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跨國公司在華社會責任的雙重標準表現

跨國公司作為全球企業的典范，其先進的管理理念、技術及慈善公益實踐，一直以來被當做國內企業學習的榜樣。但事實上，很多跨國公司在我國社會責任實踐方面卻表現為兩極狀況，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致力于把社會責任推廣到全球范圍，尤其是在華跨國公司推出一大批有品牌、創新度高、可持續性強、參與廣泛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不僅取得了良好效果而且對國內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也起到了良好的引導作用;另一方面卻是很多跨國公司在我國和發達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上實行“雙重標準”，其表現為在母國或發達國家更具有社會責任，在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卻是有選擇地履行社會責任。

(一)產品質量不達標或摻假現象頻發

提供安全可靠的產品，是企業生存發展最基本的要求，是企業應履行的基本社會責任和義務。但是一些跨國公司在母國生產高質量、安全可靠的產品，在進入東道國市場投資設廠后卻降低安全標準，所生產的產品不僅質量與原來相比有所下降，有的甚至安全不達標。2007年6月24日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空調、電扇、太陽能熱水器、戶用風冷冷水(熱泵)機組產品的抽檢報告顯示，富士通將軍(上海)有限公司生產的FUJITSU牌分體掛壁式房間空調器制冷量、能效比、能源效率等級3個項目不合格。對于一個以“高質量”為口號的跨國公司來說無疑是極大的諷刺。再以此作為零售業領頭軍的沃爾瑪也頻現摻假問題，2011年沃爾瑪集團在重慶曝出以普通冷鮮肉當作“綠色食品”出售，2013年沃爾瑪又在濟南出現“假驢肉”事件，這不能不說明其社會責任的缺失。

(二)環境污染問題嚴重

隨著世界環境的惡化，各國開始越來越重視環境問題，發達國家為此制定了相當嚴格的環境標準。為了規避本國嚴格的環境標準，降低污染成本，一些跨國企業將污染嚴重、耗費資源較多的企業或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對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嚴重影響我國的可持續發展。2007年全球最大輪胎企業??米其林公司在華投資的米其林回力股份有限公司因環保違規，被國家環保總局點名批評。米其林輪胎項目涉及的問題有:未按環評要求完成對三臺鏈條爐進行脫硫除塵改造;輪胎廠無組織排放惡臭超標;未落實鍋爐在線監測裝置以及廠界噪聲超標嚴重。而聯合利華(中國)有限公司因涉嫌違法排污被國家環保部門責罰。一些實力雄厚、重視形象的跨國公司將在其母國實施較高的環境標準視為應盡的義務，但在環境標準較低的中國卻事故頻發。

(三)侵犯勞工權益

為了降低人力成本，有些在華跨國公司直接或間接地侵犯勞工權益的問題不斷出現，如侵占公休日、壓低工資與福利、無視健康與安全標準、工傷、醫療救治不足，逃避社會責任。如2011年媒體報道GUCCI公司僅在店面員工上班時間、舉止行為上的規定就達到100多條，其中還不乏一些涉及員工基本生理需求的苛刻要求，如喝水要申請，上廁所要報告。這些全球聞名的跨國公司不但沒有帶入發達國家的員工福利保障理念，反而效仿某些國內無良企業的做法，利用國內勞動權益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侵害中國員工，尤其是底層員工的權益。

(四)商業賄賂本土化

跨國公司在進入中國前都有一個長達幾年的市場調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熟悉中國的法律、政策等顯性規則，還深諳中國商業環境所謂的“潛規則”，即向客戶或有關官員行賄。這種“灰色交易”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合理的腐敗行為，近年來頻繁曝光的跨國公司商業賄賂丑聞，如美國CCI(美國控制組件公司)行賄案、朗訊公司行賄案、直銷巨頭雅芳涉嫌商業賄賂丑聞等。跨國公司通過商業賄賂開展不正當競爭，侵犯其他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合法利益，而一直以來，跨國公司在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方面都是扮演著“急先鋒”的角色，而有些在華跨國公司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卻存在一定的不足和責任弱化的傾向。

二、基于利益集團視角的原因分析

跨國公司在華社會責任的缺失與弱化現象時有發生，雖然個別企業可能存在內部員工利益受損的情況，但是絕大多數表現為客戶利益或者競爭者利益的受損。在慈善或者募捐活動中，跨國公司往往表現出與自身實力不相符的行為。跨國公司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在全球采取雙重標準，而“雙重標準”并沒有影響跨國公司的發展。本文認為深入了解跨國公司在華社會責任弱化的深層原因，可從利益集團的視角來進行分析。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實施將受到跨國公司、政府和消費者的影響，并影響其本身的利益。

(一)跨國公司自身原因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化發展，社會對跨國公司的關注重心不但從其經濟貢獻轉向企業社會責任，更要求其保證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步，企業社會責任逐漸成為跨國公司的戰略關注點，承擔社會責任可以為企業獲得良好形象，為競爭獲得籌碼。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是在自利、利他或服從母公司三種原因共同驅使下的，而逐利本性使跨國公司在自身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實行有選擇地履行社會責任。由于發達國家的市場發展較充分、法律較健全，國內的社會監督力度大、消費者維權意識較強，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代價太大，因而，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能主動、自覺地承擔社會責任。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較落后，社會監督力度和消費者維權意識都較弱，因履行社會責任需要增加企業成本，為降低企業經營成本，跨國公司在履行社會責任時是有選擇的。湯勝(2013)認為，在華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受企業自身經營績效影響明顯。當經濟環境較差時，企業為保持其經營績效會降低其社會責任的履行標準，從而使得企業部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到了影響，主要表現在員工糾紛上升，消費者投訴增加與社會公益慈善活動的減少。而跨國公司在履行其社會責任時，大多是出于外部制度環境壓力而非企業內部戰略壓力，這是其與東道國社會之間利益博弈的結果，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看重的是跨國公司的經濟實力，評價跨國公司主要以經濟貢獻為主，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暫未列入重要指標。另外由于中國法律制度的落后，使得跨國公司在出現社會責任缺失甚至違反法律法規行為時，所受的經濟處罰與國外動輒數千萬、上億美元的罰款、賠款相比，跨國企業在中國的失德成本十分低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過低的違法成本讓有些跨國公司毫無忌憚。

