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紹宏 單位：武漢科技大學

一、中國國學的內涵與產生

“國學”產生于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在世界文化的群落中，以國學為脊梁的中華文化，長期保持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比較優勢。在當代，徹底擺脫民族虛無主義的羈絆，構建和諧之理想社會,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實事求是地重新認識公正評價流淌在中國國脈、血脈、人脈、文脈之中的國學精華，開辟科學弘揚、主動創新國學的新局面，就更顯得十分緊迫和重要。

二、把握時代契機，弘揚和創新國學

中國國學在近代充滿腥風血雨否定之否定的劇烈變革中，經歷過沉睡與覺醒、屈辱和抗爭的反復較量和刻骨銘心的陣痛之后，隨著新中國的成立，開始走上了渴望已久的復興之路。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堅定步伐跨入新世紀，迎來了國學弘揚創新的機遇和條件。

第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不斷推進，使貧瘠落后數百年的中國，重新走上了民富國強的發展道路。新世紀，隨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申辦08年奧運會、以及載人航天神舟六號飛船往返于太空的巨大成功，無不向世界表明：落后的中國正在崛起。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進軍中，國家日趨強盛，民眾自信倍增，更是吸引著世界的眼球，盯著儒學發源地的中國大陸，積極探尋東方世界生機勃勃的神奇和奧秘。世界偉人拿破侖早曾預言過：“中國像一只沉睡的雄獅，它一旦醒來，整個世界都將為之震顫。”在當今現實具有比較雄厚物質基礎的中華民族必須抓住機遇和條件，創新國學，弘揚國學，讓國學的智慧普惠全民族，造福全人類。

第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切實推進，提出了必須挺直中華民族文化脊梁的時代要求。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不會排斥對其它民族先進文明、優秀文化的借鑒和吸收，然而，倘若讓泱泱之中國的精神世界，被舶來品和仿制品所充斥，本民族原創性的文化精髓反到衰萎，甚至出現本末倒置喧賓奪主的尷尬場景，那中華民族的復興發展就無從談起。因此，復興中華，更必須挺直中華民族中自身的文化精神脊梁。呼喚國學的弘揚，催生國學的創新，已成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復興議題中最本質最強烈的時代要求。

第三、知識經濟信息時代的興起，提供了重新釋放其潛能的用武之地。在新世紀以知識、科技和人才為基本要素的新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出現，揭示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新趨勢：以知識經濟生產力進行的物質生產，對物質資源的依賴程度大幅度降低，對人類自身素質及知識與科學技能則急劇地提高，這就為相對地重人輕物、重精神輕物質、重人文輕科學的中國國學，與相對地重物輕人、重物質輕精神、重科學輕人文的西學，在知識經濟信息時代的新平臺上交流互補平等競爭中，重新釋放其潛伏了數百年之久的比較優勢，提供了用武之地。

第四、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相協調的人類可持續發展共識，對人類提出追求更高境界的要求。人類文明的不斷演進，通過客觀觀察，親身體驗，深刻反思，逐步形成了保護環境生態和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共識。自省自律自覺實踐這一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充滿著艱難而曲折，任重而道遠。發展中的當代中國，主動地接受和重視環境生態和經濟社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共識，積極承擔起保護環境生態的國際義務，竭力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南北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如果從文化層面加以追根溯源，當與中華民族文化的脊梁——中國國學的大智慧大追求息息相關。在中國國學中，有著“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博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一系列體現人類終極關懷的人文理念更高境界的執著追求。

三、國學現代化促進和諧社會構建

中國之國學是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文化價值資源，需要我們認真借鑒和吸收，以豐富我們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并為未來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提供文化支撐。國學是中華文化只根本，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文化基礎。重“和諧”的價值取向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道兩家都以“和諧”作為價值追求的目標。以孔子為創始人的儒家強調“和為貴”、“知和而和”，以老子為創始人的道家倡導“知足”和“不爭之德”。中國傳統文化中重“和諧”的價值理念，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把天、地、人看成一個統一、平衡、和諧的整體----天人合一；表現在人際關系上，強調和諧有序，并且建立起以“仁”為核心、以“德”為基礎、以“禮”為規范的德性思想體系，從而達到“仁者愛人，禮之用、和為貴”的和諧有序的社會。“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這里的“禮”包括社會組織，政治體制，社會秩序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以現代化國學位文化基點，這是由中國文化較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性所決定的。

第一，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經濟背景決定了構建和諧社會要以現代化國學為基點。中國文化的自然環境特點是土地面積大人口多，地形多樣氣候復雜等是這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大中國文化、大民族文化。而西方則相反，從而在文化品位和品性上也有較大差異。就經濟背景來說，中國是重農主義的，而西方則是重商主義的。重農是中國歷朝的基本國策。“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源遠流長。而國學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和發展的。

第二，中華民族獨特的政治理念決定了構建和諧社會要以現代化國學為基點。在政治理念上，中國主要是倫理政治文化，而西方則是法理文化，不同的政治理念，本質是文化問題。埃爾曼說：“法律移植是將某種制度和規范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都應該相互學習和借鑒對方的文化，但簡單的移植是不可取的，因為文化依賴于一種久遠的歷史習慣和傳統，是一個民族長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宗教倫理、思維方式的沉淀和凝聚，深深根植于民族的思想觀念和意識之中。中國國學是中華民族之根本，是中華文化之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