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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理論構建與現實進路

來源: 樹人論文網發表時間:2021-03-20
簡要: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是一次法理上的創新、話語上的重構和價值論的突破,對中國教育法治完善的重大意義值得深入挖掘。然而,現行教育法律制度在融入和整合核

  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是一次法理上的創新、話語上的重構和價值論的突破,對中國教育法治完善的重大意義值得深入挖掘。然而,現行教育法律制度在融入和整合核心價值問題上存在著一定局限。應當秉持全面融合、分層融合、均衡融合的基本原則,在國家價值目標、社會價值取向和公民價值準則三位一體的互動對接中進行系統整合和價值優選,以此推進教育法律制度的優化和完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理論構建與現實進路

  本文源自求索發表時間:2021-03-19《求索》為大型綜合性學術理論期刊,2003年在《新華文摘》的詳載和觀點轉載全國排名第一。期刊內容關涉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哲學、法學、管理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等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領域。其科學性、前衛性、文獻性、收藏性引人矚目?!肚笏鳌肥菄H學術交流期刊,發行范圍遍及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遠及東南亞、歐美等地。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法;立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當“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全面“納入國民教育總體規劃,貫穿于基礎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成人教育各領域,落實到教育教學和管理服務各環節,覆蓋到所有學校和受教育者……,完善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教育網絡”①。而法治作為治理的基本方式,是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教育體系的根本保障和關鍵路徑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體系,對筑牢中華民族共同思想道德基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③??梢?,從法理價值與制度規范的視角對核心價值觀④融入教育法律制度進行雙向審視和探討,無論是對于鑄牢中華民族道德共同體還是對促進新時代教育事業的發展,都具有無可替代的重大現實價值。

  一、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理論與制度缺失

  關于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現有理論研究與制度構建,在功能意義上已經達成基本共識,在戰略定位上順應了法治中國建設的需要。但是,在具體領域的某些層面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分散性

  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的研究缺少整體性和系統性,只是零散地單個地加以研究。 用“核心價值觀”作為主題在中國知網中檢索,然后對結果用“教育法”進行二次檢索,發現共計有40多篇是關于核心價值觀入法和教育法方面的學術論文。這些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六大方面:一是關于核心價值觀入法的一般性研究;二是教育公平價值研究;三是教育權利價值研究;四是學術自由價值研究;五是大學自治問題研究;六是學術規范與秩序價值研究。通過檢索發現,對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和教育兩個層面單獨研究的成果不少,但是沒有一篇專門研究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的論文。而在規范上,除了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下簡稱《教育法》)第6條確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律地位,在其他教育法律法規中均為空白。總體而言,在教育學、教育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界,鮮有探討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的專門成果。

  (二)片面性

  教育法價值在重視某一價值目標的同時輕視甚至忽視了其他價值的同步增進,未能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完整理念全面呈現在教育法律制度中。具體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教育法的自由價值和秩序價值失調。教育法的自由價值理念衍生出人本教育理念,即強調學生主體地位與自主作用,培養思維活躍、不失自由且擁有健康心靈與完整人格的學生①。這就要求學校和教師將尊嚴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尊重學生自主發展的追求,并用人文關懷去呼喚學生對自我價值的追求。這種人本教育理念在激發學生內在的巨大潛力和創造力的同時,也可能給教育的秩序價值帶來巨大的挑戰,可能導致學校與教師對學生不敢管、不能管和不愿管的局面。二是教育法的效率價值和社會公平價值未能達到動態平衡。教育的效率價值是指在既定的社會、經濟資源投入下,能獲得最大教育收益。 我國地域之間、城鄉之間的教育資源與教育產出存在巨大差異,導致到底是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的價值理念,還是以“公平為主要目的”的價值理念作為教育法的內在價值,成為困擾立法者的一大難題。另外,對于擇優競爭和社會公平之間的沖突應當如何平衡,現有相關研究不夠充分。教育的公平價值理念表現為教育資源均衡分配,為個體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從而為個體打通社會階層流動渠道并全面實現自我價值。但是,現有的擇優競爭、選拔入校卻又對此構成制約。如何根據時代背景和核心價值理念,保持兩者之間的動態平衡?我們需要加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力度。

