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道思想異同對藝術創作的影響

　　儒、道二家的思想和學說在中國藝術創作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深遠持久的影響。本文將通過儒家與道家思想內涵異同點深入分析對藝術創作的影響。

　　《藝術探索》(雙月刊)創刊于1987年，由廣西藝術學院主辦。本刊致力于藝術學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推動藝術研究，積極響應、貫徹、遵循《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試行)》，發表美術、設計、音樂、舞蹈、影視等專業學術論文及作品。

　　一 、儒道之異：

　　(一) “出世之道”與“入世經學”

　　儒家的人生觀，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業為價值取向，內以修身，充實仁德，外以濟民，治國平天下，這便是內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態度是積極進取的。對社會現實有強烈的關切和歷史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對同類和他人有不可自己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亦不與濁俗同流合污，在生命與理想發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時，寧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

　　道家的人生觀，以超越世俗人際關系網的圖絆，獲得個人內心平靜自在為價值取向，既反對心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又不關心社會事業的奮斗成功，只要各自順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擾，必然自為而相因，成就和諧寧靜的社會;相孺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人生態度消極自保，以免禍全生為最低目標，以各安其性命之情為最高目標。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顯的出世傾向。可以說，儒家的出類拔萃者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為清修隱者。

　　儒道兩家出世入世與有為無為的觀點對中國古詩藝術的創作影響較大，杜甫自始至終執著地關注現實是與他頭腦中的指導思想有關的。杜甫常常自稱“儒生”、“老儒”、“腐儒”，談到自己的家世也說“奉儒守官”，所以歷來批評家認為這是儒家的思想意識的體現，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學說鑄就了杜詩中的憂國憂民的主旋律。杜詩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其中所體現的仁愛精神。杜甫的仁愛精神絕不僅限于此，他還將對愛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與己無關但和自己有同樣命運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著儒家所倡導的仁愛精神處理與偶然相逢的人們的關系的。晚年，他逃避戰亂、漂泊湖湘，深感“亂世少恩惠”(《宿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解憂》)，并沒有因為個人的苦難而減少對他人的同情。

　　而李白，表現更多的是一個“逸”字。在他的詩篇中，他寫自己的閑情逸趣，寫自己對故鄉、朋友的懷念，寫自己對大自然美麗景色的熱愛，寫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等等。這些更多的是表達了李白對生活的熱愛之情，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這樣展示的是一個天真可愛的李白。“寒月搖清波，流光入窗戶。對此空長吟，思君意何深”(《望月有懷》)“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子吳夜歌》其三)以上所述思鄉、思友、男女相思和懷古，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常有的感情。李白這類作品抒發的感情既是人們生活中常有的，而抒發的方式也是平易近人、人人都能接受的，實足以代表李白性格的天真純樸的一面。“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盧山瀑布》)這是李白忘情山水的代表作品。

　　(二)“有為治國”與“無為國治”

　　在治國方面，儒家強調有為，道家主張無為。儒家的有為治國是指：“導之以镕，齊之以禮，和之以樂，輔之以法，任之以賢，使之以惠”用宗法主義治國。它必然繁為禮、重為教。道家不然，其治國的基本指導思想是“無為而治”無為不是無所作為，“無為而無不為”，無為最后要達到皆有所為的目的，無為的要求只是;一不違背事物自然本性而強行妄為;二不違背公眾意愿利益而膨脹私欲;三不違背和諧寧靜生活而滋彰禮法。[1]執政者所要做的事是“捕萬物之自然”，讓眾人各得其所，白化自官。孟子提出“仁者無敵”，道家提出“因則無敵”的命題，可以精辟概括儒道治國原則的不同。

　　而這也正體現在中國服飾藝術的創作中;儒家文化強調“禮”“仁”觀念，孔子維護周時建立的色彩典章制度，把紅、黃、青、白、黑定為正色，其他色彩定為間色，將正色和間色賦予尊卑、貴賤等級的象征意義。服飾色彩不可混淆，更不可顛倒，如《論語》“惡紫之奪朱”，以禮的形式保持單色的純正性。同時，在尊卑倫理體制下，統治階級崇美尚麗，追求氣象宏大的華麗尊貴，其服裝多用金銀色裝飾。反映在現代中式服裝中，禮儀性服裝更多使用以“五色”為基礎的單純色彩，裝飾色彩也以鮮明的正色和金銀色為主。

　　道家則主張“五色令人目盲”“無色而五色成焉”“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刻忌》)，體現在藝術上追求向黑色回歸的無色之美，偏愛黑、白、青等平淡素凈之色。受其影響，現代中式日常服裝以黑、白和中性色居多，常應用同類色的微妙對比，色彩組合很少大面積的強對比色彩。同時由于純白、純黑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往往與喪葬服裝相關，現代服裝常會進行分割組合或使用鮮艷色彩予以裝飾，從而更加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審美習俗。

　　(三) “克己復禮”與“道法自然”

　　孔子說：“知者樂山，仁者樂水;知者靜，仁者動”(《論語‘雍也》)，老子說：“上善苦水”(八章);孔子以山自比，老子以水自比，生動地表現了仁者與智者之異。孔子樂山，老子樂水;孔子好靜(化人以德不以力)，老于好動(因勢利導不閼滯)，不亦宜乎。我個人認為儒家較道家而言更看重社會整體水平，為了達到社會整體天人合一和諧共處儒家提出克己復禮，道家為使自己達到自由脫俗狀態更注重道法自然。