(二)政府的原因

中國作為世界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第二大經濟體，也是外資進入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金和技術的同時，一些跨國公司也將其在母國的社會責任觀念帶到了中國，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起到了良好的引導作用。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是非常有益的，因而近幾年中國政府制定了相關的社會責任政策，并開始注重尋求立法與監管之外的手段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促進和推廣。但是政策的執行過程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由于國家考察地方官員業績主要是從經濟方面著手，因而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引資來改善本地的經濟，財力雄厚的跨國公司更是其爭取的對象，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喊出“投資是上帝，引資是功臣”的口號。為了招商引資，一些地方政府出臺優惠政策，對跨國公司大開綠燈，造成內外資企業競爭的不平等，無形中給予跨國公司某種特權，這種優于“國民待遇”使一些跨國公司無視中國的法律法規。地方政府所看重的是跨國公司能為本地經濟帶來繁榮，履行社會責任與經濟發展相比就顯得不是很重要。

(三)消費者的原因

能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起監督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是消費者，他們有能力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區別企業的實際優劣。但是，中國消費者在這一方面卻是不成熟的。首先，消費心理不成熟，存在盲目偏好洋品牌的傾向。如某家麥當勞出售過期食品被央視曝光后，第二天這家餐廳依然人聲鼎沸，絲毫沒有受到事件的影響，雖然這是源于對層出不窮安全事故的國內食品的不信任，但對于洋品牌的盲目信任和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對某些跨國公司的盲目信任，即使有問題出現也能較快諒解。其次，消費者維權意識薄弱。由于我國缺乏完善的行業監督機構和體系，消費者的維權之路困難重重，大多數消費者不愿花費過多精力和時間去維權;而法律意識的淡薄，也造成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較弱，在出現消費事故時，常用發泄的方式來解決，如牛拉奔馳事件。另外，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采取“事不關已”的態度，譬如GUCCI專賣店侵害職工權益，但這并未影響一些人對GUCCI品牌的愛慕與忠誠度，消費者這種將產品本身與企業不良行為“區別對待”的態度，使那些失德的跨國公司未受到任何損失，弱化了其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

三、強化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對策

跨國公司是否履行社會責任不僅要依靠企業內部自身的調整，更有賴于企業外部的監督，只有當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所產生的成本高于其履行社會責任的收益時，企業才會主動承擔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一)政府應發揮好監管作用

1.完善法律法規，加大監管力度

政府應加快推進建立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并通過法律法規對在華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進行客觀公正的監督。能讓跨國公司有法可依的前提是，對企業社會責任實施制定出臺詳盡的規定，且量刑須有統一標準，并能在懲罰措施上對企業有一個致命的打擊，強化監管與執法力度，并形成常態。

2.加強工會作用

當員工權益受到侵害時，大多數人無所適從，只能忍氣吞聲，這與中國基本上沒有組織保障勞工權益有關，現有工會組織作用較弱，與國際上為勞工爭取權益的工會相差甚遠。只有建立并完善工會組織，才能為維權鋪平道路，構建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

3.改變以GDP為中心的地方政府政績評價標準

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政績時，不能只看經濟發展速度，還應更多地關注資源環境和民生狀況，這樣地方政府才能樹立正確的發展觀、政績觀，明確自身的社會職責。從而給跨國公司以正確的導向，促進其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二)跨國公司應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責

任履行途徑

1.建立企業內部社會責任管理體系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首先實行企業人員配置的本土化，這就很難保證企業理念的正確執行。因此要采取國際認證的指標體系，建立社會責任管理機構，強化員工培訓機制，只有理念上灌輸、形式上正規、監督上到位，才能真正使跨國公司員工認真履行社會責任。

2.在供應鏈上推行社會責任

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有大量的供應商，且有不少供應商對社會責任的履行十分淡漠，這就需要跨國公司制定與我國勞工標準及其他標準相關的合理的生產守則，并設立機構或委托第三方認證機構對供應商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檢查，保證社會責任履行的到位。

(三)培養理性的消費者群體迫在眉睫

1.培育具有社會責任的良好氛圍

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消費者是企業社會責任實施情況的監督者和推動者，但是在中國消費者大多是旁觀者，于是助長了跨國公司對社會責任履行的無視態度。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者需要政府與新聞媒體的共同培育，消費者需將企業行為與產品銷售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有效監督和約束跨國公司的失德行為。

2.強化消費者保護權益

一方面要大力宣傳消費者保護權益的意識和相關法律，讓消費者學會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另一方面要簡化維權程序和降低維權成本，使消費者能真正運用法律實現維權。

作者：魏建萍 單位：福建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二）

一、培育本土跨國公司的機遇

1.區域貿易協定談判進程加快

由于WTO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以自由貿易協定為核心的各種區域貿易協定成為了處理國際投資問題的主要依據。一方面我國正在與澳大利亞、日、韓、印度等國推進自貿協定的談判，另一方面我國已與新西蘭、新加坡、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簽署了10余項區域貿易協定，其中部分協定涉及投資領域，通過削減關稅以及非關稅壁壘，促進國際貿易發展，降低對外直接投資門檻，放松監管和審核要求。成員國之間投資法律、投資規范的一體化，也將改善企業對外投資環境，降低投資成本，減少投資風險。

2.上海自貿區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融資渠道

上海自貿區建成前，已有不少外資銀行在上海開展業務，但由于我國政策限制，很多業務受限。上海自貿區建立后將逐步放開對外資銀行的業務管制，并優先引進為全球投資提供服務的企業，出臺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在自貿區開設分支機構。一旦大量的金融機構進入自貿區，中國本土企業可以有效破解融資難題，直接貸款融資外幣進行對外投資，繞過我國對外匯管理政策的限制。

3.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主要貨幣匯率都經歷了劇烈波動，匯率風險進一步加大。但自2009年起，我國政府各部門陸續出臺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地區的通知》《關于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等相關政策。截至2013年4月底，人民銀行已經與19個經濟體的中央銀行簽署總額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境外人民幣直接投資試點的推行使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匯兌成為可能，試點范圍內的企業能夠獲得人民幣貸款并采用人民幣直接進行投資，大大降低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匯率波動風險，減少資本項目管制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制約，促進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發展。

