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的思考

　　在公平與效率的法治要求下，如何才能公正、及時、有效地處理嚴重妨害民事訴訟的各類案件，以保證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本文認為有必要在實體法依據，適用條件和程序方面理清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

　　一民事訴訟法根據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不同表現萬以及對妨害民事訴訟秩序的不同程度，規定了拘傳、訓誡、責令退出法庭、罰款和拘留五種強制措施，適用于民事訴訟中出現的哄鬧、沖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害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種種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6條及相關司法解釋和刑事法律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以此實現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在對刑事案件的處理過程中，人民法院在認定犯罪事實，適用法律時，一定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即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種犯罪構成條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種，各個刑種如何適用，以及各種具體罪的具體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規定，對于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不得定罪處罰。概括起來說，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因此在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進行刑事救濟，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時，刑法的相關規定就是其定罪量刑的實體法依據。具體表現在《刑法》第307條、第308條、第309條、第313條、第314條等條款。

　　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最終要落實到對嚴重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刑事救濟的實現是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過程。遵循主客觀相結合的犯罪構成理論，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的實現，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一)犯罪主體是自然人。妨害民事訴訟，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是行為人本人。其中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罪的犯罪主體為14周歲以上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犯罪主體為對人民法院的裁判負有履行義務的人，其中包括負有協助人民法院執行裁判義務的人;妨害作證罪的犯罪主體多為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二)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行為人持有明知其行為會妨害民事訴訟的正常活動，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還希望或放任危害后果出現的心理態度。(三)犯罪客體，擾亂法庭秩序罪侵害的是法庭的正常秩序;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侵害的是人民法院裁判的正常執行活動;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侵害的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非法拘禁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體健康權利、生命權利;侮辱罪、誹謗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格尊嚴的權利;一部分犯罪侵害的是復雜客體，如妨害作證罪、打擊報復證人罪，侵害的是司法相關的正常訴訟活動和公民依法作證的權利;誣告陷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權利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四)犯罪的客觀方面，具體表現為實現了妨害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6條規定的種種行為之一，且達到嚴重程度。但是我們要注意行為觸犯數個罪時的罪的分析和認定，如:行為人非法拘禁他人，又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行為，在不同訴訟階段實施的毆打證人的行為，在法庭上聚集多人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出庭職務等行為的認定，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5條，第126條，第127條及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是目前我們處理這類案件在程序上的依據。大致有三種方法:(一)如果有民事訴訟法第101條規定的情形，即哄鬧、沖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嚴重擾亂法庭秩序，依據追究刑事責任的，依該意見第125條規定，由審理該案的審判組織直接予以判決，無須移交本院的刑事審判庭審判。但在判決前，應當允許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者委托辯護人辯護。

　　(二)如果有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情形，即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依該意見第126條規定，由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決。

　　(三)如果有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和第106條規定的:第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第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第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凍結的財產的;第四，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第五，以暴力、威脅方法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第六，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種種行為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依該意見第127條規定，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辦理。以上規定，有其合理性，符合了民事訴訟的經濟性原則。從形式上看，方便并保證了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但是，這些方法操作起來有若干困惑:在第一種情況下，涉及到的犯罪可能有擾亂法庭秩序罪，妨害公務罪，侮辱罪，誹謗罪，這些案件中有公訴案件，也有自訴案件，在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由審理該案的審判組織直接予以判決，無須交本院的刑事審判庭審判”。當然，也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者委托辯護人辯護的權利。但終不能解決與刑事訴訟法中管轄權設置原則的不一致;對既是民事案件的被告，同時又可能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如何審理?民事審判庭是否有審理刑事案件的功能?對于公訴案件，檢察機關的公訴權及出庭支持公訴的職責如何行使?判決如何形成及被告人的利益如何保護?審理期限多長?在第二種方法中，涉及到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如果出現由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造成執法人員重傷或者死亡的，則應視為想象意合犯，依照想象意合犯的“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也可能適用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這些應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在關于適于《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由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決”，很明顯，它和公訴案件的起訴、審理特點皆不同，令人難以把握其積極作用。同時，也難以找到刑事訴訟法上的依托。

　　在第三種方法中，除涉及到誣告陷害罪，打擊報復證人罪，妨害作證罪，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非法拘禁罪外，還涉及到擾亂法庭秩序罪，侮辱罪，誹謗罪，妨害公務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對于這些罪到底適用第一、二種方法還是第三種方法?發生選擇上的重合，進而會出現由于選擇不同導致對于同一行為適用不同審理程序的不同結果;對于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行為，既使情節嚴重，也難以給予刑事制裁，實現其救濟目的，面對以上困惑或問題，本文認為，該司法解釋應讓位于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或對該司法解釋進行修正。如改意見第125條、第126條、第127條為“當出現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6條規定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依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處理”。當然，理論上還確實涉及到保證程序的規范化以體現公正和訴訟的經濟性不一致又不能兩全時，應追求何種目的的問題。當我們追求程序的規范化以體現公正時，不能不聯系到訴訟的經濟性原則而力求降低成本，但不可否認，這不是也不應該是唯一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