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描寫中下層民眾的意識濃烈

在《離婚》這部長篇小說里描述了舊衙門里的一個特憋屈特窩囊小職員，此小職員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會底層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時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層民眾中許多微妙的精神狀態。不過，老舍在《駱駝祥子》的創作中，不再局限于對少數老百姓“駱駝祥子”某一個層面的苦難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開始思考導致下層暗無天日的民眾生活狀態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運的社會根源，已經從整體上甚至還帶有國際性眼光來審視殘酷的社會現實，但從另一個角度上說老舍將平民意識納入文學作品創作中的自覺意識已經有了質的提升。

正是因為老舍本身逐漸培養起來的這種平民意識，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館》創作中展現的事情百態，也成為普通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風格，無形中平民意識很自然地發展成為了溝通老舍與普通老百姓彼此心靈的重要交集點。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畫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會基層人員，其中不乏教師、學生、小公務員、貧農、隱士、店員、小知識分子甚至還有城市的落敗戶。最難能可貴的是，老舍先生還根據自己真實的生活感受體驗，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視角把自己塑造刻畫人物的形象進一步升華，使自己創作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栩栩如生，文學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內涵、愛國求真精神和自尊自愛等思想品格讓老百姓都覺得非常親切生動、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傳，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大家的言談舉止。

二、文學思想充滿民族愛國意識

老舍非常熱愛著自己的祖國，他常常把這份愛國情懷貫穿于他自己的許多文學作品創作中，因而創作了許多抒發普通老百姓對自己祖國滿懷愛國的深厚情誼的佳作。1944年他開始創作的長篇中文小說《四世同堂》，訴說了1937-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殘酷壓迫與統治，以及他們由忍辱負重到奮起反抗的故事，史詩般地展現了普通民眾那股寧死不屈的浩然正氣和無畏的民族氣節，以此試圖來喚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話劇歌舞混合劇《大地龍蛇》描述了一個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齊家”的傳統知識分子趙庠琛為趕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實際行動的影響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擔“救國責任”，無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戰場的道路。

這個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種不顧個人安危敢于舍家為國的那種無畏犧牲精神和浩然正氣，彰顯出中國傳統民族文化在當時社會形勢逼迫下迸發出的無窮力量。在劇本《誰先到了重慶》和《歸去來兮》中描寫了青年人舍棄家人，走出家門，勇敢地踏上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為國家出力的故事，展現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救國于危難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老舍他已經開始把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仇恨和對祖國熱愛的赤誠之心化作紙上的詩篇來教育引導民眾，同時老舍那執著而頑強的民族自強信念也躍然紙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戰爭階段為了宣傳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質和鼓動人民支援抗戰的需要，并將中國人民誓死不屈的決心和勇氣傳遞給全世界，廣泛團結全世界抗擊法西斯的力量為中國抗戰服務，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希望文學作家應該像前線將士用槍一樣，用好自己手中的筆桿子，積極創作通俗、平實、雅俗共賞的文藝作品，引導普通民眾自覺團結起來，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爭取最后的勝利。在那艱苦的歲月老舍自己身為文協負責人，也身體力行起模范帶頭作用，在武漢不僅以真實的抗戰事跡為題材撰寫了《王小趕驢》、《打小日本》、《張忠定計》等鼓詞，而且用京劇方式創作了《薛二娘》、《忠烈圖》、《新刺虎》、《王家鎮》等充滿抗擊日本侵略者內容的故事。

三、文學思想蘊涵著佛學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學思想卻與中國傳統的老子、莊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無形中這樣的佛學思想也深深影響著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國文人。在老舍的文學作品中也體現出了許多佛學思想。慈悲喜舍、樂善好施是佛教的優良傳統。佛教“三體輪空”思想認為，為了他人生計著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薩心腸和憐憫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樂善好施，不能抱著私利期望獲得報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這樣的佛學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學創作中，1926年老舍創作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里，描寫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產全部捐獻施舍給貧苦老百姓，最后還帶著他的兩個閨女靜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戰時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滿目瘡痍的戰亂場面，希望當時的中國能在困境中奮進，爭取最后的勝利，長篇小說《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體現出這樣的思想。《火葬》這部書的書名本身就寓意中華民族應該在“涅??”苦難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為我們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終參加抗戰的人物形象。他們影響并團結了一大批抗日積極分子，在淪陷的區域投身火熱的民族抗戰事業中去，經受著抗戰中血與火的洗禮。佛學中與善惡思想相對應的是因果報應觀念。佛家所指的受報應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話說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許多因果報應現象和佛家所講的報應觀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畫了無恥漢奸、民族罪人冠曉荷和大赤包，他們最終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們甘心為之賣命的“日本爺爺”手里當了冤鬼。而平時作惡多端的特務敗類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饒恕的懲罰。老舍還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為了自己的一點點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黃學監的丁庚，結果惡有惡報，丁庚他承受不了心靈的折磨最后鉆進大悲寺祈求上天對他的饒恕。這表面看來是訴說傳統的日常生活小事，但從更深的文化意義角度上看，這些事情已遠遠超越了平時人們認為的“揚善懲惡”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對老舍文學創作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學創作中老舍在贊頌佛教文化的同時，也諷刺挖苦那些打著佛教名義做傷天害理事情的壞人。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就寫描寫了一些非常勢利的和尚，對有權有勢的人，低三下四滿臉堆笑地討好他們，連一點自尊都沒有；而對于貧窮的普通老百姓，則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態，甚至還動手打人，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

老舍在話劇《誰先到了重慶》中也不忘這種人物的塑造，描寫了一個身披袈裟、口念佛經的教徒，背地里竟然見錢眼開、強奸婦女，違背了佛家最基本的道義。還有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中的漢奸走狗冠曉荷，以“研究佛法”的名義堂而皇之的為日本侵略者做盡壞事。老舍通過對這些人物心理的細致微妙刻畫，成功地塑造了那些所謂虔誠信仰佛法卻又褻瀆佛法的偽教徒人物形象。

作者：申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