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寬紅 單位：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在中國工業(yè)化歷史進程里，從認識“船堅炮利”到“科學技術是現(xiàn)代化的關鍵”，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基本價值取向主要是在生存論語境下展開的。它傾向于經驗性常識認知，這種圖示下生成的知識樣態(tài)凸顯出人與現(xiàn)實生活的維度，具有樸素的經驗主義性質，與“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思維視域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在科學傳播成為全社會所共同關注的議題下，探討公眾對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于科學傳播有著深遠的意義和價值。

一、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基本價值取向：優(yōu)先關注實用和效用

基于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復雜性與曲折進程，我國公眾的科學知識樣態(tài)與人的生命活動不可分離，側重于常識生活的實踐行為，尤其是在人的生活視野里獲得體現(xiàn)，生成的科學知識存在于人的生活土壤之中，是一種生存論語境下對生活本身、對現(xiàn)實經驗世界的探究活動。循著這條思路，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tài)與所謂的“生活科學”的認識論視域是密切相連的，生存論的思維語境與“生活科學”的范疇是考察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tài)的背景性因素，這是我們探究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tài)的前提和出發(fā)點。從總體而言，我國公眾科學知識主要源自于人的生活世界，傾向于常識性的經驗認知，訴求于人的生存志趣，具有生存論范式下的意蘊。例如，“DN“A這個術語被廣為人知，更多是因為與人的生命遺傳問題息息相關，六六六（HCH）、滴滴涕（DDT）的知識則源自于農藥對人身體的危害等等。因此，我國公眾對科學的這種理解反映了一種生存論視野下的“前科學”狀況，對應于學院科學、后學院科學的知識狀況，體現(xiàn)了科學發(fā)展歷程中的“元科學”階段，或者說是一種經驗主義的階段，是對科學來源的一種基本探索。我國公眾的科學知識樣態(tài)主要源自于生活實踐中的日常經驗，或者說是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基礎而生成的，與人的生命現(xiàn)象不可分離，展現(xiàn)了人之現(xiàn)實生活的內涵。

生存論這一范式使得我國公眾的科學知識樣態(tài)與“生活科學”①的認識論視域緊密相連。“生活科學”這一概念就是根據(jù)中國公民科學素質現(xiàn)狀而提出的。而“生活科學，則是基于人們現(xiàn)實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對知識的訴求、理解、獲取以及運用的過程。生活科學所表現(xiàn)出的特征與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關、將工具理性置于優(yōu)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觀的作用、與社會知識密切聯(lián)系、與文化傳統(tǒng)底蘊內在相關。”②可見“，生活科學”主要是圍繞人的生活經驗而展開，關涉到常識中感性直觀的內容以及社會知識。例如，從科學觀點理解程度的國際對比上看，中國公眾在“吸煙會導致肺癌”、“地球圍繞太陽轉”等問題上，其測試數(shù)據(jù)明顯高于他國水平；從公眾對科學技術信息感興趣程度的國際比較上看，與美國、日本的公眾相比，我國公眾對健康和衛(wèi)生保健感興趣的比例達到了75%，而對于當代醫(yī)學科學前沿高深復雜的進展還不是很關注。③有關數(shù)據(jù)表明，我國公眾對與日常生活緊密關聯(lián)的科學概念理解力較高，而對那些遠離日常生活、較多涉及學院科學原理與現(xiàn)代高科技、需要閱讀較多書籍和報刊等才能知道的問題，理解程度就很低了。

