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原因及實施策略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重慶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蔣介石"蜀粵并重"的思想使他始終關注重慶的戰略地位。1935年，蔣介石首次入川，初步確定以四川為民族復興根據地，并開始著手統一川政，經營四川，為后來遷都重慶打下重要基礎。"七七"事變后，處在謀劃和猶豫中的國民政府最終決策移駐重慶。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首遷重慶。國民政府各部、國民黨中央黨部以及各國使節隨之先后遷渝，重慶戰時首都地位初步形成。1938年12月8日，蔣介石率最高國防軍事委員會進駐重慶。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中心，重慶戰時首都地位基本形成。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定重慶為陪都，重慶戰時首都地位完全形成。

　　關鍵詞：國民政府,重慶,戰時首都

　　抗日戰爭時期，以四川重慶為中心的中國西部地區，是支持和支援前線戰爭的抗戰大后方。1937年11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在抗戰最艱難歲月里，重慶擔負起了"戰時首都"的歷史重任。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的決策與實施，可以說是中國抗日戰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但相比較四大盟國中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作為首都，始終為后人稱頌它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偉大貢獻，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歷史研究卻顯單薄，學界對國民政府如何決策遷都重慶，以及如何實施這一決策則更是少有研究。析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主導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研究話語體系中，選擇性遺忘中國在抗擊日軍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作為，因此重慶亦成為一座"被遺忘的城市"。

　　英國學者拉納·米特在《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認為，二戰中的中國是一個在一場讓美國、蘇聯和英國出盡風頭的戰爭中跑龍套的小演員;重慶則是一座被遺忘的戰時首都，"(重慶)作為四大盟國戰時首都之一，它是唯一沒來得及慶?？谷諔馉巹倮虬У科湓趹馉幹袚p失的城市"。[1]11、357遺忘中國的戰時首都，忽略戰時首都代表的國家形象，就會實質性地影響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弱化中國為這場戰爭的勝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所以加大對重慶戰時首都的研究，既是應對西方主導的二戰史研究話語體系的舉措，更對增強中國抗戰史研究的歷史厚重感，建構中國在世界法西斯戰爭中的真實的歷史貢獻，重塑中國抗戰史研究話語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一、蔣介石"蜀粵并重"思想與對重慶戰略地位的考量

　　(一)孫中山關于四川戰略地位的認識與對蔣介石的影響

　　四川在近代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孫中山早有認識。關于四川人民的保路運動，孫中山曾高度評價:"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2]176護法運動失敗后，上海、廣州等城市革命處于低谷，孫中山對革命前途深感擔憂。當時遠在西南的重慶政局穩定給了孫中山一絲希望，使他激起了在重慶再建民國的熱情。孫中山遂決定將國會遷往重慶，繼續為共和大業而奮斗。1918年9月16日，非常國會參、眾議院議長林森、吳景濂及議員70余人抵達重慶。后因川中政局又起動蕩，孫中山企圖在重慶挽救護法軍政府的努力，最終失敗。[3]

　　孫中山對四川戰略地位的肯定，直接影響了蔣介石對四川的認知。蔣很早就有意把四川納入勢力范圍。1921年，他在給孫中山的信里就提出"蜀粵并重"戰略思想:"對于軍事準備之意見，四川非導入我勢力范圍不可。故軍事準備，概以粵、蜀相提并列。"[4]112-113在給粵軍將領陳炯明的信上，蔣也有同樣表達:"四川為西北與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圖之。"[5]561946年4月27日，即將還都的蔣介石在《告別四川同胞》演說中又提及了入川前的"蜀粵并重"思想。蔣認為，在中國只有兩省可以作為根據地，"第一是廣東，廣東自然是我們國民革命的發祥地……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為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貫的忠于主義，勇于革新，所以我們若能以四川為革命的根據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所以我們如要抗戰，就非先統一四川不可……本人認定我們中國在對外抗戰的形勢上，四川地位的重要實遠過于廣東"。[6]146對四川戰略地位重要性的認知成為蔣介石后來入川統一川政，重視建設重慶，并于抗戰全面爆發后，決策國民政府最終移駐重慶的思想基礎。

