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10 | 文學理論論文
此序言列于全卷之首,因此在文字上、觀念上合資料征引方面特別謹嚴細致。蔡元培為這樣一部《大系》寫總序實在是很不容易。他以高瞻遠矚的文化眼光對五四文學革命和《大系》的出版做出了高度的評價,傳達了五四一代人,也包括這些《大系》編選者的共同心聲,給五四文學革命以崇高的歷史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把“五四”文學革命與西方文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藝復興”相提并論。他認為,歐洲近代文化,都是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為希臘羅馬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相比,也經過一種繁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同,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所以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用中心比較的眼光探究中心這兩種文化運動。
五四文化運動與西方文藝復興的不同思路
各民族在發展中都會經歷一個如黑格爾所說的“普遍沉淪”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種秩序的共同體,就是依附于神。人無論作為社群集合體還是個人,完全沒有自我的存在。在歐洲,這個“普遍沉淪”的時期就是中世紀;在中國,則是西周到五四前夜的漫長時期。如果說“沉淪”是社會歷史的必經階段,那么當新時代來臨之際,人民不可避免地要擺脫這沉重的束縛,掙扎著從沉淪中提升出來。十四、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是歐洲歷史進入新世紀的第一步,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標志著中國文化的轉機——要求結束自我的喪失,大踏步進入新世紀。
正因為這種歷史轉變的相似,人們便把五四新文化與文藝復興相提并論。蔡元培在總序中,把文藝復興與五四新文學作比較概論。雖然他單從文學立論,但也明確地說到五四新文學是“復興的開始”。如果從反對舊傳統標志著新紀元新轉機的意義著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文藝復興卻有共通之處,但若從與傳統的脫節和新轉機所蘊含的具體歷史內容來看,則它們都打上自己本民族歷史發展的特點。
由于各自的價值觀念、組織制度、生產形態、生活習慣不同,中西方雖都進入“普遍沉淪”期,但所采用的具體歷史形式不很相同。正是這樣,在結束舊時代而開始新歷史發展階段時,他們各自對人自身的覺悟是不同的。
1、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是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特征。肯定人,贊揚人,這就意味著否定神和貶斥神。從前打著神的名義行惡的教士和神父成了打壓的對象。可見,當時的人文主義者把人分成了兩部分:敢于追求自我價值的好人和以道德教條與權威來謀私利的壞人。
人文主義者在那個時代不可能把民族的整體人性作為整體來反思,不必通過改造國民性格來去舊承新,他們只要用他們的價值準則替代教會的虛偽陳腐的道德就可。
在西方,在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推動下,人文主義者對人采取善惡二元對立的絕對看法。人文主義者并不反對宗教本身和神本身,他們只反對神在人世間的形式。信仰上帝和鼓吹以人為中心是不矛盾的,否定神、貶斥神不是向神的存在挑戰,而是向神的現實形態挑戰,而這是有利于發揚基督理想的。“復興”一詞,準確地表達了承舊特征。這時期人的覺悟和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相聯系。文藝復興時期社會的許多方面都是二元對立的:神和人、教會與世俗、傳統道德和個人主義、神性和自然人性等。
而五四時期的中國,則普遍渴望埋葬舊東西,但又不知道將要到來的新東西是什么,即使在觀念上明白,但也未能化為真實代表歷史進程的真人真事存在。結果經歷了多次失敗的探索后,產生了新文化運動,這個運動的真實對立面是自我和抽象的民族性、國民性,而不是他人和具體的存在物。徹底地面對自我進行反思,使五四區別于文藝復興。
2、個人主義觀念
人文主義者在文藝復興時的另一個特征是個人主義觀念。
當然,兩大運動對人文主義的定義不同。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很注重個人,真正把個人當做一切的出發點,真正完成了對個人的發現。人是世界的中心,撇開了種族、民族、黨派、家族來突出個人的價值,追求個人才能的施展。這樣的時代有利于文學和藝術的發展,因此產生出了達.芬奇、米開朗其羅、拉斐爾這樣多才多藝的文化巨人。他們都是個人主義的信徒。
個人主義信仰不再困擾于傳統政治學的命題:個人和團體的關系。生命變成由自己掌握和展開的過程。這樣標準的個人主義,不必說五四時期,就算是今天中國人也很難達到。五四時期人的覺悟中,個人主義是有的,但它卻不是文藝復興式的個人主義。
五四新思潮倡導重新認識人,把無視人、剝奪人、壓迫人等社會的非人道問題當做民族自身問題來思考和理解。他們也抨擊現實黑暗勢力,揭露阻礙社會進步的封建統治和軍閥,但他們并不單純把迫害和惡當做外在性的具體存在,而主要當做民族的自我問題。惡不僅屬于他人,也屬于自身。這一點,和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者對人的認識很不相同。蔡元培在總序中提到,陳獨秀在除舊布新之際,與青年相號召的不是清除別人身上的惡,不是推翻他人加于自己的迫害,而是“從頭懺悔”全民族自己“所造之罪孽”。如果說從“普遍沉淪”中覺醒過來,會感到有壓迫和罪惡存在,那么西方人文主義者傾向于把壓迫和惡看成是外部的,而五四新思潮的倡導者則傾向于把惡看成是內部的、自我的。
罪惡不是外加的,而是深植于自身內部,這是偉大的覺悟。
因為它不僅僅是從“抗爭”的角度來看人的解放,而是從文化的層次來看人的解放。悠久的傳統和民族自身所造成的罪惡,不可能期望一次革命就能就能改善,就能清除干凈。如果不具備現代化的精神,沒有轉化傳統的能力,即使能掙脫具體的鎖鏈,除去現實之惡,但無形的傳統又會把你卷進新的黑潭。因為雖然具體的壓迫是別人強加給你的,但根植于內心的傳統的惡是揮不走的,集體無意識的一種存在。認識到并思考“從來如此便對么”的人畢竟是太少了,燦爛文化是民族的公共財產,文化的病癥也必須要由全民族坦然承認。這樣和西方以自我為中心相比,五四惡的他性的存在觀點就具有了局限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思考人的承繼問題時,不是以分類而是以整體的眼光看人,尤其把民族看成整體。因此他們可以達到自我的覺悟,可以說是大我的覺悟。以這種眼光觀察社會,觀察人,訴諸文學形式表達,最成功和最深刻的無疑是魯迅。這和文藝復興中的個人主義大相徑庭。一個是整體看問題,一個是分類看問題。不能說孰優孰劣,因為任何觀點都是歷史的產物。作家的人生觀、哲學觀、社會觀,以及對人性的看法,是和他的藝術技巧相融合的。如果一位作家在人生觀和哲學觀上傾向于把自然和自我合二為一,他無形中就擺脫了道德的責任而獲得了個人心靈的自由,那么他便可能形成寄托于淡泊感性的藝術風格。如果一位作家從個人的厄運和民族的厄運中僅僅感受到現實的黑暗,極易產生強烈的受迫感,那他的思想會驅使他自己直接在作品中以特定角色出現,露骨的抨擊和揭露會減低作品的藝術價值。魯迅不是我們說的那兩類作家,他一方面把民族的厄運和國民性弱點結合體察,另一方面,又將民族的厄運與自我的厄運重疊,同時強烈的道德關懷又使他把民族的厄運完全當做自我性的問題。因此,他能夠把國民、傳統、社會、文化上的種種弊病和弱點的體察升華為罪惡的感受。在這點上,魯迅和陳獨秀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