二、培育本土跨國公司的挑戰

1.民營企業融資渠道不暢

民營企業已成為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新生力量。培育本土跨國公司的進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海外民營企業的發展。然而，融資渠道不暢卻是當前困擾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大難題。一般而言，企業海外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有:自有資金、銀行和金融機構貸款、上市融資以及私募股權投資(PE)等渠道。而目前我國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自身利潤的積累，其他渠道的融資比重都相對較低。民營企業利用自有資金進行海外投資的比重高達89.15%，而銀行貸款僅占4.55%，非金融機構貸款占3.4%，PE等其他融資渠道僅占2.9%。中國貿促會2011年發布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顯示，超過70%的受訪企業存在資金方面的困擾。可見，擴寬融資渠道是當前階段培育我國本土跨國公司亟待解決的問題。

2.企業缺乏品牌發展戰略

品牌已成為全球跨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塑造具有較高知名度和經濟價值的本土品牌至關重要。然而當前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品牌發展戰略。2013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顯示，只有22%的企業制定了品牌發展戰略，有高達55%的企業表示希望中國貿促會能夠協助推廣企業的品牌。企業缺乏品牌發展規劃和推廣經驗，品牌發展能力不足。

3.我國相關管理體制度不健全

雖然我國已經構建了基本的境外投資管理與服務體制，積極推進境外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由“審批制”逐步轉變為“核準制”，探索“備案制”，但投資核準、外匯管理以及企業的投資審核等規定的行政管理程序仍舊較復雜。另外，多頭管理的問題仍較為嚴重。這不僅增加了企業的總體決策時間和成本，而且帶來審批結果的不確定性，導致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決策效率低、財務和時間成本高，不利于企業及時把握商機。

4.東道國經濟安全審查日趨嚴格

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威脅論”在一些國家逐步擴散，使得一些東道國政府在面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時草率地認為，中國企業特別是“國”字號企業對當地的投資并不是企業自主市場行為，而是出于某種政治目的或受國家經濟戰略的引導，可能對其會產生危害。因此，他們以影響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為由，對來自我國的投資進行嚴格的經濟安全審查，使得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難以獲得東道國批準。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2009年中鋁并購澳大利亞力拓公司以及2011年華為收購美國3Leaf失敗等諸多案例，都是由于東道國的經濟安全審查問題而告失敗。

三、加快培育本土跨國公司的對策建議

1.有效破解跨國公司融資難題

國家應擴大“走出去”專項扶持資金規模，使大部分海外投資企業能夠得到政府的財政補貼，緩解資金壓力。政府可以為中小民營企業上市融資提供支持，設立上市專項資金、可按最低收費標準收費、加大信貸支持力度等。此外，政府應建立健全與PE有關的政策、法規等，使其具備連續性，改善PE的發展環境，從而擴大企業海外投資的融資渠道。

2.完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管理體制

加速推進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核準制”逐步向“備案制”轉變步伐，僅對大額項目、特別項目實行核準制，對三千萬人民幣以下的小額項目實行備案制，或實行投資項目的完全自由化。進一步簡化政府審批程序，建立“走出去”一站式管理體系，加強相關管理部門進行協調合作，建立一站式服務大廳，有效降低審批時間和費用。

3.大力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加快推進中日韓自貿區、ＲCEP協議的簽署，同時可以擴大區域協議范圍，與美國、歐盟等進行貿易投資一體化協議的商討，以增加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機會，降低投資風險。

4.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首先，進一步放寬對人民幣出入境的限制，逐步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支付手段和國際儲備資產，同時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人民幣回流問題，逐步允許其他國家用人民幣購買我國政府債券或對我國進行直接投資。其次，充分利用上海自貿區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自由兌換，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積極創造人民幣國際化的政治條件，深化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政府間的交流與合作。

作者：夏天張建昕謝?骱?鄣ノ唬荷蝦：９匱г

（三）

一、跨國公司在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概況

（一）呈現出本土化的特點

在華企業開始更多地嘗試用適應我國國情的方式來解決社會責任方面的問題。從最初的照搬母公司社會責任戰略，到如今結合我國本土特點建立本土化戰略；從單一的捐款捐物，到如今結合專業優勢、協同多方參與等多元化方式，其CSR本土化程度越來越深。跨國公司CSR本土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有些華企業開始發布中文版社會責任報告，且報告的內容與形式越來越本土化。

（二）具有波動性

在華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受自身經營績效和全球經濟波動影響明顯，存在一定的波動性。當經濟環境較差時，企業為保持其經營績效會降低社會責任的履行標準，主要表現為員工糾紛上升，消費者投訴增加、社區公益慈善活動減少。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資企業在我國的慈善捐贈金額和社會公益活動大幅減少，重大勞動糾紛顯著增加。這說明很多在華企業沒有系統持續的公益慈善活動計劃，沒有形成良好的社會責任履行機制。

二、跨國公司在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存在的缺失

很多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2011年，中國社科院《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課題組分別調研了我國境內國企、民企、外企的百強企業共300家。得分小于等于零分的企業有26家。這26家企業中，外資企業占73.1%，有19家。戴姆勒•克萊斯勒、可口可樂、阿迪達斯等知名企業均“榜上有名”。具體來講，在華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產品質量安全與環境污染問題

部分在華企業在產品安全質量方面存在一定問題。以沃爾瑪為例：2011年，重慶沃爾瑪超市因為普通豬肉冒充綠色豬肉、以虛假的商品說明欺詐消費者等違法行為，被工商部門依法沒收違法所得，并處269萬元罰款，實施15天的停業整頓。自2006年進入重慶以來，這已是沃爾瑪第21次受到工商部門處罰。據統計，2010年有32%的在華企業被發現存在產品安全質量問題或存在重大的消費者投訴事件。環境保護方面，部分在華企業也存在著缺失，表現在對我國發展循環經濟響應消極，在生產過程中高碳生產、高污染排放、高資源消耗。據統計，2010年有9%的在華企業在環保方面違規。久負盛名的跨國公司之所以在華出現這些問題與其執行“雙重標準”有關。一方面某些在母國較為普遍的社會責任，在華企業不能主動去承擔。另一方面，某些在華企業放松了在環保、產品安全質量有關的標準。