　　(二)"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對戰略后方的思考

　　蔣介石對四川的重視還與當時國內形勢發展、中日關系緊張、國內有識之士看好西南戰略意義有關。當時著名的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對四川戰略地位也有類似的闡述，甚至蔣的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在戰前亦提出，"四川為最后防地，富產而因地理關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宜設法籌備，使作最后預備隊"。[7]1200總體上，蔣在尚未進入四川前，對四川的戰略地位是認可和重視的，而隨著戰事發展，遷都重慶的戰略思想也逐漸形成。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南京處于日軍槍口之下，首都安全備受關注，遷都問題提上日程。戰時首都遷往西南亦或西北，成為蔣介石首先的選項。他在1933年8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①表達出經營西北和四川，其意圖是"掩護準備"，且"使敵不加注意"。這種思想也反映在其入川后公開宣稱入川僅為"剿匪"，并稱川、滇、黔為"民族復興根據地"，而不是"抗日根據地"相吻合。

　　(三)蔣介石對四川的戰略定位與經營

　　盡管蔣介石有經營西北之念想，但事實證明遷都西北并不可行。日本進逼華北，西北已然在日軍威脅之下;國民政府移駐西北已不現實，遷往四川逐漸成為國民政府不二的選擇。蔣介石在1934年11月23日的日記中吐露出這個想法:"如經營四川，應注重駐地，以對倭、俄寇與兩廣皆能顧到為要也。"①12月29日，他在日記中再次寫到:"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并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②這里把四川作為未來的"駐地"，明顯區別于蔣已建成的其他"行營"，更多強調了"駐地"在戰略上的國防意義，而且國防意義更在于對抗倭寇和俄寇。

　　隨之，蔣介石加緊統一川政，更加強了川內"駐地"重慶的建設力度。1934年12月19日，蔣介石于南昌正式決定組織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入川。1935年1月12日，賀國光率領參謀團抵達重慶。1935年3月2日，蔣介石更是親自入川，其踏入四川的第一站即是重慶。③1935年10月，蔣介石改參謀團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川、康、黔、滇、藏五省軍隊均受其節制，重慶成為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的西南地區軍事、政治中心。[8]870

　　二、"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在遷都問題上的舉措與猶豫

　　一國首都不僅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更是一國尊嚴和信仰的象征。戰爭中交戰雙方也多以占領對方首都為取得勝利的最后榮耀，所以德軍占領巴黎，法國投降;蘇聯保衛了莫斯科，成為蘇軍戰勝德國法西斯的精神堡壘;而日軍千方百計想攻陷南京，其目的就是逼迫中國政府屈服而作城下之盟，"中國首都之攻陷已經剜掉了中國抗戰的心臟，覺得蔣會愿意講和。"[9]58故在戰爭中保衛首都或首都移駐何地，本質等同于保衛國家和未來。

　　(一)國民政府決定遷都洛陽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就在考慮遷都問題。1931年9月26日，蔣介石曾設想移首都于西北，明確點明:"西北實為政府之第二根據地，萬一首都淪陷，即當遷于洛陽，將來平時亦以洛陽與西安為陪都。"[10]102、129如果說"九一八"事變后，遠在東北興風作浪的日軍對首都南京尚不構成直接威脅的話，但1932年"一二八"事變，與南京僅隔300公里的上海陷入了戰爭，這場戰爭就明顯威脅到南京的安危，如上海不守，南京勢必不保。首都遷出南京只是時間和地點選擇問題。

　　"一二八"事變第二天，即1932年1月2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遷都問題。會上，汪精衛認為南京政府機關已在日軍長江艦隊的炮火射程之內，政府在南京辦公已不可行。這一點與蔣介石看法頗為一致。蔣認為一旦首都失守，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當晚，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將來結果不良，必歸罪于余一人，然而兩害相權，當取其輕，政府倘不遷移，則隨時遭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遠非余一人獲罪之可比。"[11]430蔣汪二人觀點接近，使此次會議作了一個重大決定，即政府由南京遷往洛陽。會議的第二天，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長共同簽署了《國民政府遷都洛陽辦公宣言》:"政府為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不受暴力脅迫起見，已決定移駐洛陽辦公。"④盡管決策迅速并匆忙遷都洛陽，宣示了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決心，但這種毫無準備缺乏戰略意義的遷都也只是應對日軍進逼南京威脅的權宜之計。

