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無論是進化主義還是實證主義,都是人類思維發展的產物,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這樣一種看似科學的思維方式,如果應用于復雜的思想史研究,并將思想史作簡單化的處理,卻未必能夠導出合理的結論。仍以《老子》之年代和作者之考證為例,郭店竹簡本《老子》出土后,顯示出錢穆和葛瑞漢等人的結論有誤,劉笑敢進而分析了他們的考據方法,以“思想線索”為根據的考證而言,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思想發展的復雜性和多向性不能簡化為一種單向直線發展的可能性。
關鍵詞：出土文獻,思想史,進化主義,實證主義
引言
出土文獻促使我們反思過去研究方法中存在著的問題,但這種問題并不是簡單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證”就能解決。無論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證”或反對使用“默證”,其背后的思維方式都和20世紀進化主義立場和實證主義研究法有關。出土文獻給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意義在于:第一,促使我們反思過去進化主義加實證主義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學史進一步還原為思想史,使文史哲重新歸結為古典學。今后的研究應該特別注意論據的客觀性、結論的有效性、反證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對多元結論的寬容心、對正確結論出現的耐心、對大體系大構建之危險性的警惕心。
簡帛研究成為一門顯學,應該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郭店楚簡問世之后。20世紀70年代之后雖然有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墓帛書、睡虎地秦簡等世界性重大發現,但畢竟專注于此的學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對中國學術史造成的影響也小。郭店楚簡問世之后,簡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其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新材料開始層出不窮地涌現出來,為今后的長期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
和思想史相關者,除郭店楚簡外,還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岳麓書院藏秦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北京大學藏漢簡秦簡等極為珍貴的發現。除郭店楚簡已全部發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問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時代跨度更大,書寫時代從戰國時代一直延伸到漢代,和馬王堆帛書等過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簡帛資料在時間上構成了比較完整的連續性。而這些簡帛資料最初創作的時代或其內容所反映的觀念應該更早。而且這些材料有些正好處于傳世文獻的缺環,因此意義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領域更廣。馬王堆漢墓帛書堪稱漢初百科全書,最近出土的文獻同樣具有傳世文獻所不具備的現實感、生動性和復雜性,但時代更早,難以解釋的現象也更多見。第四,引發的討論更多。借助郭店楚簡等最新出土文獻,加上馬王堆帛書等尚未開發窮盡的出土文獻資源,使一系列新的、過去無法想象的論題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間的儒學展開、孟學和荀學的源頭,老莊之外的道家軌跡、黃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異端思想、從《易經》到“易傳”的傳承和譜系,多種多樣的宇宙生成論、重視自然之情的人性論,數術方技和陰陽五行思想與社會政治和民眾生活的聯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發出來的研究課題有學派判別、經典確認及其文本演變的問題、天人關系論、儒道關系論、齊魯文化關系論、傳世文獻價值的再評價乃至“疑古”和“釋古”關系的大討論,等等?？梢哉f,簡帛文獻為哲學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線索,為古典學的新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20世紀由西方及日本傳入的人文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古典學割裂為文史哲三門學科,學者們的研究雖然日益精細,但也出現劃地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參與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簡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將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門學科的方法。