（二）商業賄賂

維持可持續的合規管理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近幾年，麥肯錫、朗訊、IBM、沃爾瑪、西門子、家樂福等跨國公司都曾在我國發生過商業賄賂事件。在華企業商業賄賂的特點表現在：第一，發案領域集中。行業集中在壟斷行業和政府嚴格管制行業。賄賂對象集中在國有企業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第二，手段隱蔽，甚至通過“中間人”渠道進行賄賂。最后，大多數案件都是從企業內部自行上報糾舉出來，案發后大多能夠積極整改。

（三）侵犯員工合法權益

不少在華企業對員工的生產安全問題重視不足。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OHSAS18001的在華企業比例在2008年和2009年間均低于50%，還有一些企業通過侵占公休日、壓低工資與福利來逃避社會責任。如，肯德基、麥當勞和必勝客等長期存在違反《勞動法》問題，支付給小時工的工資低于最低標準。（四）非法避稅、不正當競爭跨國公司常常通過關聯企業之間內部人為控制定價的方式來偷逃稅款。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指出，據保守估計，超過2/3以上的外資企業虧損是為了避稅人為制造出來的。近幾年來，外資企業每年避稅給我國造成的稅收損失在300億元以上。同時，部分企業為了提高自己的市場份額，制造相關虛假輿論宣傳，擾亂市場秩序。2011年，聯合利華(中國)有限公司有關負責人多次發表日化產品漲價言論，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

三、繼續完善跨國公司在華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議

（一）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

目前，在華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大部分是基于發達國家的國情建立的，與我國國情存在著較大沖突。建議由國家權威機構出面，與跨國公司及利益相關者團體協商，在遵循我國現有各項法規標準的基礎上，制定在華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和行為準則。

（二）政府完善立法，嚴格執法

政府的制約與推動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必要的前提條件。我國法律法規存在著一定漏洞，執法不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了跨國公司以可乘之機。政府應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并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做到執法必嚴、公平合理，不斷提高監管水平。

（三）培養成熟的消費意識

很多消費者消費心理存在盲目偏好洋品牌的傾向。社會應有意識地引導消費者理性消費，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同時，消費者的權益受到侵害時，應通過多種渠道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四）加強社會監督，形成良好的輿論氛圍

工會、消費者協會、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可以監督在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狀況，也可以定期開展對其高級管理人員的宣傳和教育活動。此外，新聞媒體也是社會監督的重要形式。總之，要建立一種公眾輿論的社會氛圍，用輿論宣傳、教育和影響跨國公司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

（五）逐步取消超國民待遇

長久以來，我國政府大多以超國民待遇來對待跨國公司。更有甚者，即使發現企業有偷稅漏稅和損害環境資源方面的違法行為也放縱包庇。這些特權助長了企業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我們應逐步取消對跨國公司的特殊優惠政策。

作者：李明巖 單位：太原理工大學陽泉學院

（四）

一、匯率風險的應對策略

要有效規避跨國經營的匯率風險，就要在分析上述相關風險成因的基礎上，借用經營策略、合同條款、會計處理及金融工具等手段在事前、事中、事后實行全過程風險管理，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大致上可以將匯率風險的應對策略簡要歸納為以下幾種：

1.慎簽合同條款防范風險。合理利用合同條款是防范交易風險的一個重要措施。跨國公司應根據具體情況在合同幣種、價格、期限、匯率約定保值等條款談判時充分考慮匯率風險。如中國公司境外項目投標報價推薦采用硬幣（可自由兌換外幣）報價，在業主不同意全部采用硬幣計價的情況下，實行軟、硬幣復合貨幣報價，同時爭取盡可能高的硬幣支付比例。在簽署用當地幣（軟幣）計價的合同時，應盡量縮短合同周期，同時參考銀行遠期匯率，考慮軟幣匯率貶值幅度倒推工程報價，遵循“軟幣調高價格、硬幣降低價格”的原則將合同價格做適當調整。此外，在合同中還可增加當地幣（軟幣）匯率賠付保值條款，規定一個互相都能接受的風險比例（通常為各自承擔一半）作為合同的附加條款。

2.合理運用會計政策防范風險。在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的前提下，跨國公司的境外機構應盡量選擇匯率穩定的主要貨幣作為記賬本位幣，如美元、歐元等，以減少因匯率變動導致財務狀況的劇烈變化，防范會計風險。此外，企業還要加強對會計風險的分析，實時跟蹤會計準則和政策在外幣折算方面的改革及變化，積極規避會計風險。例如，當跨國公司與境外機構間存在大量不同幣種的投融資往來時，可以分析適用新會計準則下“在實質上構成對境外經營凈投資的外幣貨幣性項目產生的匯兌差額，在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時轉入“外幣報表折算差額”的會計處理，減少匯率大幅變動對集團整體盈利造成過大的不利影響。

3.加強集團資金管理防范風險。跨國公司實行資金集中管理可以起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的作用。在全面掌握整個集團資金規模、結構、幣種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可以組織專業團隊，更有序、高效地開展匯率風險的管理工作。

4.使用貿易融資及金融工具防范風險。企業可以借助貿易融資工具提前或延遲收付款、結售匯時間，合理規避匯率風險。當企業預測匯率上升時，出口企業可以延遲結算，進口企業可以提前結算；預見匯率可能下降時則反向操作。常用的貿易融資工具有：

●“福費廷”。指銀行向企業無追索權地買入因貿易產生的未到期債權的服務。

●進口押匯。銀行在進口信用證或進口代收項下，憑有效憑證和商業單據代企業墊付進口款項。

●打包貸款。銀行憑正本信用證向企業提供融資，幫助企業采購、生產和裝運信用證項下的貨物。打包貸款業務可有效滿足企業在裝運前的資金需求。

●出口押匯。銀行憑信用證或托收項下的出口單據向企業提供融資，幫助企業加快資金回籠，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出口貼現。銀行通過買入企業在出口信用證項下已承兌遠期單據，為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企業還可以借助金融衍生品來規劃大額的外幣投融資行為，鎖定風險。常見的金融工具有：

●遠期外匯合約。遠期外匯合約是一種由交易雙方——銀行與非銀行客戶——達成的協議，確定買賣一定數量的某一貨幣以兌換另一種貨幣，遠期合約的匯率、交割日是固定的。當企業未來確定日期應收或應付一筆某幣種的貨幣時，可以在現時賣出或買進同樣金額的遠期外匯合約，以鎖定風險。