　　(二)遷都何處的籌劃與猶豫

　　對于遷都洛陽是否安全，南京是否仍作首都，國民政府內部認識并不統一。1932年3月在洛陽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又對"以后是不是以南京為首都?遷都辦公是不是預備一適當地點?"進行議決，會議對以洛陽為陪都做了籌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請確定洛陽為永久陪都案》，決定以長安為陪都，以洛陽為行都。[12]285、255盡管確定了洛陽為陪都，但隨著《淞滬停戰協定》的簽訂，首都南京威脅暫時得以緩解，政府等辦事機構又從洛陽等地相繼遷回南京。洛陽雖處于中國中心地帶，曾多次為帝王都城，但并不是理想的戰時首都;因為洛陽為平原地帶，隨著日軍蠶食華北，平津將陷入日軍之手，洛陽同樣處于日軍炮口之下。設都西北，并非理想選擇。

　　馬上設都西南也多有難處。自民國建立開始，川中防區的軍事沖突就很嚴重，"各軍獨成風氣，擁兵自雄，防區駢立，儼同割據，對中央則視法令如弁髦，對袍澤則干戈相尋如敵國，對地方則視人民如魚肉，國省稅收，悉被囊括，甚且一歲田賦多至十余征，百里之內，勒索關卡，多至數十重，人民憔悴呻吟于此軍威暴力之下，根本無政治設施之可言，其紊亂苛擾之情況，為任何一省所未有"[13]340。蔣介石深知中央軍并未能完全掌控四川軍事，四川也基本上保持了對中央的相對獨立，如賀國光所說:"(四川)與中央脈絡不通者，近二十年。"[14]272所以，此時的蔣介石不敢貿然把政府遷到自己勢力不可控范圍的山城重慶。此后，國民政府對遷都事宜多有籌劃、醞釀。如1936年，國民政府曾有過非常時期將政府遷往湖南株洲的方案，[15]80但首都何去何從，仍未確定。

　　三、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決策遷都重慶

　　(一)全面抗戰政策的確定

　　1937年"七七"事變，全民族抗日戰爭終于拉開序幕。國民政府也開始了從妥協退讓政策向決心抵抗政策的轉變。7月16日9時，國民政府在廬山圖書館大禮堂召開了著名的廬山談話會。會議時逢盧溝橋事變之后，會場氣氛沉悶，與會人員心情沉重。蔣介石于7月17日作了《對于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的政策性聲明，表達了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決心。對此，中共領袖毛澤東指出:"7月17日，蔣介石先生在廬山發表了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16]3948月7日晚上8時，最高規格的國防會議與國防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在南京勵志社召開。

　　國民黨中央領導人、高級將領及地方將領蔣介石、汪精衛、林森、于右任、張繼、戴季陶、陳立夫、孫科、何應欽、閻錫山、白崇禧、龍云、馮玉祥、張治中、程潛、劉湘、黃紹竑、朱培德等41人到會。蔣介石致開幕詞，他表示，此次"集合了全國各地方高級將領長官，來共同商討今后處置國防的計劃，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①。要求與會人員務必集體作出是否抗戰的決策:

　　"大家今天要有一個決定，如果看到我們國家不打戰要滅亡，當然就非打不可。是不是不打戰將來失地可以補救能恢復的?請各位為民族為國家的存亡上作個總的打算，將敵人的優點缺點，同我們的優點缺點加以縝密的考慮，盡量的發表意見，以決定我們今后的方針。"②會議討論了當前抗戰形勢以及中國抗戰需要的應對策略，尤其得到了龍云、馮玉祥、劉湘等主戰派將領的大力支持。在與會人員發表完意見后，會議以最為特別的舉動，也是前無古人的表決方式對"和戰"大計表態，"如決定抗戰，請各自起立，以資決定，并示決心。"③參會成員全體起立，表決同意"決定抗戰"。

　　(二)四川政府歡迎中央入川

　　此次不同尋常的聯席會議推動了遷都決策，其中四川省主席劉湘的態度起了很大作用。劉湘于8月7日到達南京參會。劉湘的到來對于先前疑慮川內穩定的蔣介石倍感四川的忠誠。在會上，劉湘抗戰態度堅決，對中央遷入四川提出積極建議:"一、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領導下，作不顧一切的為民族求生存戰。二、最后的勝利，必屬于我，惟有持久抗戰，可以奏殺敵致果之效，方知多難興邦，言之不謬。三、以兩年為期，四川可籌出兵員五百萬。"④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當天晚上，劉湘即通過宋子文向國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蔣介石呈遞了建議中央遷川，以作長期抗戰準備的建議書。這份建議書正合蔣介石心意，蔣介石即向一些高級幕僚表示:"我們將遷都四川重慶。"[17]這可能是蔣介石決定將國民政府遷往重慶的最早的明確表達。幾日后，蔣又命令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何廉作好遷都重慶的準備。

