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二)社會融合

對于社會融合的概念問題，中外不同的學者給予其不同的內涵，但最普遍的理解是把社會融合看成是個體和個體之間、不同群體或不同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并以構筑良性和諧的社會為目標。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并不僅僅是農民工適應、同化移入的文化和價值觀等方面的問題，同時也是城市居民發揮主體間性，接納和接受農民工，達到兩者和諧的過程。“新市民”作為進城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個特殊的小群體，憑借個人的主觀努力，利用發達城市開放的人口政策躋身于城市居民行列，顯示了他們的聰明才智，當然這些人口政策也決定了“新市民”的社會層次。“新市民”作為進城農民工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擁有相對較高的學歷和相對穩定的工作，加之大城市或者省會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極強的包容性等特點，使“新市民”社會融合的程度較高。雖然取得了城市戶口，但與本地市民相比，他們仍然身處于一個相對陌生的環境中，面臨著諸多問題，其中關于家庭育兒更是這些處于生育期的“新市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質性研究作為一種新的嘗試。質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是指“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的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構建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本文從家庭教育的四個維度，即家庭教育觀念、家庭親子關系、家庭教育文化、家庭休閑活動，設計了半結構化的訪談提綱，提綱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家庭收入以及在孩子教育及日常生活方面的開支等;對孩子教育的看法;城市與農村的社會關系;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與孩子溝通的時間與方式;家庭休閑娛樂的方式及次數等。在正式訪談前進行了一次預訪談，依據預訪談結果，將提綱做了進一步的修改，制定了正式的訪談提綱。采用類屬分析法對資料進行整理分析，整理與分析工作同步進行。訪談結束后，及時將訪談錄音逐字、逐句地記錄下來，并給每位受訪者的訪談記錄編碼，及時分析受訪者的訪談記錄。

二、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新市民對子女的教育觀念

在問及新市民對子女的早期教育是如何看待時，他們比較一致的回答是“應重視早期教育”、“順其自然”。其實，“新市民”本身的發展就是時代進步的一個標志，他們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從農村走向城市，隨之在城市落戶，逐漸地與城市生活、城市發展融合在一起，他們的教育觀念也隨之發生深刻的變化，逐步地在與先進城市家庭教育理念相適應。比如在優生優育方面，大多認同“只生一個孩子好”，早期教育方面認同兒童教育及早進行，兒童觀方面的“順其自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市民家庭教育理念的科學性。

(二)家庭親子關系

親子關系是指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父母與幼小子女的關系包括撫養、管教及培育等。據調查，農村家庭親子關系有如下特點:親子間的親密度低，親子依戀不強，親子交往的頻率低;農村父母對子女有偏愛現象，更加偏愛男孩和排行靠前的孩子;農村兒童對母親更加信任、依戀和親近。“新市民”已在城市生活數年，其生育觀、家庭觀已然發生改變，訪談中的五個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并且大都談及“男孩女孩都一樣”、“壓力太大了，不打算再生孩子了”。在新市民的家庭中，家庭結構的核心化，子女的獨生化，使子女日益成為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問及新市民陪伴孩子的時間及方式時，父親和母親都表示工作之外的時間都是在陪伴孩子中度過，原因在于“平時工作太忙”、“沒有親戚在身邊，周圍朋友少，孩子沒有玩伴”等方面的考慮。父母在充當孩子玩伴的同時加深了親子關系的溝通。有的“新市民”家長利用有限的空閑時間帶領孩子郊游、參觀博物館等，有的“新市民”家長陪伴孩子利用廢舊物品進行手工制作等，以開啟孩子的智能，培養孩子的觀察力、創造性思維能力和動手能力。但同時在訪談中也發現個別新市民對親子關系的理解存在偏差，認為其就是“親近孩子、滿足孩子的需求”，在對孩子的教育過程中放棄應有原則，對孩子的非分要求也言聽計從，一味地滿足孩子的各種需要。

(三)家庭教育文化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員通過學習與生活活動所創造和形成的精神財富、文化氛圍以及承載這些精神財富、文化氛圍的活動形式和物質形態。家庭教育文化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價值觀、家庭教育主體觀、學習至上價值觀等，它是家庭文化的一個重要側面，對人的發展方向與進程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新市民”均來自于不同省份的農村，年幼時受到農村傳統教育文化氛圍的浸染與熏陶，雖然在城市已生活多年，但不可避免的仍會帶有農村文化的印記。“魚躍龍門”、“光宗耀祖”是其共同的心理訴求。同時，“新市民”身居城市數年，其家庭教育理念和行為受城市文化的影響也較深，比如帶頭引領孩子講普通話等。

(四)家庭休閑活動

參加各種各樣的社會交往活動是兒童快速認識社會、融入社會的一個有效途徑。“新市民”遠離農村家鄉，在城市落戶生活，與農村家族式的大家庭相反，“三口之家”是其家庭生活的寫照，家庭中的閑暇娛樂時間是父母和子女共同渡過的。在有關家庭活動內容、形式的選擇上，更注重聽取孩子的建議，往往是父母與子女共同商量、共同活動，父母與子女之間不僅僅是父子(女)關系，更多的是同伴關系。與一般城市家庭相比，由于城市社會關系的缺少，使“新市民”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更為親密。“新市民”家庭在逛商場購物、出外游玩等的家庭娛樂與閑暇活動中，整個家庭共同參與的集體化特征尤為明顯。