這將刺激我們反思20世紀將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過簡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國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較真實的還原。因此,就古典學而言,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簡帛研究的時代,恐不為過。如何以理智的態度和創造性的智慧把握住這次機遇,如何在各個重要研究領域中實現重要突破,是我們面臨的時代課題,由此必然會引發一系列方法論的討論。郭店楚簡發現之后,學界喊出了“出土文獻即將改寫思想史”的口號,這個口號雖然激動人心,但表達的其實是一種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備多少方法論的意義。同樣,出土文獻的大量問世,也使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名噪一時,似乎有了“二重證據法”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樣的思維過于簡單。筆者曾討論過出土文獻發現的偶然性、研究過程的復雜性、出土文獻自身的不確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證據法”適用范圍的局限性,探討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關系、出土文獻改寫思想史的前提條件[注:參見曹峰《出土文獻能夠改寫思想史嗎》,《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經修改擴充,改題為《價值與局限: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發表于《中國哲學與文化》第6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問題固然值得討論,但揭露出來的許多依然是表層的現象。隨著重大發現后的興奮之情逐漸轉變為研究展開后的冷靜之心,面對出土文獻的復雜性和問題的多樣性,我們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獻的問世可以改變一些過去的結論,這當然有意義,但如果僅僅滿足結論的改變,而不借此探討過去的經驗方法乃至錯誤發生的原因,就很可能會導致各種失誤的繼續發生。[論文網]
就目前的研究現狀而言,作為一名利用簡帛資料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學者,我感覺問題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如何使用證據和展開推論的問題;第二,如何看待學派的問題;第三,如何把握文字、文獻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間的關系問題。如果說我們的最終目標在于探索、反思古典學研究的方法和模式,為古典學今后的發展提供可能的思路,那么這些問題就是我們無法回避的。
第一個問題和“疑古”與反“疑古”,“默證”和反“默證”的討論有關,因此必須放在整個20世紀學術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注:有關討論可參見文史哲編輯部編《“疑古”與“走出疑古”》,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這個問題也可以歸結為出土文獻大量問世之后引發的對于古史辨派的學術反思,本文無法對此作出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在此,我涉及的主要是證據和推論的問題,這方面針對古史辨派的批判集中于對古史古書的懷疑是否過猛以及是否使用了“默證”。實驗科學的特征是以客觀的立場、嚴苛的目光、精確的測量手段對待學術研究的對象,因此懷疑是正常的科學的態度,并不能因為懷疑導致個別結論的失誤而對懷疑本身予以否定。關鍵在于“過猛”,也就是說,當中國處于“亡國危機”和“現代化焦慮”的背景下時,“疑古”不再是一種理性的態度,而轉變為以“疑古”代表進步、以“信古”代表保守的感性的態度[注:這方面的事實可參見王泛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版。]。因為“疑古”標志著對于封建的制度、價值及其歷史構建的否定。這里,對于事實的懷疑悄然讓位于對于價值的批判,因此,這種“疑古”其實已不具備科學的精神,在這樣的前提下,王國維、傅斯年等人看似偏向“信古”的態度,反而顯得更為理性一些。可能因為20世紀的歷史洪流就是民族國家的自強與進步,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否定傳統的“疑古”派來代表學術的正統和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反“疑古”則無法形成強大的勢力。20世紀末,本來屬于學術問題的“走出疑古”之所以能夠得到響應,蔚然成風,除了出土文獻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推翻“疑古”派的一些結論外,也和中國需要通過構建悠久而可靠的歷史,以強化民族自信,提高文明地位的明確目標有關。因此,無論是“疑古”,還是反“疑古”,無論是“疑古過猛”,還是“信古過甚”,其實都不完全是學術的問題,而和時代的脈動相關連。