  (三)抽象性

  教育法律制度原則性、宣誓性地在教育法中規定了價值目標,但缺少具體明確的法律規則和行為模式及其法律后果上的制度設計,導致核心價值觀的原則性規范在法律實施中相對疲軟、可操作性不夠。價值目標的原則性規定較多,其法律規定的條文更加傾向于政策宣傳或者道德要求,而法律邏輯構造的科學性亟待加強、權利義務的規范性急需強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以下簡稱《教師法》)第8條規定了教師要“不斷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和教育教學業務水平”。但是對于如何提高、如不提高則應當承擔何種法律后果,缺乏明確要求。當然,法律文本中應當也可以規定一定的原則性條款以統攬全局、引導主體行動,但如在法律原則之外對法律概念和法律規則不加以明確規定,這些原則性條款便難以有效落實。此外,法律作為權利義務關系的調節器,應當對權利義務科學理性地加以配比和調整,既突出重點,又防止失衡,確定各類主體之間的最佳關系模式。

  (四)滯后性

  社會發展是動態的,也是相對靜態的,相對靜態的社會現實是人們心中法的價值觀的基礎②。 人們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價值觀念應當隨著社會變遷而與時俱進,否則勢必難以適應新的時代要求。目前,就教育法而言,個別法律規定明顯滯后于核心價值觀。具體表現在:一是價值需求的嬗變。社會大眾從原來關注“上得起學”到現在更多關注“上得好學”,教育公平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關切。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以下簡稱《義務教育法》)的立法宗旨從“為了發展基礎教育”①逐步轉變到“為了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②,該法蘊含了較強的公平理念。但是,在其他法律之中,更多關注的是形式公平,而對城鄉、區域、貧富之間的實質正義的重視程度亟待提高。二是家庭結構的倒轉。隨著高齡少子化和“全面二孩”戰略的實施,傳統的金字塔型的家庭結構演變為“四二一”家庭的倒金字塔的家庭結構,社會隔代教育的問題凸顯③。同時留守兒童、流動兒童、托管兒童等社會問題尚未得到徹底解決。而《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將父母的教育責任作為學校教育責任的補充,這無法從家庭的角度給予子女充分的保障,與國家要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理念存在一定差距。三是教育場域的偏移,使得傳統教育中學校價值觀教育的作用弱化。隨著“互聯網+ ”技術不斷的創新發展,教育領域逐步從物理領域走向虛擬的網絡空間領域,從線下教育轉向線上“無接觸”式教育。智能時代呼喚構建以學生自主輸入為重要方式的開放性價值觀形塑模式。

  二、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價值優化

  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教育法律制度融入核心價值觀的總體要求是:“堅持教育公平、均衡發展,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進一步完善教育領域法律制度。”④ 為此,應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理意義及其與教育法的內在關聯進行全方位深度探析,構建中國特色教育法律價值的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為新時代教育法律制度優化供給理論資源。

  (一)在法理上的創新

  在核心價值觀與教育法價值有機融合的基礎上創新現有的教育法律價值理念,以核心價值觀重新塑造教育法律關系,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新型教育法律關系,在核心價值觀與教育法律價值觀的融合中推動教育法律價值優化。其創新在于:在價值向度上,與西方立足于個人的單向度教育價值觀不同,當代中國教育法治的良善性植根于多向度的立體價值構造之內,彰顯出個體與社會、 人民與民族、個人與國家三大關系的有機統一。在價值關聯上,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之后,必將打破育人與律己、自由與自律之間難以調和的單線思維。在價值目標上,既強調人的自我發展、自我主宰、自我治理,又重視在教育上的他治、互治、法治,改變了要么過于重視教育自治、要么一味強調教育法治的單一做法。在價值重心上,轉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形態,這一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可以在邏輯上清晰地歸結為:以秩序為基礎、以公平為關鍵、以效率為補充、以權利為重點,形成層次分明、涵攝廣泛、內在有序、整合有力的教育法律價值體系,導引中國教育發展實踐。

  (二)在原則上的優化在法的要素中,法律原則是靈魂和根本,構建新時代中國教育法治價值的原則話語是導引核心價值觀入法入規的基本前提。教育法治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核心價值觀相 一致,切合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中國建設戰略需要,推動受教育主體投身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之中,既塑造完整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又具備專業的素養、一定的才能,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同時,教育法治應當堅持社會公共利益優先原則。理性定位個人私益、社會公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相互關系,既保障每一個受教育主體平等共享受教育權利,又確保教育機構的公益性、非營利性。就公權力而言,教育發展政策、教育戰略規劃、教育價值導向、教育機構創辦,均應當由國家主導,即使民辦教育也應當始終堅持公益性事業的屬性。 此外,教育法治應當堅持教育公平原則。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是當下中國教育面臨的重要任務之一,解決教育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

  (三)在概念上的重構

  法律概念是法的必要要素,在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的過程中,提煉教育法治的新概念、新范疇,形成教育法治范疇體系,對完善教育法治具有重要支撐意義。習近平同志提出:“教育興則國家興,教育強則國家強。”①而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歸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②。從根本上看,“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對提高人民綜合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增強中華民族創新創造活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③。