●貨幣期貨。貨幣期貨和遠期外匯合約有些類似，但其交易是在期貨交易所進行，以公開競價形成交易價格。目前世界上大多數貨幣期貨都是主流貨幣對美元的交易。

●貨幣互換。互換是協議雙方在特定時期內交換各自現金流的一種合約，正常情況下，協議的一方為專業銀行，貨幣互換需要將某個貨幣的現金流量與另外一個幣種的現金流量互相交換。外匯貨幣掉期。在即期買入一種貨幣賣出另一種貨幣的同時，遠期再賣出這種貨幣買入另一種貨幣。也就是說一筆掉期交易是由一筆即期和一筆遠期交易組合而成的。

二、結語

匯率風險是國際經濟往來中不可避免的正常現象，跨國公司要樹立正確的匯率風險防范意識，積極應對。在防范匯率風險時，應正確選用避險工具，在風險要素分析基礎上對相關業務進行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管理，在合理規避匯率風險損失的同時，也要積極運用匯率管理策略，努力通過匯率變化使企業產生收益。

作者：李霄陽 單位：中國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公司

（五）

自1999年黨中央提出實施“走出去”戰略和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規模日益擴大，領域逐步拓寬，水平不斷提高。這一行為使企業在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也給企業帶來了風險，尤其是外匯風險比較顯著。因為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匯率也在不斷變化浮動，匯率波動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司的現金流，從而影響公司價值。因此，對于跨國公司如何進行有效的風險管理，提升企業價值是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總體來看，國內外關于跨國公司外匯風險管理方面的文獻數量較多。本文擬分國外和國內對有關外匯風險管理的研究進行回顧和分析，以期為我國的外匯風險管理研究和企業外匯風險管理實踐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國外的外匯風險管理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對于跨國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研究著手較早，具有豐富的理論成果。他們主要圍繞外匯風險管理的動機、方法和效果展開研究。

（一）外匯風險管理的動機

經典的MM定理認為，如果市場是完美的，如沒有代理成本，信息不對稱，稅收和交易成本，對沖不能增加企業價值，因為投資者可以自行進行對沖。然而，不完美的現實情況使得公司需要進行風險對沖。Aretz等（2007）指出由于不完美資本市場的存在，公司可以通過風險對沖來降低與代理沖突，外部融資，財務危機及稅收有關的成本來增加企業價值。對公司進行外匯風險管理的動機，一般有以下四種理論解釋。

1.減少預期稅收。Smith和Stulz（1985）認為，由于企業稅收函數的凸性，對沖可以降低收入的波動，平滑收益，減少稅負，增加企業的價值。此外，Ross（1996），Stulz（1996）和Leland（1998）認為對沖可以提升企業的舉債能力，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通過債務融資實現的稅盾效應可以增加企業的價值。

2.降低財務困境成本。當企業無法償還到期債務或違反與債權人事先達成的協議時，企業往往就會陷入財務困境。財務困境是企業破產的先兆，發生困境的概率和困境發生后的損失共同決定了財務困境成本，這會減少企業期望的凈現金流，進而降低企業價值。Smith和Stulz（1985），Mayers和Smith（1990），Nance等（1993），Geczy等（1997）的研究表明，公司通過風險對沖，可以降低企業陷入財務困境的概率，從而減少財務困境成本，并最終增加企業價值。

3.緩和投資不足。由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企業外部融資的成本通常要高于內部融資的成本。當企業由于內部融資不足，同時外部融資成本又高得使企業無法接受凈現值原本為正的新項目時，企業便發生了投資不足的問題（投資不足問題還可能由債務過度引發）。Froot等（1993）提出，風險對沖能夠緩和這類投資不足的問題。原因是，當企業現金流不穩定和外部籌資成本較高時，風險對沖可以更好地匹配現金流入與流出，降低企業借助外部融資的可能性，從而保證企業有足夠的內部資金投資于凈現值為正的項目，有效解決投資不足的問題。

4.提高信息質量。Breeden和Vishwanathan（1998）認為管理層通過風險對沖，可以消除公司現金流中無法控制的因素（如匯率、利率變動等宏觀因素），即消除了收入作為傳導管理層能力信號中的“噪音”，使得股東對管理層為公司創造利潤能力的判斷更為準確，改善了投資者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二）外匯風險管理的方法

外匯風險管理的方法歸納起來有兩大類：第一類是金融對沖，主要是指通過使用金融衍生品（遠期、掉期（互換）、期貨、期權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對沖企業以外幣計量的資產、負債以及投資風險的行為。第二類是經營對沖，主要是指通過使用不同的經營策略（降低成本、提高售價、盡快結匯、跨國多元化等）來對沖企業以外幣計量的資產、負債以及投資風險的行為。

（三）外匯風險管理的效果

1.金融對沖的效果

基于美國720家大型非金融公司1990-1995年的數據，Allayannis和Weston（2001）實證研究發現外匯衍生品使用和公司價值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具體而言，在面臨潛在匯率風險敞口（海外收入比例大于零）的情況下，運用外匯衍生品對沖匯率風險的公司其價值有4.87%的溢價。而且在美元升值的年度，其價值溢價幅度有明顯提高。Brown（2001）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對一家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匯率風險的管理實踐進行了詳細分析。基于對該公司14個季度里的3110個外匯衍生品交易的解析，他發現外匯衍生品使用降低了股票價格對匯率波動的敏感性，增加了公司的市場價值。隨著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壯大，以美國外跨國公司為樣本的相關研究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以瑞典1997-2001年間的455家公司的混合截面數據為樣本，Pramborg（2004）發現，對沖匯率風險的交易敞口帶來了價值溢價，特別是當公司擁有外幣凈頭寸時（瑞典克朗在樣本期間貶值），而對折算敞口的對沖并沒有增加價值。基于英國412家大型非金融公司1995年的數據，Clark和Judge（2009）發現只使用外匯衍生品或者同時使用外匯衍生品和外幣債務都能夠增加公司價值（11%-34%），但單獨使用外幣債務沒有顯著效果。另外，與外匯遠期和期權相比，（轉化為外幣的）外匯掉期的價值溢價幅度更大（21%-34%）。然而有一些研究認為金融對沖并不能增加企業價值。Magee（2009）以1996-2000年間408家美國公司為樣本，發現在控制了公司價值對匯率風險對沖的時間影響后，外匯衍生品使用帶來的價值溢價消失了。以48個國家2000-2001年間7292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為樣本，Bartram等（2009）研究發現運用外匯衍生品對沖風險并不能提高企業價值。

