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木齋 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

有幸與傅璇琮先生結識，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但真正與傅先生開始有較為深入的學術交往，則開始于我的《古詩十九首》研究。我自2005年以來，陸續發表有關《古詩十九首》的系列論文，對十九首產生時間、時代背景等問題發表了顛覆性的個人見解，這一系列見解，雖然被后來很多學者評價為“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但在當時數年之內，卻是一片沉寂。正是傅璇琮先生，首先發表了《〈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統梳理和突破——評木齋的漢魏五言詩研究》，認為：“木齋有關古詩十九首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啟超發表‘東漢’說之后對古詩十九首和五言詩起源的第一次系統總結、第一次系統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創新意義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廣度和系統性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其關于古詩十九首產生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結論，已經改寫了文學史。”[1]以后，當我發表有關詞體起源并非在民間的系列研究之后，傅先生再次撰文評價：“欲達到這種突破性的重寫文學史，則必要進行文學觀念、方法論上的革新木齋的詞學研究和十九首的相關研究，在學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其中體現出的一些新思路與方法更引發學界討論提出詞體發生于盛唐宮廷，開辟了以詞體建構，或說是重寫唐宋詞史新的寫作范式；而木齋的《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的出版問世，又標志了當前對古詩十九首與五言詩發生演變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2]對于傅先生這一系列的高度評價，我一方面感到十分惶恐，另一方面感到十分慚愧的是對于傅先生的學術思想缺乏研究，對于傅先生之所評價，就其學術思想和方法論上難以尋找到源頭。一直到今年為了寫作這篇文章，才有了一個稍稍系統一些的反思，那就是通過對百年中國文學史、詩歌史的寫作史的梳理，我看到了傅先生在這一巨大變革中的重要學術地位和重視創新與流變的學術方法論，以及傅先生獎掖后進、海納百川的大家風范。

一、中國詩歌寫作史之回顧與傅先生之重要地位

以我來看，從文學史寫作的角度來說，一個世紀以來，經歷了眾多文學史、詩歌史樣式的嘗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傳統的文學史寫作。百年文學史寫作，在民國時代，大抵還是作家、作品的摘引，并無連貫的史的概念，更缺少源流的歷時性闡發。這種狀態，如同馬雍先生在民國時期出版的《蘇李詩制作時代考》一書的《導言》中所說：“吾國之有文學史，蓋始于光緒三十年（1904）林傳甲氏之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史講義。四十年來，坊間此類著作，約得七十余種。其間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傳之范疇”，“夫囿于文苑傳之范疇者，上之略得知人論世之旨，下之惟摘舉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傳，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這段論述，對于抉發當時文學史寫作之弊端，可謂切中肯綮。“囿于文苑傳之范疇”可以說是早期文學史寫作的概況。但其中也有幾部不錯的文學史，主要有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錢基博《中國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這些著作在林傳甲、黃人等前輩的探索之后，可以說奠定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但這些著作的詩歌史描述總還不脫離作家作品的羅列，缺少對文學史、詩歌史自身規律的探索。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用功十余年，于1932年由北平樸社出版，此著除以所引孤本秘笈之豐富為他人望塵莫及外，還嘗試建立新的中國文學史框架。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發愿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整個真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中國文學史”，但就中國詩歌史源流關系的深度探索來說，還未能臻于完美。同樣，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自序》說：“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幾乎沒有幾部不是肢體殘廢，或患著貧血癥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敘述的幾乎都有些缺憾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宋、明的無數的短篇平話，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哪一部中國文學史會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著的文體了。”這些說法，一方面顯示了作者新的文學史觀念，增添了傳統學者不重視甚至不認為是文學的一些變文、彈詞、寶卷之類的俗文學作品，另一方面說明作者更為重視通俗文學部分。