再來看“默證”和反“默證”的問題。20世紀早期學者張蔭麟對顧頡剛所代表的疑古派研究方法提出批評,認為他最大的缺陷在于濫用“默證”,張蔭麟《評近人對中國古史之討論》一文針對顧頡剛“層累說”中“涉及堯舜禹事績者”,從三個部分提出批評,第一部分為“根本方法之謬誤”,他說:“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他指出,顧頡剛論證幾乎全用“默證”且“十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注:張蔭麟:《評近人對中國古史之討論》,載《古史辨》第二冊,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20頁。]。應該說張蔭麟的見解有其合理之處,但利用“默證”之不合理作為證據反對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在20世紀大多數時間里并沒有形成強大的潮流。以《老子》的成書為例,除顧頡剛外,那個時代的著名學者,如中國的梁啟超、錢穆、馮友蘭,國外的武內義雄、葛瑞漢也都得出相似的結論,把《老子》的成書置于《莊子》之后,或者說秦以后。以“默證”為主要理由,對顧頡剛及其古史辨派展開的強大批判,來自于出土文獻大量出現后的今天,尤其是郭店楚簡《老子》三個本子問世之后,因為簡帛資料證明了疑古派的一些結論不成立或部分不成立,從而促進學者們反思“默證”濫用造成的后果。因此,由“默證”方法推導出的種種結論,也被打上了問號,常常成為批判的對象。
應該說“默證”和反“默證”的討論,比起“疑古”及“走出疑古”的討論,更具有學術和方法論的意義。如前所述,“默證”不是一種合理的方法。其弊端在于把看不到的等同于不存在的,因此有武斷之嫌。然而,這么一個淺顯的道理,為什么20世紀那么多大家沒有看到,或者無視,要等到20世紀末才廣為接受呢?反言之,是不是駁倒了“默證”法,今后就萬事大吉了呢?恐怕沒有這么簡單,在我看來,“默證”處理的其實是有和無、存在與不存在這樣一些非此即彼的、事實層面的問題。在這個層面,如果沒有明確的證據,與其信其“有”,不如暫且信其“無”,也是一種謹慎的態度。而思想史文獻的研究,要分析的層面,遠非有和無、存在與不存在這么簡單,“思想史研究更為關注的是文本形態、人物形象、時代話題、創作意圖,材料選擇、詮釋方法,注意探索意識、觀念、概念、框架的流變,重在尋找這一思想現象與那一思想現象之間、特定思想現象與特定歷史現象之間的邏輯關系”[注:《價值與局限: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中國哲學與文化》第6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借用日本學者的話來說,這里有“文本批判”和“思想研究”[注:赤冢忠曾對狩野直喜的學問作過以下評價。“其研究方法是‘文本批判’和‘思想研究’并舉,在文本批判中,他提倡訓詁、?？钡闹匾?在思想研究中,他提倡‘歷史的研究’、‘比較的研究’之重要性。……狩野博士最早倡導了成為中國學的中國思想研究,并為其規定了發展方向。”參見赤冢忠《思想概論》之“序論”,載《赤冢忠著作集》第二卷,研文社1987年版,第517頁。]或者說“低等批判”和“高等批判”[注:“低等批判”和“高等批判”的說法其實源自歐洲,是《圣經》研究中常用的詞匯。]兩個層面。如果說“默證”研究法更多面對的是“文本批判”,面對的是文獻自身的語言、構造等問題,那么在“思想研究”或“高等批判”的層面,不可能僅由“默證”研究法發揮作用。相反,當《老子》文本的出現比一些疑古學者想象的要早,并通過出土文獻的發現被證實之后,所有的批判都歸結為事實的問題,相應的“思想研究”或“高等批判”的結果也隨之一同成為批判或懷疑的對象。這樣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種極端,即隨意地將“無”視為“有”,既忽視實證性材料的重要性,也忽視“思想研究”或“高等批判”的重要性,無視思想史資料的復雜性,不加分析地相信古書的記載,輕易地將出土數據視為信史,而鼓勵大膽立說,這必然導致一場新的災難。
事實上,很少有學者會表明自己有絕對的傾向。如果說出土文獻促使我們發現過去的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問題,而這種問題又不是簡單地依靠反“疑古”、反“默證”就能解決,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從其它的角度去考慮。
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疑古”或“走出疑古”,使用“默證”或反對使用“默證”,其背后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即這兩種思路都處于20世紀進化主義立場和實證主義研究法的延長線上,只是簡單地作出肯定或否定,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并不利于古典學今后的重生和發展。
20世紀流行的思維方式是進化主義和實證主義。進化主義認為一切復雜現象之間都有著必然聯系,一種現象是另一種現象的必然反應,人類歷史是由簡單向復雜、由低級向高級不斷演進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有規律可尋,這樣的規律有主次之分、有發展的方向、有系統的線索、有明確的軌跡。因此批判歷史、懷疑過去成為基本的態度,學者的任務就在于找出人類思想演進過程中背后的線索和規律。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都具有這個特征。20世紀的史學(包括文學史、哲學史)無不如此,都喜歡構建大體系,形成清楚的線索和明確的結論。