2.經營對沖的效果

Allayannis等（2001）發現使用外匯衍生品能夠降低匯率風險敞口，但跨國多元化這一經營對沖的效果并不明顯。同時，他們發現經營對沖不能代替金融對沖，經營對沖只有和金融對沖一起使用時才能夠增加公司價值。Pantzalis等（2001）研究發現匯率風險敞口與海外收入比例和跨國經營的國家數目負相關，和跨國經營的集中度正相關。與Allayannis等（2001）研究結論不同的是，kim等（2006）研究發現經營對沖比金融對沖在減少匯率風險敞口和增加公司價值方面更有效，是金融對沖效果的5倍。

二、國內的外匯風險管理研究現狀

跨國公司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國際流動，使得各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更加密切，促進了全球經濟化的大發展。但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資本的國際化流動，如何更有效管理跨國公司經營過程中的外匯風險顯得尤為重要。國內學者對于跨國公司所面臨的外匯風險管理研究早期主要限于分析外匯風險的種類、特征，并提出相應的風險管理策略。而在研究方法上早期主要分為兩種：

1.以案例分析形式研究某個跨國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

在這方面的文獻中有些學者是針對某個具體公司的外匯風險進行深入剖析，進而對此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給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如沈晶璐和林園（2007）通過研究卡特比勒公司進而提出跨國公司在針對不同性質的外匯風險可采取的各項建議、措施。李若山和吳益兵（2009）基于中信泰富外匯合約巨虧的案例提出構建金融衍生工具投資內部控制的框架。鄭海英（2010）通過說明我國航空公司的業務特殊性來分析我國航空公司可能面臨的外匯風險，并提出宏觀的改善措施。劉璐（2011）同樣利用中信泰富的案例提出我們如何利用衍生工具進行外匯管理以及在此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2.理論規范研究跨國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

在這方面學者主要集中研究跨國公司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可能會面臨的外匯風險種類、特征；我國的跨國公司在外匯風險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外匯風險的識別；針對外匯風險的現狀提出風險管理的策略等（吳曉菲（2007），王月永（2008），劉勝軍（2009），吳丹（2010），倪華麗（2011），趙瑩（2011）等）。國內學者針對我國公司層面的匯率風險管理動機、方法和效果的實證研究很少，其原因可能是我國人民幣匯率正開始浮動（2005年7月）和衍生品強制信息披露的時間較短（2007年1月1日）。然而，企業會計準則（2006）的實施打破了數據上的制約，為研究提供了可能。《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保值》和《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要求公司在附注中披露風險敞口及其形成原因，風險管理目標、政策和過程以及計量風險的方法，金融工具的類型、賬面價值、公允價值及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等信息。這使學者們能夠獲得較多的金融衍生品數據，可以對我國跨國公司匯率風險管理的動機、方法和效果展開研究。在外匯風險管理動機方面，郭飛和徐燕（2010）以滬深300指數公司2008年報為研究樣本，對上市公司使用衍生品參與風險管理的動機進行研究，他們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風險管理的動機主要有降低財務困境成本和減少稅務支出，但避免投資不足和協調管理層和股東利益的動機沒有得到明確支持。基于我國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年報數據，賈煒瑩等（2010）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運用衍生工具體現了股東財富最大化和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理論下的雙重衍生工具使用動機。在外匯風險管理方法和效果的實證研究方面，針對金融對沖的價值效果，基于2007年滬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數據，賈煒瑩和陳寶峰（2009）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運用金融衍生品進行風險管理對于公司業績有一定的提升效應，但對公司價值有微弱的負面作用。以2007-2009年間968家中國跨國公司為樣本，郭飛（2012）實證研究發現使用外匯衍生品可以給公司帶來約10%的價值溢價。斯文（2013a）以2007-2011年間3105家制造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對沖匯率風險能夠給企業價值帶來平均約19％的溢價規模。斯文（2013b）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衍生品合約，其帶來的企業價值效果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外匯衍生品產生了超過20%的溢價效應并在5%水平下顯著，商品衍生品卻是顯著的折價效應，利率衍生品的影響則不顯著。針對經營對沖的價值效果，國內主要集中研究跨國多元化與公司價值的關系。汪建成和毛蘊詩（2006）和曹芳（2008）將跨國多元化（以海外收入比）作為補充研究變量檢驗了我國上市公司跨國多元化對公司績效的影響。他們都發現跨國多元化會帶來企業價值的折價。

三、總結

本文對外匯風險管理的動機、方法和效果等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揭示了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一）由于跨國公司相對于其他公司來說面臨更高比例的外匯風險，所以外匯風險管理的研究對象目前主要是跨國公司。

（二）國外學者認為企業主要是基于減少稅收支出、降低財務困境成本、緩解投資不足和提高信息質量的動機進行外匯風險管理。而國內學者的研究目前僅支持減少稅務支出和降低財務困境成本這兩個方面。

（三）國內外學者雖然對金融對沖的價值效果持有不同結論，但多數學者研究支持金融對沖對企業價值的積極影響。國內外學者對于經營對沖是否增加企業價值尚未得出確切結論，在這方面依然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和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的不斷擴大（由1%擴大至2%），中國跨國公司的外匯風險管理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因此，及時了解國內外有關外匯風險管理的研究現狀，參考和借鑒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不僅可以幫助國內學者拓寬研究思路和方向，提高和充實我國現有的匯率風險管理理論，同時也可以為我國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實踐提供參考。