三、結論及思考

本文通過對五戶新市民家庭的深度訪談發現，新市民家庭教育方式出現了新的特點，表現在家庭教育觀念的潮流化、家庭親子關系平等化和親密化、家庭教育文化的多元化及家庭活動集體化等特點，而且這幾個方面對兒童的社會融合都有一定的影響。從家庭教育觀念的潮流化看，新市民家庭教育觀念受城市教育風尚和各種教育傳播媒介的影響較大。因受“社會性感染”的影響，出現的這種追隨潮流的趨向，使他們逐漸接受城市文化教育訊息，拋卻或調整自己原有的教育理念，這一點對促進“新市民”子女與城市文化、城市生活的和諧共生有較大的意義。當然，潮流化也隱含著從眾化的意味。盲目受從眾心理、攀比心理、補償心理等的驅使，盲目跟風，比吃比穿，孩子成了家庭消費的主力，導致孩子追求物質，虛榮攀比;希望孩子比自己小時候過得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接近或達到城市孩子水平，是作為父母的“新市民”的普遍心態。“新市民”由此背負更大的壓力，也失去了原本樸素、簡單的農村特色。通過對五個家庭的訪談得知，每個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音樂藝術方面有所了解，一方面出于讓孩子獲得多方面的發展，另一方面以彌補自己從未受到這方面教育的缺憾。因此，“新市民”家庭大多為孩子購買各種樂器，送孩子上美術班、音樂舞蹈班，甚至為孩子聘請家庭教師，專門對孩子進行輔導。這種傾向，違背了兒童身心發展的規律，過多占用了孩子游戲娛樂的時間和空間，極大地占據了孩子們在其它形式中進行社會融合教育的時間，喪失了和城市孩子進行交流溝通的機會。

從新市民家庭親子關系平等化、親密化看，親子關系的平等化、親密化，使“新市民”家庭逐漸形成新的民主、平等、和諧的新家庭教育模式。在這種家庭教育模式之下，有利于培養兒童活潑的天性、強烈的求知欲、廣泛的興趣、可貴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進兒童智力的發展和養成良好的習慣。同時，“新市民”由于過往生活的艱辛，出于代償心理，在對子女的教育過程中放棄應有原則，對子女的非分要求也言聽計從，一味滿足孩子的各種需要，子女便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一種特殊心理和行為方式，在家里唯我獨尊，缺乏對他人的認同感和協作感。這種不良的教育方法，是不利于兒童健康成長的。從新市民家庭教育文化多元化看，由于新市民特殊的身份使其家庭文化兼具農村和城市雙重特色，不同的地域文化、城鄉文化共同交織構成“新市民”特殊的、多元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的多元，使這些自身素質相對較高的“新市民”不斷整合各方文化優勢，也提升了家庭教育的文化厚度。“新市民”子女從小感知不同的風俗習慣，聆聽不同的方言與鄉音，領略不同地區的文化風情，對其個性成長及社會性發展都將有所裨益。但“新市民”對多元文化整合的力度存在個體的差異，存在著對多元文化整合的能力不夠的問題，因此地域文化、城鄉文化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就會產生一定的矛盾和沖突。表現在家庭教育中，教育的合力不夠，孩子無所適從，失去應有的判斷力，使其處在一種“我該聽誰的”的憂慮之中，影響其健康成長。

從家庭休閑活動集體化看，新市民家庭這種家庭活動集體化的特征，有利于促進親子關系的平等、和諧，使子女在其樂融融的氛圍中接受教化和熏陶。同時，新市民也有意識地帶領孩子在閑暇時間出游、參加社會交往活動，以拓展孩子的視野，增加了解社會的機會。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新市民”家庭活動的集體化是一種被動的集體化，是在缺少其他社會關系之下的無奈選擇。由于其他社會關系的缺乏，“新市民”家庭中每一個人都是相互依賴的對象，而對孩子來說，這種情況更為明顯。由于這種集體化特征，使孩子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里，必然限制和影響孩子在兒童社會的交往，尤其是和其他城市孩子的交往，也必然影響兒童社會融合的程度。另外，我們也應該看到“新市民”正值事業的上升期，多年在城市生活中打拼，十分明了工作對其在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因此，在“新市民”家庭中，父母與子女集體娛樂、度過閑暇的時間畢竟是十分有限的。這使得電視、電腦成為兒童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伙伴，電視、電腦逐漸成為影響兒童與社會融合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電視、電腦以直觀的方式引起兒童的興趣，對“新市民”子女的語言認知，尤其是普通話的學習有較大幫助，也開闊了兒童的視野，提供給兒童更多的知識信息。另一方面，電視、電腦媒體資源質量缺乏有效監管，內容多與兒童的生活不相適應，過多地與電視為伴，勢必影響兒童的健康成長。

本文作者：喬金霞 單位：黑河學院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