　　(三)國民政府作出遷都重慶的重大決策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議國民政府遷往重慶辦公。會上，蔣介石作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勝利要立于主動地位，就是退卻也要有主動地位。""今天我們主動而退，將來既可以主動而進。"[18]653他主張進行戰略性撤退，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后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駐地。11月12日，日軍攻入上海市區。消息傳到南京，軍委會首腦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都認為遷都已是迫在眉睫。蔣介石緊急會見林森，"上海戰況不利，國軍吃緊。四川以兩年多的部署，近日整頓軍政業已完成，作為民族抗戰復興基地，為國府辦公理想之處。

　　遷都之事，宜盡快進行。"[19]4-511月15日，國防最高會議召開常務會議，主要是針對軍事機構的遷移做了部署，議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軍事委員會遷移地點，由委員長酌定;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隨軍委會設辦事處，或設長沙以南之地點。"[20]16即軍事指揮等重要機構暫時或設長沙等地。這樣的決策符合戰爭規律，在日軍不斷深入內陸之時，軍事指揮機關要在戰爭第一線，同時也為行政機關完全遷入重慶作時間上的準備。事實證明，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委員會在蔣介石率領下抵抗日軍，直到12月7日才匆忙撤離南京，后經江西，抵達武漢繼續抗戰。

　　11月16日晚9時，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國防最高會議在鐵道部防空洞舉行。這次會議提出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首先遷入重慶。鄒魯回憶了當晚會議場景:"國防會星夜召集緊急會議，籌商遷都事宜。關于應遷至何地，議論極多;有的主張西安;有的洛陽;有的漢口;甚至有主張廣東的;惟蔣先生主張遷到四川的重慶。"蔣說:"對于首都應遷至何處，我曾有周詳的考慮，前因'剿共'到四川，覺得那兒是最好的地方;四境都有險可守，而且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可為我們爭取最后勝利的抗戰根據地。"對于蔣介石的講話，國府主席林森首先表示贊同。他說:"我們遷都，只能有一次，決不能有第二次。

　　遷都到重慶，我們就可以抗戰到底，不必再遷了。"[21]385這是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前最后一次最高規格的會議，但此次會議非同尋常。即將失去首都，離家西上的國民政府要員們，倍增傷感;故當時會場氣氛凝重，彌漫著國破山河失的凄然氛圍。可以看出國民政府作出遷離首都南京，遷入重慶辦公的決策是何等艱難與悲壯。

　　四、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戰時首都決策的實施

　　(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首先移駐重慶

　　國防最高會議結束后，林森便率領文官、參軍、主計三處人員800余人乘車前往下關海軍碼頭，于深夜林森乘"永綏"炮艦，其他隨行人員則乘"龍興"號輪船離開南京西上重慶。20日，船到漢口，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公開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此后將以最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斗。"[22]林森等人的先行西遷揭開了南京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這一偉大壯舉的序幕。

　　此時重慶已經作好迎接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到來的準備。四川省主席劉湘早在11月20日就給林森發電表示歡迎國府來渝:"頃讀我政府宣言，知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移駐重慶。有此堅決之表示，益昭抗敵之精神，復興既得根據，勝算終自我操。不特可待國際之同情，抑且愈勵川民之忠愛。欣誦之余，謹率七千萬人翹首歡迎，伏乞睿鑒。職劉湘叩。"[23]3126日，林森座船駛抵重慶。12月1口，遷都后的國民政府即在重慶大溪溝四川省立高級工業學校正式辦公。

　　(二)國民政府各部門、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外交使團遷入重慶辦公

　　由于重慶遠在西南，沿江溯流入渝，遷徙路途遙遠，加上戰時條件艱難，政府各部門到渝和辦公時間則很不一致(表1)。如國民政府財政部、外交部、內務部于11月26日開始在武漢辦公;行政院則因只有參事1人、秘書1人到達重慶，大部分職員及重要長官或在途，或尚在漢，行政院文件和電報等仍暫轉漢。29內政部也"于(1938年)本月12日到達重慶，擇定通遠門外新市區一四八號，為辦公地址。即于17日開始辦公"。

　　由于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要人未到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重慶、武漢兩處兼顧辦公。1937年11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王子莊及中央委員丁惟汾、吳稚輝、鈕永健等率中央黨部職員40余人抵達重慶。1938年3月22日下午四時，國民黨第五屆七十三次中常會首次在重慶召開。此后一段時間內，國民黨中常會亦多次在武漢召開，一直到1938年8月11日，才恢復在重慶上清寺中央黨部召開國民黨第五屆八十八次中常會。