  (四)在規范上的硬化

  教育法律規范以教育權利義務為主要內容,以特定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為基本邏輯結構,將教育法治價值涵攝進教育法律規范體系之中,形成規范話語。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關于受教育權和教育義務的話語構建問題。如果基于權利的教育視角,則可發現教育法治價值的核心應當側重于自由、平等、公平、正義;而若基于義務的教育視角進行分析,則應在受教育者的權利和義務之間進行適度均衡。反言之,作為受教育權利需求之滿足者的國家、學校、教師與家庭除了應當履行義務之外,也應當享有權利。這就涉及如何設定上述主體在權利與權力、權利與義務之間的關系限度與關系模式。

  (五)在價值上的突破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是教育法治價值論上的根本飛躍,具體包括:一是價值升級,即對現行教育法律制度規范文本進行價值升級。在價值主體上從個人轉變到人人,克服個人原子主義的偏狹視野,實現教育資源的全民共享;在價值客體上從自由發展到全面發展,以塑造“完人”為依歸;在價值場域上從孤立的個體到置于人與人自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多維度關系模式中進行定位,重新發現自我的意義和價值,推進個體與社會的互動與融合、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一致, 通過把人的價值觀、教育價值觀和法律價值觀三者統合在一起,獲取價值最大效用。二是價值整合,即探尋多元價值形式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提出價值整合的路徑與方式。保障一般主體與特殊主體共享資源,在人與人的關系模式中實現不同主體之間不同價值訴求的整合,守住底線正義,讓社會弱勢群體切實享有最低限度的教育權利;以秩序為基礎、以公平為內核、以效率為補充,在不同類型的價值形態互動中進行價值整合。三是價值實踐。按照法理導引—價值理念—標準設定—規范評估—立法修改—對策建議的邏輯構造,進行教育法治核心價值理論研究并構建核心價值標準,全面評估現行有效的2000多件教育法律法規規章,以及涉及教育的地方立法,逐一進行立、改、廢、釋。

  三、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根本要求

  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應當從國家價值目標、社會價值取向和公民價值準則三個層次優化教育法律價值。具體如下。

  (一)以國家價值目標提升教育法律價值境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24條明文規定了“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為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奠定了根本大法上的法律基礎。而對于如何理解國家的價值目標,2018年憲法修正案在序言中明文確立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見,國家層面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價值目標①,已經從政治價值上升為國家意志,成為憲法上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規范形式,獲得強制實施的法律地位。教育法律在實現國家價值目標上具有獨特的功能,教育法與國家價值對接的路徑有三種。

  一是在法的構成要素上,以法律原則和法律概念為主,以法律規則為輔。在以《教育法》為核心的教育法律體系中,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通過的法律具有基礎性地位,可以重點考慮將核心價值觀納入這些法律文本的立法宗旨和法律原則之中,除了抽象性地在立法宗旨中加以規定之外, 應當明確把國家價值確定為教育法的立法原則,而不只是停留在概括式的宣誓層面。

  二是在法的規范類型上,應以提倡性規范為主,以懲罰性規范為輔。道德是內在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而道德價值不可能自動轉化為法律規范,需要在法律的邏輯層面加以明晰化和規范化。在這一轉化中,應當重視道德價值的固有特性,在立法時,重視發揮提倡性規范的引導作用, 以法律引領受教育者向善向上,而不是一味講求強制與懲罰。當然,這并非意味著無需強制性、制裁性規范,只是要以前者為主,并發揮強制性規范的威懾功能,從而實現肯定性規范和否定性規范雙向良性互動,以有力塑造主體精神和主體意識。

  三是在法的規范內容上,以義務性規范為主、授權性規范為輔。從法律層面分析,國家價值目標的實現,必然惠及全體公民,既是公民權利的彰顯,但又需要公民積極履行義務。經濟富強必然會強化公民的經濟權利,并為其他權利的實現奠定基礎。但從價值論視角分析,把國家的價值目標融入教育法的初衷在于塑造法的良善本性,通過良法善治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服務于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所以,應當以義務性規范為主,輔之以授權性規范。

  (二)以社會價值取向優化教育法律價值理念

  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價值取向為教育權利的保障、教育秩序穩定提供了全面的價值指引。其關鍵在于實現教育自由與教育平等的一致、實質正義和形式正義的統一、秩序價值與公平價值的協調。為此,應當克服單一采取原則性、抽象性規范的法律模式之不足,重點以法律規則而非法律原則對教育的社會價值取向予以明確規范。同時,對受教育者而言,以授權性規范為主、義務性規范為輔,構建基于權利的教育法治保障路徑;對于教育提供者而言,以義務性規范為主、輔之以適當的授權性規范,并細化與強化相關法律責任,確保權利得到充分實現。

