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玉蘭 彭華民 單位：常州大學 南京大學

一、問題取向的流動兒童研究和實踐

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民工家庭遷移成為人口流動新的趨勢，大批適齡兒童隨其父母進入城市，成為“流動兒童”。流動給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帶來了新的風險和問題。學術界針對這一現象，展開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詳實地描述流動兒童的生活和生存狀況外，還深入地探討了流動兒童在教育、社會融合、衛生保健等方面的問題。然而這些數量龐大的研究，主要都是“問題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將流動兒童本身視為一種“社會問題”而提出，無論是研究者、實踐者還是社會政策制定者將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動兒童面臨的問題上。“問題取向”視角影響下的流動兒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兒童及其家庭的劣勢，與此相對應的干預實踐和社會政策的焦點也在于如何幫助流動兒童解決他們的問題，緩解其不足。無論采取何種模式（社會捐助或者政府幫扶），“問題取向”下的實踐和社會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過他者的救助，來實現流動兒童生活、學習環境的改善，從而實現流動兒童教育公平、社會融合和個人發展。這種實踐和政策干預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是補缺型和補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國教育報》率先刊發了兩篇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文章，這激發了教育部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就學狀況的調研，也為1998年聯合頒布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供了現實依據。其后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條例，以及近年來大量的社會組織投入到流動兒童社會服務，均是在將流動兒童視為問題的研究的基礎上，政府或社會作為流動兒童條件改善的關鍵性力量而不斷地得到強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補缺型和補救型的特點，注定“問題取向”的干預和實踐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筆者以“社會工作”和“流動兒童”為篇名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到的5篇論文，主題分別是流動兒童社會融入與社會工作介入、流動兒童心理健康與社會工作、流動兒童問題與社會工作回應、流動兒童學校和家庭教育對社會工作的啟示。這些干預實踐明顯呈現分散化和孤立化傾向，缺乏從系統的角度來考慮。這導致僅僅將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方法，單純強調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在流動兒童服務中的應用，從而陷入了“方法為本”和“工作者為本”的陷阱中。①

（三）兒童主體性缺乏如前文所述，問題取向的干預實踐和社會政策特別強調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學校等，往往忽視了兒童的主體性，導致干預動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預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這使得我們一方面質疑政府政策和社會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動兒童面臨的各種問題并沒有緩解。所以，本文認為問題取向的流動兒童干預實踐和政策，不利于充分發揮流動兒童及其生態系統的主體性，這對于增強兒童抵抗流動所帶來的風險的能力，是不可持續性的。兒童抗逆力作為一個社會工作新的實踐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問題取向下的研究和實踐所帶來的問題。

二、兒童抗逆力與社會工作實踐

（一）兒童抗逆力：兒童研究從問題取向到優勢視角的轉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譯為彈性、復原力、心理韌性）研究的興起與學者對風險（risk）的關注有關。在兒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風險用以形容表現不符合主流價值規范的學生，如：失學、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問題取向”的分析范式，關注風險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往往認為部分兒童在風險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適應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學者的批判，認為由于聚焦到兒童及其環境的消極因素，容易造成問題化傾向，對兒童或者青少年的發展反而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如：有學者指出將兒童標簽化為“精神分裂癥兒童”比其行為偏差本身還要嚴重。①正是因為問題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論由于采用一個全新的視角———優勢視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導研究者關注風險中個體的資源或優勢，從而實現了范式的轉換，激發了預防和干預的全新理念。對有抗逆力的兒童的研究也隨后展開，如：加梅齊和魯特（Garmezy&Rutter）通過追蹤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兒童，盡管生活在高危的環境中，仍然發展為健康的，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成功”的年輕人②；韋爾內和史密斯（Werner&Smith）認為大多數兒童具有自我矯正的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夠發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顧等技能。③兒童抗逆力成為困境兒童研究和干預的新范式。兒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歷程中，也發生了演變。兒童抗逆力最初被視為個體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質，主要是指在個體發展過程中提升其適應高危環境的成功的適應力。④但有學者認為抗逆力并不是一種要么有，要么沒有的固定品質，兒童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程度的抗逆力。⑤鑒于此，有學者將兒童抗逆力視為兒童成功適應的結果⑥或者是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相互博弈的過程。⑦雖然抗逆力的概念還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其核心始終包括三個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響的資源或者優勢的出現；展示積極適應結果。⑧所以，本文認為兒童抗逆力是指兒童在逆境中依靠自身和環境系統的資源或優勢，克服困難，展示積極適應結果的能力。這種能力受到個體和外部環境系統的影響，并且在兒童生命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一樣的形式。

（二）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20世紀80年代，兒童抗逆力研究者開始嘗試將研究成果用于推動高危兒童或青少年的干預和預防計劃，如：抗逆力在學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務傳遞中的應用等。有學者就提出抗逆力研究是對教育、青少年服務和以優勢為本的社會工作的真正回饋，它給那些為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工作者提供了以研究為本的答案：找出能夠促使青少年的保護性因素，即可以促進青少年在面對壓力、不利和創傷之時健康和成功發展的發展性支持和機會。⑨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具有不同以往的干預理念、干預系統和干預原則。首先，在實踐理念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聚焦于尋找困境兒童內在能力和系統優勢。有學者認為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理念是：高危青少年可以做得到、所有的個人都有內在的抗逆力、人和地方可以創造差異、言傳身教勝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我們對內在能力的信念開始的。①這種對兒童自身能力、資產的關注，直接回應了兒童時期的發展性任務，這同減少兒童暴露在逆境中的危險一樣，都可以有效地幫助兒童克服發展中的挑戰。其次，在干預系統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系統為兒童生活的所有系統。早期的兒童抗逆力提升實務計劃，很多干預計劃都在學校推行。因為兒童在學校呆的時間很長，所以學校是實施支持兒童和協助兒童克服環境壓力的干預計劃的極佳場所。在學校推行抗逆力干預計劃，能夠有效地推動兒童抗逆力的提升，并取得明顯的效果。②隨著抗逆力研究從個體取向逐步向系統取向轉變，有學者就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單個的系統或者實踐能夠推動兒童抗逆力的成長，成功的實踐的關鍵因素是充分考慮學生的需要和實踐地點的優勢和劣勢，制定出整合傳遞系統。③這種整合性的服務系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兒童所處的系統出發，從多個層面———學校、家庭、社區———實施干預；二是兒童抗逆力提升實踐應該與現有的兒童服務相整合（如：教育服務、文化服務等）。再次，在干預原則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遵循綜合的行動原則。兒童抗逆力理論要求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中遵守以下原則：在干預基礎方面，關注與兒童相關的理論和研究證據，強調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結合；在干預方法方面，認為兒童發展面臨的消極因素的減少和積極因素的提升同樣重要；在干預目標設定方面，關注干預兒童所處環境的影響，將干預目標和兒童的背景有效地整合；在干預手段方面，提供整合的而不是碎片似的服務，提升干預的可持續性。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