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有制度下，這是辯護的唯一進路，這激起了自由主義者們的某種一致反應，那就是主張自由主義并不需要確立一種超歷史、脫離社會文化傳統的個人觀念，個人自由也不需要建立在這種個人觀念之上，因為個人自由可以是一些被已有社群文化和價值觀塑造了自己的品質的個人的理性反省、選擇能力。細分一下，這種反應有如下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認為，我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過一種好的生活，正義原則的目的也是為了促進我們的利益，所以，正義必定要對我們過一種好生活以促進，也就是說，正義要能夠讓人們擁有一種好的生活所包含的東西。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認為自己是在追求好生活，但是正如金利卡所說：“過一種好的生活與過一種我們通常認為是好的生活并不是一回事———就是說，我們認識到我們在通常所做的事情的價值上可能會犯錯誤。”［３］１０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正當的觀念來校正自己的好生活觀念。這種正當的觀念應該為我們能夠自主、自由地改正自己的好生活觀念提供基礎。它應該包括理性的批判性的反思、自由選擇能力，也就是說，我們對自己身處其中的社群的價值觀和傳統能進行獨立的反省和判斷。所以自由主義者必須捍衛個人理性反思的核心地位，把它作為正當性的根基，并要求公共權威機構能保護個人行使這種能力的自由。另外，人們的生活必須靠自己內在地來過，“沒有一種生活會通過外在的根據那個人并不信奉的價值來過而變得更好。我們的生活只有根據我對價值的信念并由我自己從內部來過才會變得更好”［３］１２。這就是說，我們對能賦予我們的生活以價值的東西需要我們自己去發現，這就需要運用理性反思能力的自由；同時根據這些價值信念來內在地過生活，我們的生活才能變得更好。這是實現我們過一種好生活的根本利益的兩個前提。當然，從政府的行動來說，既要保障人們的這種自由，又必須給人們公平地提供某些基本資源，這才是“用平等的關心和尊重把他們當作平等者來看待”［３］１４。他認為，這就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道德。

所以，正當與個人的好生活觀念就有著實質性的關聯，甚至可以說，正當也成為了個人的好生活觀念的實質性部分。好生活的觀念不是固定的，即使我們一開始贊同自己所處的社群的文化價值觀所規定的好生活觀念，但是這種贊同只有通過理性反思的認可才能成為自己的內在價值信念；同時，它又是向廣闊的社會生活開放著的，也可能是錯誤的，所以總是要處于我們自己的質疑、反思之下，而且可以憑借某種好的理由而得到修正和改進，這就是羅爾斯著力論證一種獨立于各種完備性善觀念的正當性原則的原因。“獨立的”這個詞，有可能讓人誤解成要采取非歷史的、脫離社會文化傳統的立場，實際上，它可以是源于一種廣泛地共享的價值觀念，比如每個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觀念，雖然是歷史發展到近代以后才出現的，但是它們的確達到了某種非個人性的抽象程度。所以，相對于我們個人的好生活觀念的追求來說，它們畢竟是一種前提性的約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維護“正當對善的優先性”。第二類是認為，既然我們是在生活著，我們肯定要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所以主張“正當優先于善”這樣一種觀點并沒有什么用途。馬塞多曾細致論證了自由主義能夠導致社群生活和相應美德的繁榮，他主張，羅爾斯的這個觀點在其理論中實際上并不起作用，所以，不想卷入關于這個觀點的爭論之中。他認為，其實羅爾斯對這個論點的論證似乎并不成立，因為羅爾斯在建構正義二原則時，就特別重視所謂基本善。也就是說，羅爾斯的正當性原則并不是獨立于基本善的，反而必須參照基本善才能獲得其內容。我們認為，馬塞多對羅爾斯的這個觀點是有誤解的，因為羅爾斯并不是不知道其正當性原則需要參照基本善而得到制定，但是，他認為這并不影響正當性原則的優先性。因為基本善并不是特定的善觀念，而是我們要追求自己獨特的善觀念過程中的基本的必要資源，換句話說，人們只要想生活得好，則擁有自由和機會、財富和收入、自尊的基礎等都是必需的。所以，這些東西構成我們的基本善，需要社會公平地分配，這種分配的公平尺度，即為正義原則的本質特征。它們其實只是構成好生活的社會性的、形式性前提框架，而并不為個人獨特的好生活觀念負責，也不鼓勵和促進任何具體的好生活觀念。很顯然，這些基本善的合乎正義原則的分配尺度，與個人的好生活有密切關聯，即作為前提引導和約束著個人的好生活追求，但是并不決定個人好生活的具體內容。羅爾斯只是說，正當優先于善，甚至可以說，正當性原則應該獨立于個人的好生活觀念而被制定，但他的確沒有說，正當性原則與個人的好生活觀念沒有關系，當然，這種關系是指個人在遵守正當性原則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地形成自己的好生活觀念，并且如果自己的好生活觀念非要以違背正當性原則為代價才能得到貫徹，則必須加以修正和調整。羅爾斯十分強調這一點。馬塞多對正當性與善的這種關聯是十分維護的，但是，他更進一步認為，自由主義正義原則重在把每個人都視為平等、自由的公民，而按照羅爾斯的觀點，一個人只要具備兩種基本能力，即正義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自己好生活觀念的能力，就是平等、自由的公民。這就是說，這樣的公民是有理性和合理性能力的個人，這兩種能力的發揮就是要把自己最深刻的政治觀點拿出來與他人討論，并向他人進行公眾證明，以理服人、以理服己，總之成為一個自我批評、講道理的人。這樣的要求，在羅爾斯那里，可能更加重視其前提地位，而沒有充分意識到這與個人的好生活觀念之間的關聯。在羅爾斯看來，似乎好生活觀念只是個人的主觀觀念，而沒有充分意識到好生活觀念還需要靠理性反思、自我批評和公眾證明來塑造。于是馬塞多進一步認為，第一，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某種身份感到光榮，這當然就是我們的好生活的實質性部分，比如，我們作為有理性者，就需要能夠在公眾中公開討論自己的政治見解，因為愿意進入公開討論，就表明我們不想以勢壓人，以權壓人，而是想以理服人，當然，這首先要求我們對自己的政治見解進行了理性反思。這樣的人，就能感受到自己作為有理性者的光榮。“除非我們將自己最深刻的政治觀念拿出來與他人討論（不論那是什么樣的理念），否則我們就不能以自己作為有理性者的生命這一身份感到光榮。”［４］５６－５７第二，他認為，我們做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最佳生活方式不是隨便地、任意地過什么樣的生活，而是“做一位自我批評、講道理的人，就是一種做自由主義者的最佳方式，也是一種（自由主義者會認為的）好的生活方式”［４］５７。這主要是因為，做這樣的人，我們一方面能夠體現作為理性者的尊嚴，另一方面還能夠使我們保持開放的心胸，不斷嘗試新的生活選項，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向公眾作合理性的證明，從而使之去除其純粹的主觀性質，而獲得某種普遍的客觀性質，并且在這個過程中使之修正得更加合理，更符合自己的本真信念，從而使我們能從內部來過這種生活，難道這不就是我們所能設想的好生活嗎？第三，如果在社會中建構了基于自由主義正義原則的制度，則它將具有決定性的、長期的社會影響，對社會成員的品行與目標，即他們想成為什么樣的人，起著重要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