　　外交部第一批人員到達重慶的時間是1938年初。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及部分外交要員也因蔣介石等主要軍事指揮者尚在武漢而留漢，直到1938年夏，所有外交人員才遷渝辦公。而駐華大使以及使領館到來則要艱難得多。在外交意義上首先到達重慶的外交官是蘇聯新任駐華大使盧干滋。為了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遞交國書，盧干滋于1938年1月19日由武漢飛抵重慶向林森遞交了國書，旋又返回武漢。最早到達重慶的是美國駐華使團。美國使團在駐華大使詹森的帶領下于1938年3月8日清晨到達重慶。

　　五天后，法國使團乘坐法船"福源"號抵達重慶。1938年夏，駐武漢的外國外交官開始大規模撤離，前往重慶。蘇聯使團則于1938年10月20日乘車進入重慶。英國使團來渝較遲，直到武漢淪陷六天后，英使團才乘坐"獵鷹"號炮艇抵達重慶。截止到1938年，美國、比利時、英國、德國、意大利、蘇聯大使館及荷蘭公使館均在重慶設立辦公室，其中美國、蘇聯大使常駐重慶。外交使團到來，既是國府遷渝必有內容，也說明各國對遷入重慶的國民政府的外交認同，以及對中國抗戰的理解和支持。

　　盡管當時中國政府最高行政機構已在重慶運轉，但國民政府多個部門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事務性工作仍然是武漢與重慶兩地兼顧。國民黨中央絕大多數部門，特別是軍政、外交、財政、經濟、內政、交通部等重要職能部門，都暫時遷到了武漢或長沙等地，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白崇禧、孔祥熙、陳誠、張群、徐永昌等國民政府主要負責人也均齊集武漢。這一時期的武漢實際上成了中國戰時的指揮中樞和政治中心。直至武漢淪陷，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以及戰時指揮中心才完全遷入重慶。

　　(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入駐重慶

　　1938年夏，日軍沿平漢鐵路與長江沿線進逼武漢。7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緊急命令駐武漢各機關5天內全部移駐重慶。到8月4日，駐漢口各行政機關全部遷移完畢。與此同時，軍事委員會原定前往長沙，后轉向湖南南岳衡山。9月下旬，駐武漢各軍事機關陸續向湖南南岳等地遷移。武漢失守前夕，遷移工作完成。蔣介石10月24日離開武漢，飛往湖南衡陽。隨著日軍進逼長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11月中旬正式決定駐南岳各軍事機關經由桂林遷往重慶。

　　12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機關到達重慶，并就移渝辦公致電重慶市政府:"本會現已移渝，于本月一日開始辦公。"[28]3612月8日，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由桂林飛抵重慶。最高軍事機關及其最高統帥蔣介石的到來，重慶遂成為中國抗戰軍事指揮與活動中心，標志著戰時中國首都職能從南京經武漢到重慶的戰略轉移完全實現。

　　(四)中共代表團遷往重慶

　　中共代表團作為中共與國民黨聯系、合作的重要機構，也于1938年12月完成了戰時西遷入渝任務。作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倡導者和推動者，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抗戰最前線。1937年12月，日軍進攻南京趨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團進駐武漢，代表中共與國民黨合作，建立國共統一戰線，協商兩黨合作事宜，代表團主要領導成員是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等。中共代表團始終駐守在武漢抗戰一線，同國民黨中央當局一起堅守武漢。

　　武漢失守后，蔣介石及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暫時在湘，代表團也就同期留湘，表達了中共堅定的抗戰決心。直到1938年12月8日，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大本營由桂林飛抵重慶，周恩來遂于12月26日前后離開桂林，趕到重慶，中共代表團也正式進入重慶工作。經中共中央批準，于1939年1月，在重慶組建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為維護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而奮斗。這標志著戰時首都重慶成為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臺。

　　五、重慶獲得與戰時首都地位相稱的行政建置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重慶的行政建置與其擔負的首都功能極不匹配，因此調整重慶行政建置提上了日程。

　　(一)國民政府行政院對四川省轄之重慶市"準援照直屬市組織"

　　重慶于1929年正式建市，為四川省轄市。國府遷都重慶后，隨著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以及最高國防軍事委員會的到來，重慶城市建置規模與行政級別逐漸上升。1938年初，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胡景伊等21人向當局建議改重慶為甲種市，直隸行政院，得到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認同。1938年9月，行政院同意了孔祥熙提出的關于改重慶為甲種市的提案，"本院第384次會議，院長提議重慶市準援照直屬市組織案，當經決議'通過'。"[29]41