再來看實證主義,20世紀由西方及日本傳入的人文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古典學割裂為文史哲三門學科,指導這三門學科展開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科學思維名義下的實證主義。實證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實驗科學,其特征是理性、懷疑、假說、線性思維、實驗手段。實證主義重視絕對的證據,表現為對證據的絕對服從。在絕對的證據沒有出現之前,一切研究過程及其結論,全部都是推論。在證據面前,過去的結論被推翻并不代表方法的失敗。從這樣一個角度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其實和“疑古”、“默證”不相矛盾,表現為材料第一、證據第一。與現代法律審判制度非常相似,那就是即便某人果然有罪,但在沒有出示確鑿的證據前,依然無法為之定罪。反“默證”者遵循的其實也是證據第一的原則,兩者在思維方式上并無兩樣。
無論是進化主義還是實證主義,都是人類思維發展的產物,有其必然性、合理性。然而,這樣一種看似科學的思維方式,如果應用于復雜的思想史研究,并將思想史作簡單化的處理,卻未必能夠導出合理的結論。仍以《老子》之年代和作者之考證為例,郭店竹簡本《老子》出土后,顯示出錢穆和葛瑞漢等人的結論有誤,劉笑敢進而分析了他們的考據方法,以“思想線索”為根據的考證而言,他得出了以下的結論:“思想發展的復雜性和多向性不能簡化為一種單向直線發展的可能性。任何一種思想發展線索都不足以作文獻考證的根據。任何考證都要回答可能的反證的挑戰,討論相反的可能性,不考慮反證和相反可能性的考證是不可靠的。”就以“默證”為根據的考證方法而言,他的看法是:“懷疑的根據不等于建立新理論的根據。……不能根據我們現代人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古籍,就斷定古代某書、某人、某事在某時一定不存在,或斷定沒有足夠旁證的歷史記載一定錯誤。建立在‘沒有某書某事’(即‘默證’)基礎上的猜想是不足以作為考據方法的。”就以合理猜測為基礎的考證而言,他認為:“古籍的流傳或遺失的情況可能相當復雜,不可能是按照現代人的邏輯發生的。因此按照現代人的邏輯推斷古刊發生的事情,正確或準確的機會極小,而且越是具體的假設,錯誤的可能性越高。”[注:劉笑敢:《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學的啟示:以〈老子〉考證為例的探討》,此文后分兩次發表,參見《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方法啟示(之一) :反思三種考據方法的推論前提》,《中國哲學與文化》第六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方法啟示(之二)——文獻析讀、證據比較及文本演變》,《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2期。]筆者贊同劉笑敢的結論,但同時想指出的是,這幾種思維方式,其實都是進化主義及實證主義被簡單化運用的產物,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弊端是第一條,我們可以稱之為直線型或單向型思維,這樣的思維建立在假設、推理和考據之上,并以系統、演進為其特征,它致力于把各種各樣的思想現象編織到同一根線索之上,認為現象與現象之間有著必然的因果關系,后一思想現象一定是對前一思想現象的繼承或批判,通過分析思想現象的前后關系,所有的觀念、命題、人物、書籍都可以排列出清晰的先后順序、提煉出純粹的形態,并最終得出具有唯一性的結論。越是大家,其編織的技巧也就越精致。這種精心編織出來的、反映人類思想演進的模型其實是一種典型的哲學史思維和研究法,材料是為觀點準備的,或觀點的取舍是由材料量化來決定的。過去當我們沒有面對出土文獻時,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這套科學名義下的智力游戲玩下去。然而,出土文獻所展現的多元性、復雜性,使這套思想模型出現了漏洞,使智力游戲無法沿用原來的規則。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思想的現象,而不是人為總結出來的哲學的脈落。例如,在過去的《老子》研究中,“道”的概念一般認為有一個由簡單、粗糙、低級向復雜、精細、綜合演變的過程,因此,具有高度抽象性質和包容性的《老子》的“道”就必然是后起的?！独献印肺谋拘纬傻倪^程被描述為與儒道相爭的歷史相伴隨,因為時代的變遷和人物的思想一定是聯動的,那么,顯示出嚴重儒道對立的《老子》之書也一定是晩出的。現在,郭店楚簡《老子》的出現,不僅僅改變了某個結論,即《老子》早出還是晩出,而且提醒我們必須重新省思推理和論證之方法的局限。
人類思想常常呈現出不可思議的圖景。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蜜蜂采集花粉的目的在于獲取食物,但卻在無意間傳播了花粉,而后者的意義更大。利瑪竇來中國的目的是為了傳布天主教,但直到他去世為止,明朝的天主教信仰者也不過數千人,而他所展示的西方科學技術卻對中國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報告他在中國傳教的情況,他向歐洲寄回了大量的信件,這些信件所描述的那些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卻給西方的啟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因此,思想史中,這種目的與手段倒置的現象是十分常見的,這也構成了思想史的復雜而真實的面貌。由假設先行、邏輯推導、材料填補、實證完成的思維模式如果只能展示一種合理的想象,形成一根清晰的線索,那么這根線索其實很容易被出土文獻所給出的事實所折斷。