作者：馬瑞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

（六）

—、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與影響因素

跨國公司本身原因（如社會責任意識、戰略特點、國際化水平、財務績效等）與東道國的特點(如制度及利益相關者壓力、政治特征、文化等）均會對跨W公司在東道國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影響。如果跨_公司本身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意識，洞悉在東道W社會責任的履行能夠對企業的聲譽形成良好的影響，避免其在東道國受到斥責與訴訟，那么他們就會在東道W積極進行社會責任管現，甚至將在東道國的社會責任管理納入公司戰略，以提高其在東道_的社會責任水平（Levis,2006；Mohan,2006)。Yakovleva和Vazquez-Brust(2012)發現了進一步的證據，盡管跨M公司會同東道_社會進行慈善“協商”，但其倫理責任卻受決于公司總部，而不是與當地進行“協商”的結果，這說明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履行效果受到其母國總部的社會責任意識影響更大。我國學者薛求知、高廣闊(2004)發現大多數跨國公司缺乏足夠的生態保護意識，其綠色管理戰略的實施是被動的，是一種策略性行為。如果跨國公司具有較高的國際化水平，它對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特點就會較為了解，知曉東道國利益相關者與S內利益相關者在社會責任關注點的差別。高強度的研發能夠使跨國公司及時實現對資源的重新配置，以迎合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不同需求。因此，具有高研發強度和高國際化水平的跨W公司更可能發展其可持續發展實務，更可能從長期的角度維持這些實務，而低研發強度和低_際化水平的跨國公司可持續發展實務的推行很少，并且難以持續（Chakraharty和Wang,2012)。跨國公司有更好的財務績效，就會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強的能力投人社會責任管理，因此其社會責任績效更好（Fauzi，2008)。如高盈利的跨國公司總部更愿意將其環境實務標準化，而不是利用東道國松懈的環境保護來從事污染密集的活動，而且總部的財務績效可以緩和環境制度差異和環境標準化之間的關系（Aguilera-Cararuel等，20丨2)。利益相關者理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跨H公司在東道W經營，會面臨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壓力，從而影響其社會責任履行的程度和重心。Husterl和Allen(2006)發現，來自政府的制度壓力會引導跨國公司在東道W的社會責任決策，而不是對社會問題和利益相關者的策略分析。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壓力不同，也導致了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過程中的具體差異，如Christrmmn(2004)發現外部相關利益者的壓力不同會使得跨M公司選擇不同的環保政策，政府的壓力致力于在國內采用更高的全球環境執行標準，消費者的壓力則促使環境標準化的進程，行業壓力則要求環境政策執行的標準化。相對于發達的跨國公司而言，東道國的政治與文化背景與其往往存在較大的差異。一些學者從“政治行為、企業社會責任、腐敗”的二維角度研究了企業政治關系構建、腐敗和社會責任行為之間的關系，發現腐敗程度會影響企業的政治關聯以及社會責任行為（Braimner等，2009;Luo,2006；Rodriguez等，2006)。跨國公司面臨的跨H文化背景差異會導致其社會責任實踐的差異，如Heliii和Sandstrom(2008)發現，與普遍?蛭?哪缸庸?局?淶穆桌砹?峁鄣閬嚳矗??牢諾淖庸?就ü?糯蠖?廊虻鋇氐墓?抑匾?遠?種頗腹?鏡納緇嵩鶉翁蹩鈐擻茫???子公司的社會責任條款運用出現了相反的效應，因此，他們認為，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條款在跨文化背景中的實施比條款本身更為重要。

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履行社會責任的影響后果

跨M公司的社會責任努力可以提高其自身的聲譽、增加業績，其社會責任水平高低也會對東道閨產生有利或+利的影響。從跨M公司本身而言，其在東道_的社會責任努力可以被當地利益相關者所識別，優秀的社會責任績效會提升跨閏公司在東道_的聲譽，對其客戶、供應商、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產生積極的影響，從而帶來銷售的提升與成本的下降，提高其自身的財務業績。Ameer和Othman(2012)發現跨聞公司在倫理、員工、環境、客戶等方面較好的社會責任實踐為其帶來了豐厚的財務績效回報，銷售增長率、資產回報率、稅前收益和經營活動現金流得到了明顯的提高。在跨M公司社會責任彳/為對東道_的影響方面，一種觀點認為跨_公司卓越的社會責任管理制度可以對東道_帶來積極有利的影響，這種觀點受到了污染暈輪效應理論和競優理論的支持.污染暈輪效位(PollutionHal,,Theory)指的是由于對某事物有某種好感從而對與其密切相關的事物也產生好感，因而也相應產生了對應的跨W公司的環境暈輪效應。東道國對來自發達W家的跨W公司擁有的先進社會與環境管理體系其有較強的好感，通過跨_公司社會責任管理的技術擴散和外溢效應，東道W會以新的、更高的環境標準逐漸替代舊的、較低的環境標準，可以提升東道W的環境社會責任水平。競優理論（RacetotheTop)認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卓越的表現會導致他方的競相追隨，優秀的社會與環境表現可以使公司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持，因而跨國公司先進的社會與環境管理實踐會引發跨_公司本身以及東道_企業的競優效應。研究發現，跨國公司領先的環境管理實踐帶動r東道w環境績效的提升，提高了東道國的能源利用效率（Blarkman和Wu，1999)、增加了清潔能源的使用、降低了環境成本（Eskeland和Harrison,2003)等。另一種觀點認為，跨M公司在東道聞消極的社會責任管理和差異化戰略為東道聞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這種觀點受到污染天堂假說和競次理論的支持。污染天堂假說（PollutionHeavenHypothesis)認為，發達M家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制定的環境標準較高，環境規制也越來越嚴格，因而高污染彳r業在發達M家的經營中面臨的環境成本較高。而發展中國家相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引資需求強烈，在環境標準和環境管制方面要求較低，因而高污染行業在發展中閏家的環境成本較低。因此，來自發達M家的高污染行業跨M公司便大量進入發展中_家，從而使發展中M家成為污染天堂。競優理論的基本思路是“追求卓越獲得資源”，競次現論（RaretotheBottom)則另行其道，從“減少努力降低成本”的角度為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社會與環境努力不足提供了理論解釋。如Jamali和Mirshak(2010)發現，跨閏公司的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模式在發展中聞家遭遇了稀釋，降低了發展中H家的社會績效。我_學者薛求知等（2008)發現了類似的結果，當跨H公司采取標準化的自愿責任行為?薊崽岣呦?顏叩墓郝蛞庠福??畢?顏咭饈兜嬌綣??靜捎靡恢直就粱?腦鶉尾唄允保?郝蛞庠敢?饗越檔汀