由此可見，我國公眾身上表征出來的這種具有“生活科學“意蘊的知識樣態(tài)實際上就是在生存論語境下展開的，這一范式使得公眾理解和詮釋科學的方式往往側重于常識的生存論視域，與經驗性認知內容密切相連，并存在于每個人的生命活動中，其關注重點在于現(xiàn)實社會的生活世界，訴求于生存的旨趣，并不斷地顯現(xiàn)在人們常識行為中。基于生存論語境以及“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思維視野，我國公眾形成了對科學知識的一種工具性價值取向，即優(yōu)先注重實用和效用，傾向于科學知識的工具性價值，這種工具性價值的目標是以服務于人的生活事務為主，與如何改變生活環(huán)境等直接效應密切相關。如此一來，就使得知識的功能在于滿足公眾自身之主觀性需要的訴求旨趣。例如，就我國公眾科學素養(yǎng)建設的目標來說，從早期的“改進生產、改善生活”到現(xiàn)階段的“改善生活質量、實現(xiàn)全面發(fā)展”，都深刻體現(xiàn)著這種實用工具性價值的優(yōu)先地位。

這種注重實用和效用的工具性價值思路也滲透到了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評價、價值選擇與價值目標中。也就是說，在公眾科學意識、公眾理解科學、科學文化與科學素養(yǎng)等方面，都彰顯出了優(yōu)先注重實用和效用的工具性價值傾向。在這樣的語境下，從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評價來說，如果科學能夠對人的現(xiàn)實生活實踐有用或有效，那么科學知識就是實用的、有益的，其功能就獲得了充分的體現(xiàn)和應用。自然，公眾就能夠去認同它、接受它。反之，不管它是如何精致、如何精確，公眾則會忽視它，不輕易去認同它，其功能當然就不能體現(xiàn)和實現(xiàn)。

二、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與科學傳播的關系

通過對我國公眾科學知識之基本價值取向的分析，引發(fā)我們對科學傳播問題的思考。關于我國公眾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與科學傳播的關系，可以從兩方面考察：一方面，就公眾作為科學傳播的主要對象這個維度而言，公眾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對于科學傳播有著重要意義和價值，在這個問題上，LeslieA.Olsen和ThomasN.Huckin指出：“界定公眾狀況，通曉他們的基本特征以及他們的興趣需要乃是知識傳播者所具備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因為它決定著什么樣的信息能夠提供給他們，怎樣去描述這些信息。”④從寬泛意義上說，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是實踐科學傳播的前提條件，關涉到了科學傳播的功效，甚至影響并決定著科學傳播能否順利實施和完成；另一方面，建構在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之上的科學傳播也在影響、改造、塑造著公眾的價值取向。因此，科學傳播如同一個轉換器，通過這個路徑和渠道，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也會隨之發(fā)生相應的變化，兩者作為交互的主體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彼此互動。

由于我國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是在生存論語境和“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思維視域下發(fā)生的，而這種生存論語境和“生活科學”的認識論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這種文化底蘊語境下所形成的思維定勢不可分離。所以，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從精神層面深刻影響著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的形成，因而這種價值取向也表征了文化的強大滲透功能。就此而言，公眾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可發(fā)揮一種文化動力源功能，對科學傳播起著引領效應。這是我們實踐科學傳播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成為影響和促進公眾主動參與科學傳播的深層力量，推動著科學傳播的開展和深化。建立在公眾科學知識價值取向上的科學傳播如同一個轉換器，通過這個轉換器，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取向自身也會發(fā)生變化。有效的科學傳播不僅有利于克服知識發(fā)展中的“瓶頸效應”，同時通過其對公眾知識價值取向的改造和滲透，我國公眾科學知識樣態(tài)被更新，走向現(xiàn)代性生成之路。其思路是：在其發(fā)生效率的過程中，能夠引導公眾對科學技術作出某種價值選擇和價值判斷，置換原有的價值旨趣，如直觀性和樸素性等等，介入到科學、技術以及工程的理性思維中。借助于有效的科學傳播，在改造公眾對知識的價值取向之情境中，公眾對科學知識的價值選擇朝著傳播者預定的目標演變，公眾科學素養(yǎng)的內容、性質和總量獲得擴展，引發(fā)公眾科學樣態(tài)隨之變化，從素樸思維走向精致思維。由此，公眾對科學的價值旨趣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公眾對科學的認同感加強，科學素質獲得提升。由于科學傳播改造了公眾原有知識的價值取向模式，促使公眾科學知識樣態(tài)發(fā)生置換，提升了公眾的知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