想傾向的有力證明，更是影響了盛唐文學崇尚壯麗宏偉的時代風尚。“詩歌由初唐走向盛唐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詩境的開闊和氣象的宏大，這與武則天時期造成的審美時尚是有關的”。[6]而在追求內容宏大、“氣勢”恢宏的同時，武則天也崇尚自然，無論是自己創作的山水詩，還是鼓勵文人創作方面都在積極倡導“崇尚自然”的審美追求，扭轉了詩風。“武則天執政時期宮廷詩內容方面還有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吟詠山水風光成為宮廷詩歌創作的重要題材之一”。[6]“‘石淙會飲’就是武則天帶領文士走出宮廷，親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的印證”。[2]“如果說，太宗時代的宮廷詩重在以慣例與程式寫宮廷題材，那么，武后時代的宮廷詩則重在以真情與骨力寫宮廷題材”。[6]雖然仍屬于宮廷附和詩的題材，但涉及的對象開始關注山水，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詩歌的創作內容，“給盧駱王楊徹底地改變齊梁詩風對初唐詩壇的影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6]也是對盛唐時期山水詩的興盛做了一定的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