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汝艷紅 單位：濟南職業學院

“政治與藝術之關系，自其內部言之，則政治之發達，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際，非藝術不能發現。自外部觀之，則藝術者固握政治之樞紐矣……且政學中之所謂進步，皆借藝術以成之。”[1]杜亞泉在這里所表述的“藝術”不是現在所定義的藝術，而是指的科學技術，他認為科技是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的基礎，科學技術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正因為對科學的重視，杜亞泉的一生都在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播，從編譯到著述，從教學到傳播，身體力行，鞠躬盡瘁。他對科學普及貢獻卓著，被譽為“科學出版的先驅”。思想指導行動，信念支持選擇，是什么樣的思想指導杜亞泉畢一生之精力投身科學傳播？又是什么樣的信念支持杜亞泉理性持重地傾注科學傳播？簡而言之，是他獨特的知識分子情懷。傳播科學知識幾乎是杜亞泉的畢生追求，從《亞泉雜志》、《普通學報》、《科學世界》到《中外算報》，杜亞泉身體力行，編輯、編譯、撰寫科普小常識、科技論文、引介西方前沿科技咨訊等，“在他的醉心背后有一種顯而易見的關懷在焉”[2]。這種關懷，為的是國家長遠的發展，內在的發展，即國家的實力。

一、杜亞泉的知識分子情懷

杜亞泉(1873-1933)生活的這幾十年，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政治上，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經濟上，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被打破，中國被卷入世界市場；文化上，延續幾千年的封建科舉制度被廢除，出現了新學堂。作為一個由“士”脫胎而來的近代知識分子，杜亞泉始終沒有擺脫儒家道統的影響，經世致用，折衷調適，對民族文化精髓的呵護和捍衛始終是他心底深處最強的精神支撐。但是，杜亞泉畢竟又是近代歷史上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是在國門洞開、列強入侵的遭逢下，在中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在科舉廢除、西學東漸的大環境下應運而生的，他們自覺地承擔起了傳播新技術、新思想、新知識的重任，或從事理論的探討，或從事新知的編譯，或從事實業的開創，力所能及地在各自不同的領域推動著中國的前進。像梁啟超、蔡元培、詹天佑等一大批愛國人士一樣，杜亞泉也可以算作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的代表。杜亞泉的知識分子情懷———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既對本國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又對外來科技抱有熱烈的激情，想完美地進行契合，甚至“拿來”之后進行超越，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種情懷此起彼伏地隱匿在他的內心深處，既有著“士”的胸懷，更有著近代知識分子的擔當和責任。這種情懷，對他的科技傳播實踐以及思想文化傳播都有著方向性的影響，其表現就是積極引進先進的科技知識，普及科學文化，并在思想上采取折衷調適，這在杜亞泉與陳獨秀的文化論戰中能窺一斑。

二、杜亞泉的科學傳播實踐

(一)科學救國思想的萌發

杜亞泉18歲的時候，覺“帖括非所學”，轉治訓詁學。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得杜亞泉放棄了這些不切實際的經學訓詁研習，開始改為專習數學，從而觸摸到了科學的門徑。25歲時，杜亞泉在全縣的算學考試中位居榜首，從此對于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自學了動物、植物、礦物、化學、物理等諸多學科。涉獵廣泛的杜亞泉越來越感到中國對于科學知識的渴求，感到需要有人將科學知識傳播進來，更重要的是對國人進行全面普及。而通過創辦期刊以及撰寫編譯科技文章、傳達科技新資訊使國人對科學感興趣并有熱情去學習和運用科學，以此達到科學的全面普及正是杜亞泉開啟的科學救國的實踐道路。

（二）科學救國實踐的嘗試

1900年，杜亞泉的亞泉學館在上海創辦了半月刊《亞泉雜志》，這是我國最早的沒有外國人參與編輯的綜合性的自然科學期刊，雜志內容豐富，為“揭載格致算化農商工藝諸科學”。雜志的一大特點是,在全部40篇論文中,外來稿件只有5篇,其余35篇皆出自主編杜亞泉之手。當時他只是一個年僅27歲的青年編輯，通過刻苦自學,竟能掌握如此廣博的科學知識，委實令人欽佩。[3]《亞泉雜志》有科學前沿的介紹，也有一些科學小技巧、小竅門。《化學理論》、《礦物理學》、《算學問題》、《質點論》、《天氣預報器》、《顯影藥水新法》、《木器塞漏法》等等，從這些文章的題目就能窺見《亞泉雜志》致力于科技普及的主旨。《亞泉雜志》率先介紹了門捷列夫的化學周期律，對化學元素進行了中文命名，這不僅體現了杜亞泉的科技敏感，也反映了杜亞泉對于世界科技動向的關注和用心，化學周期律和化學元素的引介，在我國化學史上有著襄贊之功。《亞泉雜志》雖然由于經營和發行等原因沒有持續很長時間，但從其功績來看，稱得上是我國第一本化學專業期刊。

1901年，杜亞泉又在上海開設了普通學書室，編譯了一些科普教學書。對于科普類和教學類書籍的編譯和出版是杜亞泉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杜亞泉一生的文化編譯和傳播過程中，《文學初階》以及《小學自然科詞書》是他傾注心血和智慧的代表編著。杜亞泉說:“小學科有了理科和自然科的課程，已經幾十年，而國民對于自然科學的常識絕少進步。其原因不只一端，但是小學教師參考資料之短缺，和小學生補充讀書之不足，使教者和讀者都呆守著一本教科書，既感興趣的貧乏，又沒有考證和旁通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自然科學的常識不宜進步，自系當然的結果。……因此，便決意編著一部專供小學教師用的小學自然科詞匯，以補此憾。”[4]可見，對于科學知識的普及，杜亞泉真正做到了重視啟蒙教育中的科學教育，在普及中提高國民的科學知識以及科學意識，厚積薄發，完善國人，強健國家。《亞泉雜志》停刊后，杜亞泉改出《普通學報》。和以往不同的是，《普通學報》有了關于時事政治的版面。杜亞泉由一個純粹的致力于科普宣傳的知識分子開始介入了對時政的刊登和言說，這也為他以后主筆《東方雜志》進行了時政方面的積累。《普通學報》停刊后于1903年改為《科學世界》繼續出版，以“發明科學基礎實業，使吾民之知識技能日益增進”為宗旨，欄目分原理、實習兩大類，涉及數學、天文學、物理、化學、地文、地質、機械、土木、電氣、美術等科。[5]1902年，普通學書室又推出了一份新的刊物《中外算報》，這是我國的第一份數學專業期刊，對于我國當時的數學知識傳播和數學教育、教學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窗口，有著開創性的意義和專業性的價值。斯大林曾經說過：“往往有這樣的情形：為科學和技術開拓新道路的，有時并不是科學界的著名人物，而是科學界毫不知名的人物，平凡的人物，實踐家，工作革新者。”[6]杜亞泉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從《亞泉雜志》到《普通學報》，他的科學傳播實踐進行的腳踏實地，而且功績斐然。雖然只是簡單的3份期刊，但在專業領域內卻有著開拓性和前沿性，他真正做到了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對科學技術進行普及，并不斷嘗試普及的新道路、新思路和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