　　中國古代園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實際上并不在于對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在自然之中融入個體的意識卻又不著痕跡，這種意識的體現更多的是與自然親和、平等，并融為一體。首先，無論從園林立意布局到景區的主題分配，從景物本身的表層涵義到景物之間的符號關系，從園林的物質表現到精神追求，道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組成部分之一，以其自成一格的文化特征，對中國古代園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古代名園的平面圖，幾乎都是一個不規則的平面，面對這些難以處理的地形，造園匠師們因地制宜，既要考慮光照、水源、風向，又要考慮與周圍建筑環境的協調，甚至造景的寓意，都要事前有所構思。其次,在結構空間上，中國古代園林因為受道家思想的影響，要求擺脫傳統禮教的束縛，主張返樸歸真，所以園林的布局采取了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基本原則，力圖使人工美與自然美相互配合，相互增色。在造園活動中，主要靠園林空間的創造來得以實現，而虛實空間的變化與小中見大又是中國古代園林空間的兩大特色。再次，在景觀設計上：在中國古代園林中，樹木花卉的種植依照大自然原始植被分布方式。三五成叢，自由散聚，水池或山石，野趣橫生，景色蒼潤。在設計建造上完全是樹無行次、石無定位的自然布局。"山有賓主朝揖之勢，水有迂回縈繞之情"，完全是一派峰回路轉、水流花開的自然風光。這種自然式的中國古代園林不同于西方規則幾何式的園林，原因就在于中國古代園林的景觀藝術和營造手法是由道家思想決定的。

　　(四) “美學傾向”與“思維藝術”

　　儒家的思想注重生命美學的前進之軌跡，人則以自強不息為務，易于抓住矛盾的主導方面;道家的辯證法則為尚柔美學，善于覺察事物發展中的曲折，重視生命內在底蘊的積累培育。儒家之歷短，正是道家之所長。儒家的思維比較接近現實人生，哲學的思考不離人倫日用;道家的思維弘通開闊，調想于天地之先、六合之外，探究于生死之際、是非之上，思辨性極強。所以儒學的社會道德美學發達，道家的宇宙自然美學發達.換一種方式說，儒家長于實學，道家長于虛學。

　　試舉道家為例：道家美學的特點是其本體性,虛無性,模糊性和混濁性。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中有論：自無極生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生靜，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太極生。《周易》太極圖則是綜合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形成了最富形象化的圖案，俗稱“陰陽魚”。謝赫的中國畫六法學說就首當其沖的講“氣韻生動”，從古典繪畫中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體現，但儒家的思想則主導著繪事主流，然美術史上的大家卻都是禪道之人，如米芾，巨然，八大，石濤，徐渭等。道家太極思想理論不僅影響了古代畫家的藝術思維和審美觀念，而且對當代的藝術實踐和藝術探索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講“道法自然”，講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講發展、變化、進取。這樣才“變則能，則通久”;可以說是“道”使得山水畫有了靈魂。

　　二、儒道之同：“天人合一”

　　中國文化的精髓是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法意合一，貴和尚中。無論是儒家思想還是道家思想都秉承“天人合一”這一基本精神，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特有的哲學觀宇宙觀。它不是把自然與人區別開來，尋找它們的差別;而是把自然與人統一起來，尋找它們的聯系和一致，把天人雙方看作一個大生命體，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強調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的和諧統一。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中國藝術家把萬物當作與自己的生命一體，當作是自己情感的寄托、人格的顯現。于是，心靈與自然契合，藝術參與宇宙大生命的律動，表現的是宇宙大生命的精神境界。

　　例如，儒道的天人合一表現在書法方面：筆線、結體、章法、意境這四大要素，而這四要素均包含著美學的一個共同點——含蓄。清代書論《書法管見》云：“字分雅俗，全在含蓄。”可見，一個書家除把握傳統的書法技能外，中國書法藝術與中國文化相表里，與中華民族精神融為一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互補”，“剛柔相濟”和孔孟老莊的對立統一思想，被書法藝術中計白當黑之實踐體現得淋漓盡致。當然，書法的線條雖然講究自然，講究聲調，講究色彩，講究形式，講究旋律，但總以歸于斂凝含蓄為要。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儒家強調的“藝”是的個性，而道家強調的“術”是的共性;當然這對每個藝術的開創者而言，在他們開創藝術之際也是存在一些消極影響。比如：

　　(1)把“中庸”上升為方法論，不利于藝術創新。

　　(2)“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論創新。

　　(3)“重道輕器”不符合現代藝術的發展要求。

　　(4)“禮”“樂”思想導致藝術創作輕視對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我們知道儒家道學都是以六藝(禮、樂、射、御、書、術)授徒，其中的術有自然科學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了;而其他都屬于社會人倫學。“六藝”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不學禮，無以立”。作為君子，就是要“立于禮”，而“成于樂”。由此影響，中國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際、輕科技的價值傾向。這種傾向導致在藝術創作中對道家自然深入的探索和改造逐漸重視起來。這是對我們藝術創作、教育過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也更能真正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與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新一代藝術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