如劉笑敢所言,“思想前后之發展有順承者,有逆反者;有由淺入深者,亦有前深而后淺者;有徘徊于邊緣者,亦有異峰突起者,無法歸結為單一發展的線索。而所謂單一發展的線索,不過是一時、一地以及一些人的見解和總結,未必能據之以斷定某種觀點和概念之先后”[注:劉笑敢:《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方法啟示(之一) :反思三種考據方法的推論前提》,《中國哲學與文化》第六輯,第30頁。]。因此出土文獻給予思想史研究方法論的意義在于:第一,使我們反思過去進化主義加實證主義背景下研究方式的弊端。第二,使哲學史進一歩還原為思想史,這也是我前面所說的使文史哲重新歸結為古典學。或許有人會說,這樣的研究將無法把握本質和線索,將使思想變得碎片化,但與其得到的是淪為智力游戲的對所謂本質、線索和整體的追求,不如暫時放棄之。或者如劉笑敢所言,“任何考證都要回答可能的反證的挑戰,討論相反的可能性,不考慮反證和相反可能性的考證是不可靠的”,“進行文獻考據應該盡可能尋找客觀的新證據,在沒有壓倒性的可靠的新證據的情況下,應該認真比較不同觀點之證據的強弱和可靠程度,必要時應該多聞闕疑,避免將過度的猜測當作考據的方法”[注:劉笑敢:《出土簡帛對文獻考據學的啟示:以〈老子〉考證為例的探討》。]。在無法確認證據可靠性的前提下,關于證據強弱的討論的確更加穩妥,也更具理性。今后的研究應該特別注意論據的客觀性、結論的有效性、反證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對多元結論的寬容心、對正確結論出現的耐心、對大體系大構建之危險性的警惕心。這是在中國思想史現象中常常既無法證“有”又無法證“無”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合理把握的問題。
通過對以往學者錯誤的分析,我們得出的教訓,并不是從此不再懷疑傳世文獻,或者改為大膽信從傳世文獻,而是要比以前更為小心地處理各種文獻(包括出土和傳世),不輕易地設定結論,不迷信一種方法。因此,“《齊孫子》哪里去了?子思子確有著作嗎?《莊子》為何不提老子?”這才是更好的提問方式,而不是誰在前、誰在后,哪個存在、哪個不存在,誰批判了誰。如果我們能在“信”與“不信”之間、在“疑”和“不疑”之間把握自己的立場,那么就避免了必須證“有”證“無”的尷尬,從而能夠真正應對中國古代文獻與思想的復雜性。
總之,思想史的研究必然需要面對空白的部分,學者必然需要尋求各種方法填補空白,這種填補有的時候使用的是證據,有的時候使用的是推理,如果我們不把思想史看作是一幅統一的、不變的圖案,那么就應該允許多種填補法或者織補法,而不是倒過來,用一種方法去壓制多種方法。出土文獻的涌現,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使單線演進論失去了發揮的舞臺,使過去創造的思想模型失去了意義,我們現在的思想史研究反而無法像過去那樣給予讀者明確的答案,然而這卻是正常的現象。
這里,再簡單地討論一下第二和第三個問題,這兩個問題顯然和第一個問題有密切的關系。第二個問題涉及“學派”的使用限度。大量出土的簡帛文獻使我們看到了當時思想交融、多元共生的面貌,思想傾向沒有想象地那么明確和強烈,文獻的作者和時代出現了難以辨析的模糊景像。這些跡象固然使過去的線索、模型失去了意義,使我們更強烈地感受到,先秦沒有明確的“六家”概念,沒有明確的門派意識。然而,如果為此而有意識地、徹底地放棄“學派”等概念的使用,則又是走向了極端。作為一種分析、歸類的手段,“學派”等概念依然具有工具性的意義。如果說今天打破過去的“學派”認識是為了復原思想史的本來面目,那么,有效地使用“學派”概念又是為了更好地區別疏理各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因此筆者以為,“學派”概念不是是否使用的問題,而是如何使用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如何把握文字、文獻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間的關系。這其實也是“文本研究”和“思想研究”、“低等批判”和“高等批判”的關系問題。在目前的出土文獻領域,以文字文獻研究為主的學者和以思想研究為主的學者間的隔閡似乎在擴大,這可能與過去自視甚高的“思想研究”、“高等批判”得出的結論受到出土文獻的沖擊有關。實證主義方法在文字、文獻研究領域依然是不可動搖的“金律”,在思想研究領域,其有效性卻正受到懷疑。雖然從理論上講,思想史研究者尊重、消化文字文獻研究者的成果,文字文獻研究者理解、吸收思想史研究者的立場觀念,相互融通,取長補短,是促使這門學科今后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這兩方面都不可偏廢。但顯然文字文獻研究處于上游,而處于下游的思想史研究者更需要充分尊重、消化文字文獻研究者的成果。同時努力避免在這個材料使用和研究方法上主觀性都非常強烈的研究領域,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被太多的主觀性左右。例如,過去有一段時間,很流行利用郭店楚簡中“心”字偏旁文字大量存在的事實,來討論儒家心性論是否盛行的問題。其實這種討論非常牽強,因為這主要是一種語言文字的使用傾向,未必與思想之間有必然關系,而且郭店楚簡《老子》的文字也大量使用“心”旁,我們又如何證明皆是儒者所為?如果充分了解文字文獻研究領域的成果,就不會出現這種比較幼稚的推理行為。文史哲的充分融合、古典學的真正確立,正建立在這兩大領域的水乳交融之上。就目前而言,有待思想史研究者作出更多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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