無獨有偶，陸侃如、馮沅君在1956年版的《中國詩史•自序》中坦言他們寫作《中國詩史》時的一些問題：“這書初稿是在1925年—1930年間寫成的。那時我們一方面受了五四運動右翼的‘整理國故’的影響，一方面也一知半解地瀏覽了一些1927年以后翻譯出版的左翼文藝理論書籍，在思想上是非常混亂的我們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引用了布哈林與波格達諾夫的錯誤理論胡適在《白話文學史》里的謬論，我們不止一次地移植了過來。”這雖然是一種反思，但這種反思又何嘗不受上個世紀50年代意識形態思潮的左右和支配呢？這些在意識形態話語支配下的文學史寫作和詩歌史寫作，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通病，并且延續至今。目前流行的諸多《中國文學史》版本，以袁行霈本為代表，代表了20世紀的學術成就和學術方法。但21世紀以來，文學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文學史寫作需要及時反映新的學術觀念、視角和成果。近年來出版的文學史，主要有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新著》[3]，后者“毅然拋棄歷來慣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將古代中國文學史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4]。此外，作者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少現象也作了新的闡述，例如，歷來的文學史把《孔雀東南飛》作為漢末建安時期的作品，該書則考證其為從建安到南朝的演變產物。增訂本還對許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讀，對一些長期被忽視的重要作家作了介紹和評價。第二種是通史類的文學與歷史文化交叉的跨學科研究，以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以下簡稱《通論》）為代表。此類型的文學史寫作，如同該作《總序》所說：這部《通論》是一個全新的設想它的基本思路和內容構成都不同于現有的文學史著作。

歷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體為經緯，以作家為單元，依次敘述，優點是突出作家的歷史貢獻，缺點在于頭緒較多，史和論，敘述的獨立和交叉之間的關系不好處理，而且，整體性較差。我們認為，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通過揭示不同時代的創作范式，把握整個文學史運動的軌跡。圍繞這一中心，我們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現有文學史著作的體例，橫向開展文學史的綜合研究。這段論述既有對以往文學史寫作利弊的具體分析，又有對這部通論編纂設想的闡發。以這部《通論》為代表的橫向式文學史研究，對于舊有文學史將時代背景、作家生平與作品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分割式的敘說，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飛躍。文學史的起源、發生、演變，原本是生動、具體、鮮活地與各自的時代，包括其中的政治背景及哲學、宗教、科舉制度、學術等水乳交融地存在著的，《通論》的這種研究，無疑較為接近文學史的歷史真相，比較深刻地解析了文學史現象的歷史文化構成原因。譬如其中《魏晉南北朝卷》，分別以“世族”、“佛教”、“音樂”、“繪畫”與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關系為題，《隋唐五代卷》則分別以隋唐五代文學與政治、傳統思想、宗教、科舉制度、藝術、交通、幕府、婦女之間的關系為題，這些章節課題本身就為文學史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更為廣闊的研究視角，從而將文學史的研究和闡發引向了更為遼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文學史新著》和《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可以視為自袁本文學史之后最有成就、最有特點、最有代表性的兩部文學史力作。但重寫文學史的學術史使命并未終結，時代期待著更有特色、更有創新力度、更為貼近文學史源流發展關系的新的文學史。“任何一部文學史，都還僅僅是當代史”，這句名言不妨可以理解為，迄今為止的任何一部文學史寫作，都還不可避免地受到寫作者所處時代意識形態、學術水準、方法論等多維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大略而言，胡適時代的文學史，由于當時帝制覆滅，民國初建，民眾觀念興起，因此，主要為白話文學史、民眾創造歷史的文學史；以后，更升格為階級斗爭文學史、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學史。同時，在文學史的結構框架上，也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時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將原本是一部生動的、有內在聯系的完整的文學史，機械分割為這樣的板塊陳列。以往文學史的弊端，并非表面上的民眾化、白話文學史化、庸俗社會學化，而是深入文學史內在的血液骨髓之中，影響到對文學史進程的總體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