　　隨后，重慶市政府即遵照行政院通過《重慶市準援照直屬市組織案》要求，漸次擴大市政府組織，除保留原有警察局外，增設社會、財政、工務、衛生等局;并依據市組織法，重慶市會計獨立，稅款除營業稅外，均劃為重慶市財政收入，同時中央還給予重慶市相應補助。在行政隸屬上可以直函行政院備案請示，但仍屬于四川省政府管轄:"該市仍隸屬為四川省政府。惟為增加行政效率，以赴緊要事功起見，該市政府遇必要時，得徑函本院秘書處轉呈核示。"[29]41-42

　　(二)國民政府行政院定"重慶市為直屬市"

　　隨著國民政府各機關團體、工商組織以及各國使領館相繼遷渝，致使重慶外來人口激增，作為"甲種市"的重慶，其政府組織機構的設置和市區面積，明顯不能適應形勢發展和戰時需求，因此改重慶為行政院直屬市呼聲漸高。

　　1939年4月29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向國防最高委員會五次常務會議提議:"查重慶市向為西南重要商埠，現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該市政府雖系援照直屬市組織，因事務日繁，其行政系統及職權，亟須明確規定，以資運用。茲為促進行政效率，適應實際需要，擬即將該市改為直隸于行政院之市。"[30]51該提議很快得到了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批準。5月5日，國民政府旋即發布了《國民政府為改重慶市為直屬市令》，"重慶市，著改為直隸于行政院之市。此令。"[31]51至此，重慶由行政隸屬四川省直轄的甲種市升格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市。

　　(三)國民政府定重慶為戰時陪都

　　為加速重慶直轄市的市政建設，1939年12月1日，"大重慶市建設期成會"成立，負責重慶市建設調查與設計工作，最終制定了《重慶市建設方案》。1940年4月2日，該方案在重慶市第二次臨時參議會上獲得通過。在方案的第一部分"建設之前提"中，首次提議將重慶升格為陪都，"宜由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及國防最高委員會，請明令定重慶市為中華民國戰時之行都，戰后永遠之陪都，俾待將來抗戰勝利、還都南京之后，重慶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確定的地位。"[32]70此議引起了最高當局的重視。1940年8月14日，蔣介石以行政院院長的名義致函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陳述了將重慶升格為陪都的三點理由，提議"擬請明定重慶永為陪都之一，俾當地一切建設事業，益得按期邁進，發皇光大，永久勿替。奠西都之宏規，慰市民之喁望"。①接函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行政院函請明定重慶為陪都"的提議經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三十八次常務會議決議案的通過。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明令，特定重慶為陪都，稱:"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于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渝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今行都形勢，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后自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閎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制，妥籌久遠之規模，借慰輿情，而彰懋典。"[33]87至此，重慶作為戰時陪都登上歷史舞臺，在法律層面上真正成為抗戰時期中國政府的首都。

　　六、結語

　　中國歷史上遷都的例子較多，但歷史上眾多遷都，或為和平時期規劃遷移，或為逃避外敵茍安生存的逃跑，而20世紀30年代遷都重慶，是在中華民族面臨著民族危機，為了抗擊日本入侵，反對法西斯主義，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完成的遷都。

　　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其一，擔負中國首都功能，是戰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指揮中樞;其二，是國家象征，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受到世界各主權國家的認同、尊重和景仰，是當時中國主權的象征和代表。其三，具有戰時性、臨時性，重慶"首都"是為反擊侵略戰爭而在戰火中誕生，也在抗戰勝利后退出了歷史舞臺。

　　"戰時首都"是重慶永不褪色的稱謂。從遠離戰火，到硝煙彌漫;從西南重鎮，到戰時首都，重慶這座古老的內陸山城在抗擊日本侵略者這場偉大的民族復興戰爭中完成了自身蛻變。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于1944年親自書寫卷軸褒獎重慶人民所說的那樣:"貴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轟炸之下，堅毅鎮定，屹立不撓。此種光榮之態度，足證堅強擁護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絕非暴力主義所能損害于毫末，君等擁護自由之忠誠，將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動而永垂不朽也。"[34]435因此，研究重慶戰時首都歷史，有助于重建重慶被"遺忘"的城市、中國"被遺忘的盟友"的歷史，使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應有的榮譽和貢獻回歸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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