  自由而全面發展是教育的根本價值?,F代教育通過貫徹人本教育理念,強調受教育者的自我個性、自主地位與自由發展,從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釋放受教育者的潛能和創造力,推進教育的創新性發展。在自由價值融入教育法時,應當做到:一是依法確定自由的價值形式。教育法的自由價值主要表現為學生自由發展、學校依法自主辦學、教育行政機關必要的裁量自由等。二是依法設定自由的行為界限。教育自由并不是毫無限制的,而是一種克制的自由,有界限的自由,不得侵犯他者利益的自由。因此,應當在法律上明確劃清學生自由發展和教育管理甚至懲戒之間的界限,以及學校依法自主辦學權與行政機構的教育管理權限之間的界限。

  平等是教育法的重要價值,在平等價值融入教育法時,應當堅持三個法律原則:一是身份平等原則。全體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出身、家庭背景、財產狀況等先天或后天條件,在教育法律上一律平等。平等地享有教育權利,同時,平等地履行教育義務。二是不歧視原則。在教育權利行使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或不平等對待,包括性別歧視、身份歧視、身體歧視、地域歧視、民族歧視等一切形式的歧視,其中,重點是對婦女、殘疾人、流動兒童、“問題兒童”、家庭貧困人口的歧視。三是保護弱者原則。以非對等的特別優惠待遇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充分賦權,將教育法與社會法相銜接,為弱勢群體獲得平等受教育權提供有力的社會保障。

  公正是法律的價值內核,應當貫徹到教育法律制度體系的每一個方面。發揮教育法對教育關系的強制調節功能,公正配置教育資源,設置教育判斷標準,實現教育公正。具體來說,應當做到三點:一是依法維護教育機會公平,讓每一個公民都可以公平地行使參與權和發展權,共享受教育的均等機會。二是依法實現教育規則公平,建立健全教育考試考核獎勵懲罰的規則體系,確保規則內涵的公平價值得到公平釋放,做到實體規則上的公平與程序規則上的公平兩者之間的有機統一。 三是依法保障教育結果公平,讓新時代教育改革發展成果公平惠及每一個公民和全體教育主體。

  法治是社會價值的根本規范形式,在法治價值融入教育法的過程中,不只是需要構建一套教育法律規范體系,更需要科學把握法治的真諦在于良法善治,即依法保護權利與依法制約權力,維護教育秩序。所以,既要健全教育法律規范體系、實施體系、保障體系、監督體系,又要理性定位國家教育治理權力、社會教育自治權利、公民接受教育權利三者之間的關系,彰顯法治精神,弘揚法治文化、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增強全社會對教育法治的認同感、獲得感。

  (三)以公民價值準則強化教育法律價值導向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公民個人價值取向上的總體要求,在這些價值形態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過程中,應當提升法律的規范技巧、完善法律的融入方式、講求法律的規范邏輯、強化法律的社會實效。

  一是愛國價值融入全部教育法律體系?!稇椃ā返?4條明文規定了“五愛”的價值目標,其中, “愛祖國”是第一位的①。愛國價值指導著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青年學生和全體接受教育者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努力奮斗,既是培養中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向心力、弘揚民族文化的價值基石,也是個體培養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基本前提。為了將愛國價值深度融入《教育法》《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等法律之中,應當明確法律責任主體和主體責任形式,讓愛國教育落實到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職業教育之中。

  二是敬業價值融入教育職業法律規范。敬業價值是一個人在實踐中實現自我完善和全面發展的前提和基礎②。這一價值主要是針對教師和其他教育工作者而言的。教育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規范應當及時上升為職業法律規范,在法律上明確設定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職責、義務及其法律責任, 做到權利與義務、義務與責任環環相扣、有效實施。

  三是誠信價值融入教育法律信用機制。要探索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相關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建立健全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和各地區各部門信用信息系統,健全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聯合懲戒機制,使誠實守信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③。為此,應當完善現有教育法律規范,在修訂教育法時,增加教育誠信法律規范的內容,明確教育誠信系統建設與運行,信息收集、保存、更新、調取、運用的法律程序和法定方式。同時,在法律上明確界定教育失信的內涵、邊界、行為方式以及教育失信的法律責任。

