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區礦產資源開發引起的生態經濟問題分析

牧區礦產開發會引發地面塌（沉）陷、地裂縫、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2009年國家國土資源監察專員調研組的調研報告顯示[2]，內蒙古自治區土地塌陷面積增加與礦業開發程度逐步提高，基本同步。內蒙古原煤產量已從2002年的10412萬噸增加到2007年的35218萬噸，土地塌陷則從2002年的12334公頃上升到2007年的16490公頃，煤炭產量與土地塌陷呈正比關系。內蒙古2010年發生礦山地質災害14處，直接經濟損失1050萬元，死亡3人。礦區水均衡也遭受破壞。在開采過程中，井坑需要疏干排水，致使礦區地下水位下降，打破了整個地表水、地下水的均衡系統[3]，使缺水地區供水更為緊張，以致影響當地居民的生產和生活。據《內蒙古自治區地質環境公報（2010年度）》顯示，“礦坑連續排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的現象，在全區普遍存在。地下水水位下降區主要集中在元寶山露天礦、寶日希勒露天礦、東明露天礦和伊敏露天礦。最典型的是元寶山露天礦，疏干漏斗中心水位下降達26.26米，漏斗面積達17.57平方公里。平莊露天礦由于礦坑排水造成嚴重的區域地下水水位下降，山前村鎮部分機井出現掉泵現象”。

在礦山開采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廢石、尾礦、工業廢水等，帶來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如內蒙古礦山企業在采選過程中產生的廢（矸）石累計存放量達1.18億噸，且每年以1000多萬噸的速度增長，當年處理量只有排放量的一半左右。而廢棄物（如尾礦等）需要面積較大的堆置場地，導致對土地的過量占用和對堆置場原有生態環境的破壞，甚至變成沙塵暴的主要沙源地。而在產生大量廢棄物的同時，礦區復墾面積占應復墾面積的比例卻較低。據統計，內蒙古全區礦山企業礦區總面積為3583平方公里，應復墾面積112平方公里，已復墾面積17平方公里，占應復墾面積的15%[4]。工業廢水排放量近幾年也在增加，圖1為內蒙古2006～2010年采礦業工業廢水的排放情況。可以看出，工業廢水排放量整體呈增加趨勢，2006年采礦業工業廢水排放量為5330.88萬噸，2010年增加到8260.24萬噸，增長了2929.36萬噸。而且2006～2010年這5年在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開采業，有色金屬開采業，非金屬開采業以及其他采礦業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平均值最大，為3926.92萬噸，其次為有色金屬開采業，其工業廢水排放量平均值為1698.14萬噸，再次為黑色金屬開采業，其工業廢水排放量平均值為390.43萬噸。礦業“三廢”、粉塵等排放，又是造成大氣污染、酸雨形成的主要源頭。廢水、廢渣等廢物中含酸性、堿性、毒性、放射性或重金屬成分，通過地表徑流、大氣飄塵污染周圍的土地、水域和大氣[5]，損害周圍居民的身體健康。如礦區周邊典型的地方病多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引起。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9年，我國約有110多個行政村是癌癥高發區，這些村莊多集中在城市工業園區周邊、河流下游、礦山附近，受到工業廢水、廢氣、廢渣、生活垃圾、重金屬等多重復合性污染的危害[6]。另據2009年10月9日《經濟參考報》的報道，“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當地牧民反映，在草原上發展工業項目對草原帶來的破壞和污染還是較為嚴重的。牲畜吃了被煤灰塵污染的草后，患上發燒、拉稀、咳喘、眼睛流淚等各種怪病，導致不少牛羊死亡”。

由于“資源無價、環境無價”的錯誤觀念影響等，牧區許多礦產資源開發企業采取粗放型掠奪式經營方式，資源綜合利用的整體技術水平落后。而且由于綜合利用共伴生礦的成本比常規利用礦產資源要高，多數開采者只注重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進行綜合利用，造成礦產資源開采效率低，綜合利用率不高。不僅中、低品位的礦石基本被拋棄，甚至有些富礦也被拋棄，浪費較為嚴重。如內蒙古對共(伴)生礦產的綜合利用不足1/3，綜合回收率小于20%，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大。白云鄂博鐵-鈮-稀土多金屬礦床擁有世界稀土儲量的80%以上，每年因開采鐵礦所產生的200萬噸混合尾礦中，稀土氧化物的含量為5%～6%，一年排放的尾礦就構成一個中型的富稀土礦床[3]。再加上資源開發造成的環境污染治理問題是一項技術和資金密集型的工程，國家和地方需要大量投入，用來進行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治理、預防和生態恢復。據估算，內蒙古自治區礦山占用破壞土地的恢復治理率僅為10%左右，金屬和非金屬礦山占用破壞土地恢復治理率分別為3%、5%左右。而且尾礦利用，如煤矸石、金屬尾礦利用率均不高，礦山地質環境治理也相對滯后[7]。

由于不合理的開發礦產資源等，草地生態惡化，牧草質量和生產能力下降，導致畜產品產量增速放緩，畜牧業收益下降，牧民增收乏力[2]。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牧區人均純收入遠高于農民人均純收入；而據內蒙古農牧業經營管理站的統計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內蒙古牧民的人均收入一般要低于農民的人均收入，2001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61.6元，2002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199.3元，2003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197.2元，2004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125.7元，2006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98.4元，2007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124.6元，2008年牧民人均收入低于農民人均收入159.7元。隨著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強度加大，大量土地資源被占用、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突顯。有的牧民被迫放棄牧場，原有的畜牧業產業鏈斷裂，牧民的生產活動也由畜牧業轉向其他產業。隨之人口流動、移民安置、勞動力就業等新問題產生，政府的財政負擔加重。然而，礦產資源開發企業對當地農牧業剩余勞動力的吸納卻微乎其微，其對地方經濟的貢獻主要是增加了一些財政收入，但還要以一定的草地占用、資源破壞和生態環境污染為代價[8]。蘇德斯琴、訥木和吉日嘎拉[9]對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牧業四旗2000～2008年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收入與牧民收入的研究結果說明，地方經濟發展與牧民收入增減關系不明顯；對于當地居民，礦產資源開發未能提供相應的就業機會。牧區企業在礦產資源開發過程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區、農牧民等形成一定利益分配關系。如圖2是世界銀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項目課題組，根據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納林溝煤礦價值鏈計算得出的[10]122～123。企業獲得資源開發所帶來的大部分利益，其次就是政府，而資源所在地的農牧民，僅僅取得了極少部分的利益。在政府間的分配關系中，又是中央政府拿大頭，地方政府得小頭。資源開發企業在資源開發過程中獲得了一半以上的利益，但是企業是否更多的承擔了解決資源開發過程中形成的外部性問題的責任和義務呢？現實中顯然不是。由于資源型企業用工的習慣等，當地農牧民很難參與到企業的基本工種中（如采掘、加工、管理層等），只能從事保安、保管等工種。隨著資源開發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從事資源開發工作的人員呈現不斷減少的趨勢。全國及有關省區從事采礦業的職工人數有減少的趨勢。內蒙古自2002年開始采礦業職工人數明顯減少，從2000年27.2萬人減少到2009年的17.9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