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成熟的、普通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

法律是人們道德生活的積淀和見證。作為法律的制定者，他們會受到社會道德中新思想或傳統觀念影響。博登海默曾經說過:法律還沒有承認人們必須幫助一個生命垂危的人;任何一個人都無權要求他人必須向一個走向危險機器的人發出警告，也無權要求他人必須為一個流血不止的陌生人包扎傷口。一部法律的形成是有必要條件的，新法律的誕生要以社會條件的成熟為基礎。因此博登海默后來做出了這樣的預言:也許在社會發展的某一個時刻，幫助危難之中的人會作為一種義務，在一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關于把人們認為不道德的行為直接定為犯罪這一點，在刑法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刑法的第258條明確地規定: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或者有配偶而重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一條就很明顯的體現了刑法對于“多妾制”或者“一夫多妻制”這種與現代道德觀念背道而馳的行為在法律上的否定。

刑法的第二百五十七條明確地規定: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一條在法律上符合婚姻自由的現代社會的道德要求，否定了不合理的婚姻包辦現象。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2011《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將依照法律追究其刑事責任。去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實施，該修正案明確規定對酒后駕車這一違法行為的處罰將從原先的行政處罰轉變為刑事處罰。就在這一修正案實施的當天凌晨，深圳、廣州、重慶、北京等地交警部門查獲多起涉嫌醉酒駕駛機動車的違法行為，交警部門將對這些駕駛者以“危險駕駛罪”提起訴訟，面臨醉酒駕駛者的將是刑事處罰。飲酒者不光危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更是屢屢突破底線危及他人。通過調查我們獲得了這樣一組數字:僅2008－2010年其間，全國就處罰酒后駕車192．8萬起，其中醉駕就高達29．1萬起。即使這樣酒后駕車在一些地方仍是屢禁不止。其主要原因就是酒駕違法成本還是太低，并不能真正警醒那些喝完酒還要開車的駕駛者。飲酒并不只是一件小事、并不只是個人私事，如果飲酒不當就有可能飲出罪來。因此，現行法律就開始對不合理的飲酒行為嚴肅地說“不”。再如對于販賣人口這一惡劣行為，從古到今都受到人們嚴厲的道德譴責。刑法第240條規定:“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的違法行為，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對于情節特別嚴重的要處死刑并沒收財產”。有關把不道德的行為直接定為犯罪的立法條文在我國現行刑法中有很多類似的例子，這些法律條文不但將一些不道德的行為直接定為犯罪還規定了嚴厲的處罰制度，這些都是把道德逐漸溶入刑法的有力證明。

將尊重或者違背道德的行為規定為法定的加重或者減輕的情節

關于將尊重或者違背道德的行為規定為法定的加重或者減輕的情節這一道德在刑法中的體現，在我國現行刑法中葉可以很容易找到例證。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明確地規定:以脅迫或暴力以及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罪從重處罰。眾所周知強迫婦女對其進行奸淫的行為是自古以來為人們所唾棄的嚴重違背道德的行為，而輪奸行為和奸淫幼女更是天地不容的，因此刑法將后者定為強奸罪的法定加重情節也是道德在刑法中的一大體現。行為人對其犯罪行為如實供述也能減輕處罰。因行為人自首、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了發生一些特別嚴重后果，所以自首是一個法定量刑從輕情節。這是對“坦白從寬”刑事政策的法定化。我國現行刑法除了在法定的條文中規定了量刑情節外，法官在對犯罪量刑上也有相當大的自由權。法官不但有司法者這一身份同時他也是社會中生活的自然人，不但要受法律的制約同時也必須遵守道德規范，因此法官在審判一個案件時不只有法律方面的考慮也要在道德上有所考量，當然我國的刑法也給予了法官這種道德考量的空間。

比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對于盜竊財物者，有多次盜竊行為的或者數額比較大的對其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并處罰金;有其他嚴重情節或者數額巨大的對其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對其處罰金。法官對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這一刑檔就有依照法律和道德進行裁量的權利。法官對其進行裁量時考慮最多的當然是道德方面。比如同為偷竊案件，甲犯人被判八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因為甲犯人多次犯案并且平時不上進、投機取巧，而乙犯人由于家人要用錢治病，迫于無奈而違法，乙犯人就可能在道德上取得法官的同情而量刑處置。

結語

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明白了刑法在體現自身威嚴的同時也常常透露出對道德的尊重，所以我們尊重道德就是尊重刑法本身。刑法是我們生活中一種不得已的惡。如果恰當的利用它，不管是個人還是社會都會受益。

本文作者：刁涌 單位：四川警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