三、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履行社會責任的沖突與差異

跨_公司來自于不同的地域與國家，勹東道國在制度、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存在環境差異，這會導致其在東道國社會責任的履行可能產生沖突與差異。不同區域、不同國別的跨國公司各有特點，社會責任管理策略各有不同，如北美公司在承相社會責任時更強調戰略，而歐洲公司更強調標準（Richard,2008)；不同同家之間、不同跨_公司的子公司之間、同一跨S公司的子公司之問其社會責任管理水平存在差異（Bmuly等，2004;Hunter和Bansal,2007；金潤圭等，2008)。Donaldson和Dunfee(1999)將跨聞公司的倫理觀念從外聞類型(ForeignCountryType)、帝國類型(EmpireType)、互聯類型(InterconnectionType)和全球類型(GlobalType)四個方向進行了分析，認為外國類型不會將其母聞的理念強加給東道W,東道聞流行的理念就是足夠的指南標準；帝國類型將倫理概念和思想直接在東道國使用，不做任何大的修改，不考慮后果；互聯類型認為國際和閏家存在顯著差異，跨國公司的互相聯接超越了國家特性；全球類型不再考慮M家的地理差異，認為倫理概念應從世界主義的角度理解。利益相關者的差異會導致跨_公司與東道國在社會責任管理中產生沖突，如有學者認為，引起跨國公司與東道國在社會責任管理中的沖突增加的原因源于相關利益者的能力不對等（StakeholderPowerInequality)、相關利益者的感知差距(StakeholderPerceptionGap)和文化傳統(CulturalContext)的不同，解決跨國公司與東道M沖突的方法在于增加東道丨_對跨H公司的了解程度和培養東道W與跨W公司抗衡的能力（Calvano,2007)。較多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管理及水平與其母國或東道國公司存在明顯差異，如K?lk和Lenfant(2010)發現大多數跨國公司披露了他們對東道國的經濟與社會影響，但是報告過于一般化，報告的具體內容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的影響微乎其微。冼國明、張誠（2001)研究發現跨國公司的跨國界環境管理體系具有非強制性與指導性，多數跨閏公司傾向于在環境管理戰略方面采用雙重標準，選擇分散化或當地化的管理模式來適應不同的環境管理制度與環境標準，而不是國際一體化的環境管理模式。中閏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從2009年開始連續發布《中_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其2012年的報告顯示，在華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水平明顯偏低，弱于我國國企。在華外資100強中，有79家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低于20分，處于“旁觀者”的行列，而我國國企100強中僅為27家；我國國企有24家得分在60分以卜.，處于“領先者”和“卓越者”的位列，而在華外資僅為3家(陳佳貴等，2012)o盡管多數研究表明跨閨公司在東道閏的社會責任水平是一種弱化角度的差異結果，但也有研究發現了不同的證據，如在雇員利益、消費者權益、社會公益和環境保護方面，外資企業所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現狀普遍要強于中資企業，在幾個方面并不存在明顯弱于中資企業的問題，對于在華跨閏公司社會責任的許多指責源于“社會期望的超標性”（崔新健，2008)，跨W公司的環境管理水平優于其他企業（戈愛晶和張世秋，2006;楊博瓊和陳建2011)。

四、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履行社會責任的趨同與協作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在社會責任履行角度東道國亦可能是一種趨同、協作的關系。Donaldson和Dunfee(1999)在跨國公司倫理觀念區分中提出了全球類型（GlobalType)—說，認為在全球類型這一倫現觀念支撐下，國家的地理差異對跨閏公司倫理的影響將不復存在，倫理觀念應從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而Tan和Wang(2011)認為在不同的環境下跨_公司會采用特別的倫理戰略，選擇“正確”的核心價值構成來與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取得一致。Amha-Rao(1993)認為跨國公司與東道閨之間是一種協作關系，跨W公司應該向東道W的政策制定與實施分享其全球化的經驗，東道W政府應該提供好的監管環境。WT0經濟導刊（2011)在2011年通過問卷對在華跨聞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調查，也發現了在華許多跨國公司發布中文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報告內容本土化、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等趨同與協作趨勢。

五、評價與展望

現有研究在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因與影響因索、影響后果、沖突與差異、趨同與協作等角度提供了豐富的成果，但仍存在較多尚未深人研究或未涉人的領域，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一是現有研究盡管提供了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社會責任履行動因與影響因素的豐富成果，但針對中國這種轉軌經濟時期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背景研究較為缺乏。我國在政治、經濟發展水平、利益相關者意識等方面與其他發展中閨家存在明細差異，不同跨閏公司在華的進入模式、社會責任管現戰略、管理者選擇等各有差異，在華跨_丨公司所面臨的管制強度與支持力度也與其他H家有較大區別，這些特點是否、如何影響在華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水平及閏別差異迫切需要學界探究。而且，現有研究在跨國公司國際化水平、責任管理意識、財務績效、政治腐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我_是否適用，也需要中同數據的實踐檢驗。二是現有研究發現了跨國公司社會責任行為對其自身和東道國的一些影響，但影響深度與維度的探究不夠。現有研究主要發現了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對其自身財務績效和東道閨社會績效的影響，但其他角度的影響（尤其是結合中閏環境的研究）其為少見，在華跨聞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水平與聞別差異是否、如何影響其自身的資源獲取？是否對我M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產生影響？這些角度的研究對于激發在華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提高在華跨國公司利益相關者的支持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需要我們進行探索。三是現有研究雖然發現了跨W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中存在M別差異的現象，但直接針對M別差異的原因與后果研究嚴重不足。現有研究提供了跨_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中存在的差異化、雙重標準化、與東道M的沖突等證據，然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跨W公司在不同國境的企業社會責任存在差異：母_還是東道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利益相關者的差異，還是公司本身的特點？跨閏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與東道W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存在何種差異？差異的原因又是什么？跨國公司與母_的社會責任差異、與東道_的社會責任差異是否、如何對跨國公司本身以及東道國產生影響？這些關于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國別差異的問題遠未解決。相對于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水平高低，政府、客戶、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對于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國別差異、雙重標準更為關注，因此，進一步研究跨H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國別差異產生原因與影響后果，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者：吳德軍 葉倩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