  四是友善價值融入教育法律規范系統。友善價值是由善心、善性、善言、善行所構成的文明素養,其價值旨趣是提升公民文明素養和社會文明程度,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強社會凝聚力和精神推力。友善價值是公民道德價值最基礎的抽象概括,其要求對人友善、對社會友善和對自然友善。在教育法律制度中,應當重點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教育主體的法定職責。即在法律上確定受教育者崇德向善的法定義務以及教育機構和教育工作者對學生所擔負的法定教育職責,確保提高受教育者的文明素養和道德水準。二是外部法律關系。 即依法確立和固化教育體系內部相互關系,強化教育機構、教育工作者、學生和家庭之間的友善關系。

  四、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的現實路徑

  (一)倡行教育法治改革以融入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觀與教育法治的融合不是簡單將核心價值理念用條文規定在教育法之中,而是以教育法律制度的立、改、廢、釋為抓手,將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實質和內在理念深層次融合到教育法律制度之中,構建教育法治核心價值體系。核心價值觀是社會公眾價值共識和教育法治共融的重要紐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立法的基本指導原則、修法的核心標準和廢法的重要衡量指標以及釋法的內核理念,這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層次、縱深推進的有效路徑。盡管中西方價值觀存在本質的不同,但在核心價值融入法律制度的技術路線和形式方法上,可以批判地借鑒域外經驗。 如英國,從二戰前后到20世紀80年代,通過《福斯特法案》《1902年巴爾福法案》《1963年移民英語教育》《1965年移民教育》《1988 年教育法》《1989 年教育改革法》等一系列的教育法案,逐步推進 “自由、寬容、開放、公正、公平、團結、權利與義務相結合、重視家庭和所有社會群體等英國核心價值觀”①。因此,在法治改革中,應當以核心價值觀為導引和依據來優化立法價值理念,剝離與社會共識相背離的法律價值,沿著核心價值觀既定的思想路線,全方位審視、清理和完善法治體系,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教育法律制度的共融共生。

  (二)賦予教育核心價值以憲法法律效力

  憲法是一國的根本大法,更是一個民族心理與價值形成和培育的法律基礎,在精神方面維系著全體國民的基本價值觀念和信仰。在憲法條文中對社會核心價值理念加以原則性規定,賦予這些價值以法律效力和法律權威,是當今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在我國,《憲法》的根本大法地位與核心價值觀的根本價值地位在效力位階和價值序列上完全一致,應當在憲法文本中明確規定和確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各價值形態,尤其是在教育領域的相關條款中,應當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教育的要求和期待轉化為法律原則和法律規范,以《憲法》規定的價值原則為統帥,將其融入教育法律規范中的基本原則和立法目的部分,統領其他教育法律規范的立、改、廢、釋等環節。

  (三)創設核心價值的教育法律權利義務

  通過設定法律權利和義務的方式將社會核心價值理念形式化、邏輯化為教育法律制度規范,創設強制性的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實現了軟性道德的硬化。社會核心價值是社會公眾的一種價值共識,其操作性較弱,將核心價值觀通過具體的法律條文進行詮釋與規范,從而避免其實踐意義被弱化,有助于增強其實踐效能。

  (四)強化教育核心價值的法律實施保障

  通過教育法治構建,為價值理念所蘊含的具體權益提供外部性支持,主要表現為:一是完善教育權利司法救濟制度。在美國,教育法領域的判例法為憲法條款、成文法和普通法提供了權威解釋①。美國的教育平等價值理念大多數都是通過法院判決而推動落實的,如在1954年著名的“布朗訴托比克教育委員會案”中,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確認推行種族隔離的學校實際上是違反了憲法規定的教育平等權②。在我國,應當強化涉及教育司法案件審理的價值分析、價值說理與價值判斷,提升司法裁判的價值判斷水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說理依據的相關司法解釋,法理學說、公序良俗等都可以作為裁判文書的說理依據。據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然不能作為判決依據,但是,可以也應當作為推理的依據。應當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作為裁判文書的說理依據。二是依法提供財政性保障。確保教育公共福利的全面覆蓋,通過財政支付負擔教育成本,從而促進國家層面的“富強”移轉至教育場域,保障教育權的公平、公正實現,創造教育領域的“和諧”,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教育法律制度提供現實條件和外部性支持。三是加強教育權利行使狀況的法律監督。法律監督是核心價值觀得以實施的重要保障,強化教育權利行使狀況的監督,讓教育領域的立法者、司法者和執法者沿著核心價值理念,合理運用手中的權柄,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現保駕護航。目前我國教育法律的監督體系亟待完善,教育監督中存在監督機構冗多、權責劃分不明、監督法律體系不健全、缺乏明確的監督標準等問題,因此需強化教育法的監督,從而引起民眾對教育行政執法的重視與關注,通過法律監督確保和有效督促核心價值觀在教育領域的貫徹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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