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詩教”理論與詩學研究

廣義的詩教指以孔子為主導的儒家學派進行的評詩、論詩，即結合各時代所賦予的特定人文環境而作出自己的評述，繼而達到廣為傳播、教育后人的目的。漢代《毛詩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著作大都沿襲了孔子的詩論。詩教是一個歷史概念，其著眼點和文本含義是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化、更新的。例如，春秋時期四教為詩教之重，而秦漢之際“溫柔敦厚”成為詩教的核心理論。撇開詩教“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范而不校”的政治心理服務功能，孔子詩教理論中含蓄、委婉的文字表述和藝術審美追求是幾經傳承、歷久彌新的。孔子的“興”“觀”“群”“怨”從文學接受和研讀的角度，系統、綜合地總結和闡發了詩歌的特質，極其自然地牽涉到漢語言文學“藝術—審美”的特性，其中貫穿辯證的思維智慧和研究方法，為我們研究詩歌中漢語言文字提供了方向和典范，也引導著中國詩學的研究和發展。

二、“詩教”理論在漢語言文學研究中的應用價值

(一)引領漢語言文學的研究方向———思想性、藝術性并重

孔子在開創“詩教”先河之始，首要工作是進行詩歌教材的選擇和編寫，最后成就了著名的《詩三百》，可謂“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詩經》的思想性在于完全排他的儒家禮教思想，即“取可施于禮義，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與“思無邪”。孔子認為，高度評價意義中的詩在思想性方面應思想純正、感情真實，使讀者感同身受。這種“取可施于禮義”的選詩方法目的在于使儒家義理深入人心，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因此，倫理綱常和名教思想成為中國古代詩詞的重要內容，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詩歌時應立足其儒家思想的受感染度，探究其豐厚的人文精神。

《詩經》的藝術性則表現在詩歌所具備的典范表現形式和集合感染力上，是被“詩教”理論奉為經典的詩學教典。《詩經》是中國古代口頭文書向書寫文書轉變的第一部詩集，毋庸置疑，它吸收了中國民歌的優良品性，加上必要的藝術加工，提煉成最簡潔、生動的藝術語言。它與樂曲密不可分，蘊涵和諧的韻律和靈活多變的音調交替，讀時朗朗上口、重章疊韻、鏗鏘悅耳，是藝術性極高的優美抒情詩。

我們在當代的漢語言文學研究中，特別是對詩歌語言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繼承這一考量標準，樹立思想性藝術性并重的評價體系。避免片面地強調“思想好”，而將一些語言幼稚或晦澀難懂的文學作品捧上文學研究的高位。好的文學作品應具備積極向上的精神內核和民族文化傳承的思想使命，也應像《詩經》一樣具有經典的文字藝術和語言魅力。

(二)點播漢語言文學的研究精髓———古典詩歌的意境生成

明代文學家朱承爵在《存余堂詩話》中有言:“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可見，中國古典詩歌歷來十分重視意境的創造，意境之說一直是詩論家們孜孜不倦的審美話題。

傳統的詩歌語言研究大多著眼于漢字起源、文本意思、仄平音調以及詩歌創作背景和作者中心思想，反而忽視了讀者最直觀感受到的意境之美。探究、評斷詩文的意境高下，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難題，筆者認為，可參考童慶炳先生的綜合見解，大致歸納為六種言說:“境生象外說”“情景交融說”“詩畫一體說”“哲學意蘊說”“生氣遠出說”以及“對話交流說”。情與景是詩歌意境生成不可或缺的兩個基本元素。詩歌意境的核心內涵恰恰是“情”與“景”“虛”與“實”的相生相系，可以說情景交融是詩歌意境的表現特征，虛實相生是詩歌意境的結構特征。

分析、研究、評論一首詩時，如果其單純言情而不借助任何景物抒發，便顯得直白淺露;若只專注于描摹景物而忽視真情實感，又會顯得辭藻堆砌。

用沈雄《古今詞話》中的一句話最能概括情與景的精髓———“單情則露，獨景則滯”。可見，有情無景或有景無情的詩作都不能算佳品，缺乏較高的藝術生命。然而，一首詩寫了情、寫了景，也未必就能產生意境，成為上上之作。意境的表現特征是心與物、情與景的融會、和諧與統一，這與中國古代陰陽調和的道家思想類似，也是古代詩評家在談論詩歌品讀和創作時的引領思想。《四溟詩話》中言:“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成詩。”《詩格》則曰:“詩一向言意，則不清及無味;一向言景，亦無味。

事須景與意相兼始好。”可見情與景達到相兼相愜、相互應和，才能產生耐人尋味的意境，這也是我們評論詩文作品的精髓所在。

(三)提升漢語言文學的研究層次———傳承中華文化魅力

以詩教的經典《詩經》為例，研究文學作品的文化魅力可從有形的文字角度入手。《周禮》有言:“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又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可見“六義”的文字溯源是研究詩文的根本出發點，從中我們可以探究到中國農耕文明所賦予我們祖先特殊的禮物———神話和宗教的精神支撐。

文學來源于生活，《詩經》的文字充滿了自然樸素的民歌風貌和農耕實踐的“經驗”，其文本蘊涵深厚的文化積淀，這也是作品被奉為經典、大加推崇的重要因素。詩文中內容豐富，婚戀、喪葬、民俗等反映了廣闊的社會面貌，唱響了各階層人民的心聲，其“民本”思想不言而喻。黑格爾認為:“史詩是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整體表現，會成為一種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筆者認為，《詩經》就是這樣一座蘊涵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藝術寶庫，其中的每一首詩都刻畫了當時社會某一側面的真實風貌，參觀者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生動的現實生活和思想活動。因此，當代學者對漢語言文化的研究，可以文本文字為契機，卻不拘泥于有形的表述和描寫，進一步升華層次，著眼于文學作品的文化傳承功能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