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稱論文投稿論我國公共管理倫理困境的社會意識因素

　　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鑄成了公共倫理理念缺失的思想和意識困境，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職稱論文投稿：探究公共管理倫理困境的社會意識因素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查看。

　　【摘要】 本文對論我國公共管理倫理困境的社會意識因素進行了論述。

　　【關鍵詞】 公共管理 倫理 社會意識

　　公共管理倫理指的是“用以規范公共管理主體的行為,以保證公益事業的公正性,合理有效地實現公益事業目標的準則體系。” 公共倫理是對公共領域中倫理關系的調節,它所涉及的主體是公務人員或公共組織,客體則為公眾。從根本上說,公共倫理就是調整公共管理主體和管理客體之間利益關系的理念價值和行為準則。

　　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鑄成了公共倫理理念缺失的思想和意識困境。一直以來的主流文化觀念對公與私的關系缺乏辯證認識,對公共道德行為的理解存在偏差,人倫文化特質也不利于發展出合理的公共理性。傳統的“綱常”倫理道德積淀出了崇拜權力、狹隘順從的草民思想,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和參與意識薄弱。

　　1.公私關系的錯誤定位

　　公私觀念的形成最早應源于《尚書》。《尚書?周官》有云:“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中國傳統哲學從‘天道’、‘天理’出發,把‘公’與此連接起來,用天道與天理的無私性來論證“公”的道義性。而私的表現形式主要是“私心”、“私欲”等, 它是作為與“公”相沖突的被否定的政治范疇出現的。私心和私欲是破壞天下之大公的潛在威脅,抑私一直是傳統道德的主要內容。劉澤華先生也指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公私觀念的特殊表現:首先,“天下為公”成為“家天下”的工具,公的社會生活并沒有公眾參與的形式;其次,崇公抑私,“私”成為萬惡之源,私人空間極度壓縮;再次,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兩無,既無私人領域,又無公共空間;最后,大公即大私,以公之名,行私之實。

　　總之,中國傳統政治理念長期以來將公與私視為二元對立的矛盾體。而實際上這種虛假的“公”與普遍百姓的“私”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對立的。在天下是君主私有之物、政治權力和社會利益私有化的前提下,“尊公滅私”注定是行不通的,最終只能導致“以公謀私”、“假公濟私”。實際上公與私作為矛盾的同一體,存在著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從利益角度來看,“公”指的是社會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私”指個人利益;從生產資料所有制角度看,“公”指的是公有制,“私”指的是私有制;從財產角度看,“公”指的是公共財產,“私”指私人財產;從思想境界看,“公”指“為公”的思想行為,“私”指“為私”的思想行為。個人利益和權利是公共利益的奠基石。“大公無私”、“以公滅私”等觀念以犧牲局部利益或抑制個體發展為代價,單純強調公的觀念,強調整體利益,割裂了公與私的統一性關系,在忽視和損害私人利益的同時也對公共利益造成了摧殘。

　　2.公共道德的理解偏差

　　嚴格意義上的公共道德,應該是在超越了私人倫理生活范圍的公共生活領域內的德性觀念和行為準則,公共道德凸顯的是擺脫了私人倫理性的公共性。公德和私德是建立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基礎之上的。與現代社會人們的私域與公域生活相對應,私德是“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的道義”,公德是“一團體中人公共德性也。” 中國傳統倫理偏重于個人的修身養性和個人與家庭成員之間的私德關系,而忽視了個人對社會與國家的公德關系。因此,有人稱儒家倫理為私德倫理。在這種以人倫關系的親疏遠近來判定“公”和“私”的觀念下,道德也隨所施對象與自己的關系程度加以伸縮。例如,不少人痛罵別人的父親貪污,遇到自己的父親貪污時,不但不罵,而且替他隱瞞。更甚的還向父親要貪污得來的錢。等到自己貪污時,不但不認為這是違背公德的行為,反而覺得自己很能干。這種人格分裂現象的產生如果從私德倫理與公德倫理的沖突這一角度來解釋似乎更具有合理性。

　　而在市場經濟發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中國社會,對于公德的理解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公德大多用來指稱不作為或消極性的公共行為,如遵紀守法、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綠燈等等。這樣一種消極的具有底線意義的公德無疑屬于公德的一種,它不要求個人的特殊貢獻或犧牲。但是實際上公德應該包含積極意義上的一種公共關懷,比如參與公共事物,從事公益活動等等。公德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現代文明的體制。對于公德更為全面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守法行為上,而應該追求更高的公共精神。

　　3.公共倫理的理性缺失

　　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沒有、也無法發展出一種適度合理的公共理性。在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由于缺乏公私領域的明確合理的界限,私人關系的“親情”倫理被泛化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存在方式。感性的因“親情”而展開的倫理關系無法囊括公共倫理的理性內容。有人認為,公共倫理精神的前提假設是“我是人”。從邏輯推演出來就是“我是人”、“你是人”、“他也是人”,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因此要像對待自己一樣對待他人,也有權要求他人像人一樣對待我,我只能做人做的事,也有權要求他人只能做人做的事,這種倫理精神下的活動才具有普遍的客觀性和有效性。而“人”作為倫理精神的支點應該包括的內容體現在人格、人性和人權等幾個基本方面,人的基本需要、權力和尊嚴要受到合法保護,同時作為理性的公共生活中的人要具有自律意識,并能妥善地處理現實中的矛盾。儒家傳統認為的依靠人倫關系構建的社會理性實際上是在對公共理性的一種破壞。這種以家庭的血緣與情感推演的人與人之間的“人倫”社會關系為中國社會宗族力量的壯大提供了基礎。“中國人的宗族關系是主要的社會關系,宗法精神貫穿于中國社會及近代社會結構中,是維系社會的紐帶,是穩定社會的因素”。 人們對宗族的認同與忠誠又衍生出諸多符合“情理”而不合“法理”的現象。比如,正式組織的領導班子集體“面和心不和”,組織內的不同圈子派系斗爭嚴重,“送禮文化”惡性蔓延。在中國的圈子文化中,禮物是聯系親情的媒介,“禮重情深”是基本的衡量原則,但實際上為情之“禮物”與為利之“賄賂”之間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

　　4.公民參政意識的淡漠

　　中國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政治文化,這種文化通過各種社會化機制和途徑被內化為社會成員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并最終積淀為個人的政治性格。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在中國民眾的心中積淀成了“權威崇拜”、“與世無爭”等復雜的以小農意識為主體的狹隘順從的草民政治意識和政治思想。在崇拜權威的政治文化下,人們的獨立個性和政治自由意識很差,人們缺乏主體意識,期望通過依附于權威為其做主來維護和實現自己應有的利益。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寄托于少數的“清官”身上。崇拜權威,依附權威,逐漸演化出了附庸意識和卑微心理,在政治上出現了非參與的傾向。

　　較為普遍的政治冷漠表現為:不問政治、回避政治、盲目跟從、政治態度不嚴肅、對某些非民主的行為逆來順受等等。總之,公民的參政意識淡薄表現為根本不參與或被動地參與政治性活動。雖然有的地方選民的參選率很高,但真正出于自主意識自愿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只有在政府的組織、說勸、動員甚至命令、強制之下,許多政治參與活動才能維持下去。

　　參考文獻

　　[1]高力著:《公共倫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

　　[2]參見劉澤華主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與社會整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77頁

　　[3]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六新民說》,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19頁

　　[4]馮爾康著:《中國宗法社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