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年1月17日，我國臺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出第684號解釋，認定如大學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者其他基本權利，學生就有權提出行政爭訴①。在此之前，按照1995年“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頒布的第382號解釋，只有受到“退學或類此之處分”的學生才能提起行政爭訴，也就是說，如果一名學生僅僅被記過處分但未改變學生身份，則不能提起行政爭訴。第684號解釋變更了第382號解釋，使得學生的行政爭訴權不再因為其學生身份而受到特殊的限制。

第684號解釋大幅擴展了大學生的救濟權利，在臺灣法學界和教育學界引起強烈反響。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李建良研究員稱，第684號解釋“廣開大學生的爭訴之門，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藩?的拆除工程上，又往前推一步，勇氣可嘉，值得喝采”[1]52。在政治大學的莊國榮教授看來，第684號解釋也是“大學學生爭訴權的重要突破”[2]。事實上，第684號解釋在臺灣造成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界。在其出臺10天后，這一解釋就出現在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所主持的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的試題中。作為語文考試的最后一道大作文題，該題目援引第684號解釋以及臺灣大學校長李嗣涔在該項解釋頒布后所表達的憂慮，要求考生以“學校和學生的關系”為題寫一篇文章[3]。毫無疑問，第684號解釋不僅將改寫臺灣有關學生爭訴權的法律制度，也將對臺灣的大學治理以及學校與學生關系帶來深刻的影響。

那么，第684號解釋對臺灣地區的大學法治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它對教育法學理論、司法實務和高校管理又將有怎樣的影響？本文通過對第684號解釋文、理由書、7份協同意見書和1份部分不同意見書的細致解析，并參考臺灣學者的最新學術討論以及臺灣媒體的相關報道，對這一解釋及其影響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第684號解釋分析

促成臺灣地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出臺第684號解釋的共有三起高校與學生糾紛。在案件一中，某公立大學的碩士生試圖跨院選修一門名為“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的課程，但因該課僅面向開課學院的EMBA學生而被拒絕。在案件二中，某公立大學碩士生在臺灣“大選”期間申請在學校張貼助選海報，鑒于臺灣地區“教育部”禁止選舉期間學校借助教職員工或學生在學校張貼海報或者從事其他助選活動，該校依照其關于學生社團管理的校規，拒絕了這位同學的張貼申請。在案件三中，某私立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進修學校觀光事業專業的一名學生因為他的一門必修課考試與當年的導游筆試時間沖突，向該必修課老師申請提前考試并被獲準，但該課成績最后仍被該任課老師評定為不及格，使得這位學生的總學分數未達標，進而影響其畢業時間。三案中的學生都曾提起校內申訴，也曾向臺灣“教育部”提起過訴愿或者陳情申請，在先后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被駁回后，最終將官司打到了“司法院大法官會議”。[4-6]

縱觀三案的層層糾紛解決過程，涉案學生都面臨著同樣的法律難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于1995年通過的第382號解釋。第382號解釋文稱“，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并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愿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于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愿及行政訴訟。”[7]對于這三起案件，僅在最后一個案件中，訴爭的課程成績評定事件造成了推遲學生畢業時間的后果，從而對學生身份有所影響。即使是這樣，“最高行政法院”仍然裁定，“此僅涉及教師就學生考試成績之評定，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而不影響其受教育權利之事項，其提起行政訴訟，系屬起訴不備要件。”[5]。事實上，這位學生在此前提起的校內申訴、“教育部”陳情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行政訴訟中，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被拒絕受理[6]。與此類似，其他兩案中的學生也都因為其所遇到的學校管理行為并非“退學或類此之處分”，并不“改變學生身份”，而被擋在了行政訴愿和行政訴訟的大門之外。

新頒布的第684號解釋解決了這三位學生面臨的案件受理難題。按照該項解釋“，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于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范圍內，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應予變更。”[8]與第382號解釋相比，第684號解釋凸顯如下特征：

第一，就其針對的行政行為而言，明確突破了“退學或類此之處分”的限制；同時，除了學校對學生所為的“行政處分”以外，該解釋也覆蓋了“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而對學生所為的“其他公權力措施”。這意味著，只要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受到學校侵害，即使學生受到“警告”、“記過”之類并不改變學生身份的處分，或者如案件二中那樣僅受到被拒絕張貼海報的“公權力措施”，學生仍然可以提起行政訴愿或者行政訴訟。

第二，就其適用條件而言，第684號解釋對侵害“受教育權”不再要求有“重大影響”；同時，除受教育權外，也允許其他“基本權利”受侵害的學生提起行政爭訴。在案件一和案件三中，學生受到侵害的是“受教育權”，但是侵害程度并沒有達到第382號解釋所要求的“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并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在案件二中，學生受到侵害的是言論自由權，屬于受教育權之外的基本權利。大法官許宗力在其協同意見書中論述到，“學生在校園情境中值得保護的憲法權利并非只有受教權一種。學校維護校園秩序、生活規范以及評量學習成果、授予學位等措施，可能涉及學生的言論自由（如不準張貼特定內容之海報）、集會自由（如拒絕出借場地舉辦演講活動）、結社自由（如不準設立某學生社團）、人格權（如予以記過、申誡處分）、財產權（如逾期歸還圖書之滯納金、課征研究室冷氣費）等，這些雖然都與學生受教育的機會無關，但本即有其各自獨立的權利內涵，應該予以承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