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困境及應對

　　摘 要：法治人才培養的同質化不符合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應當結合本地區的法治實踐內涵式地培養法治人才，將目標定位為具有特色的應用型、復合型的職業法治人才培養。在法治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應當采取以民族團結教育為先導、兼顧民族習慣法、強化民漢雙語和實踐實訓以及以本土化為歸宿的國際化教育路徑;通過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加大對特色學科的評價權重和優化師資結構等方式，保障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向內涵式發展，真正服務于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建設。

　　本文源自貴州民族研究 發表時間：2021-02-25　《貴州民族研究》GuizhouEthnicStudies(月刊)1979年創刊，是民族學類綜合性學術期刊，主要刊載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學術論文，在30年的辦刊實踐過程中，貴州民族研究堅持立足貴州、面向西部，放眼全國、走向世界的辦刊定位，堅持學科性、民族性、區域性、理論性、實踐性、對策性的多特性相結合，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學科研究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關鍵詞：綜述同質化;內涵式;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實踐

　　一、問題的提出

　　2020 年1月19日至21日，習近平同志在云南考察時指出：“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確保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云南得到堅決貫徹落實，不斷增強邊疆民族地區治理能力。”[1] 法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式，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于邊疆民族地區“邊疆”和 “民族”的特殊屬性，應積極探索符合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實踐的多元糾紛解決機制，服務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建設，而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建設又離不開法治人才的培養。近年來，邊疆民族地區高校在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積極探索，例如，開設民漢雙語的法律課程、民族法學課程，推行采用民族語言的法律執業資格考試，與周邊國家開展法治人才培養的交流與合作等，培養了一批致力于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法治人才。

　　雖然邊疆民族地區高校在法治人才培養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各種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的制約，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同質化問題，主要表現為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培養內容以及國際化視野的同質化，難以有效適應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從內涵式培養法治人才的要求出發，本文通過對當前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同質化現象進行反思，認為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應當立足于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現實需要，將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具有特色的復合型、應用型的職業法治人才培養，通過民族團結、民族習慣法、民漢雙語、實踐實訓以及國際化的教育路徑，并提供相應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注重對特色學科評價和優化師資結構等方式加以保障，實現法治人才培養的內涵式發展，滿足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提升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水平，維護邊疆民族地區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二、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困境及反思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的內涵式發展。”要實現法治人才培養的內涵式發展，就需要注重品質和潛力的挖掘，不能只追求一般數量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要摒棄同質化，要聚焦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2] 。邊疆民族地區的高校是培養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第一陣地，不僅要關注法學基礎知識的教育，而且更要結合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開展特色的法學教育。然而，當前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法治人才的培養依然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問題，與內涵式法治人才的培養存在較大的差距，難以適應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

　　首先，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目標的同質化。法學教育的核心，最首要的就是必須明確法學教育的目標是什么。能否準確定位法學教育的目標，直接關系著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標準、培養規格、培養方式、培養過程等具體方面的定位，進而影響到邊疆民族地區法學教育的發展方向[3] 。然而，邊疆民族地區許多高校依然將法學教育的目標定位為通識教育或者培養學者、教授的研究型教育，忽視了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和發展的現實需求。法學特色學科 (專業) 的建設應當契合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不應當以“高、大、全”為目標追求，而應當重視培養過程的質量，提高其研判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4] 。不可否認，邊疆民族地區國民法治素質的整體提升仍離不開通識教育和素質教育，但對于能夠處理和解決邊疆民族地區糾紛的法治人才，如果缺乏以法治實踐為導向的職業化培養過程，那么其在面臨復雜的糾紛時往往會束手無策[5] 。邊疆民族地區培養法治人才的目標，不僅需要考慮以現代知識體系為基礎建構起來的法規范思維的培養，而且也需要深入掌握邊疆民族地區的民族習慣、宗教信仰等地方性知識，使現代知識體系和地方性知識有效結合，形成解決糾紛的多元化格局，以應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實踐。

　　其次，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內容的同質化。近年來，我國邊疆民族地區高校在法治人才培養方面也做了許多有益的積極嘗試，但由于當前的考核評價機制、專業 (學科) 排名、融入法學主流的愿望以及培養成本高等因素的制約，邊疆民族地區法學教育的特色往往被淹沒在主流學科建設的浪潮之中，使法學教育的內容出現了嚴重的同質化和形式化。例如，邊疆民族地區有的高校雖然開設了民族法學的課程，但具體的教學工作往往由不具有相關知識背景和積淀的老師承擔，使得教學的內容與民族法學無關，甚至將民族法學的課程開設成了法理學或法社會學，難以有效滿足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使民族法學的課程設置流于形式，背離了開設民族法學課程的初衷，進而使之得不到重視，甚至被邊緣化。再如，2015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民委聯合發文，明確要求著力改進民族地區民漢雙語法官短缺的問題，以此保障邊疆民族地區公民使用本民族語言進行訴訟的基本權利。但由于邊疆民族地區高校的師資條件、生源族別、語言能力等方面的差別，因而只有在使用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朝鮮語等教育體系比較完整的地區才具有培養全日制雙語法治人才的能力，除此之外的絕大部分地區都難以進行全日制培養[6] ，這也導致雙語法治人才的培養難以全面展開。

　　最后，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國際化培養的同質化。在一帶一路的戰略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與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越發突出，不僅要求法治人才具有維護民族團結的本土化知識，而且也需要具有維護國家利益和減少交往交易風險的國際視野和知識。但目前包括邊疆民族地區在內的高校，在法治人才國際化的培養方面依然以西方的話語體系為主導[7] ，使國際化法治人才的培養呈現明顯的“單向性”，過于強調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話語體系之中，使法治人才培養的國際化變成歐美化，強調超國家利益的“世界公民”和“全球化意識”[8]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這種單向性的國際化并不能有效維護邊疆民族地區的國家利益，不可能具有實效性。因為，一方面，邊疆民族地區涉外法律事務面臨著沿線國家或地區迥然不同的法律體系、法律傳統、法治環境以及差異較大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和風俗習慣。例如，當前以WTO國際貿易規則為標準培養的國際化法治人才，由于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并未加入WTO，難以為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貿易提供法律支持[9] 。另一方面，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標準培養的國際化法治人才，最終可能成為西方法治價值的倒灌者，盲目崇拜西方的法治觀念，不理解中國法律文化的精神內涵以及中國在世界法治格局中的地位，背離了中國法治的實踐和需求[10] 。因此，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國際化既不是為了培養以西方價值觀為目標的法治人才，也不是為了培養具有一般國際化視野的法治人才，而是需要培養能夠解決邊疆民族地區對外交往所需的法治人才。

　　三、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

　　在內涵式培養的要求下，法治人才的培養首先需要根據客觀環境與自身情況，明確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明確應當教什么以及怎么教的問題。法律是實踐的藝術，法學教育的目標在于培養有 “法律頭腦”的人，而“法律頭腦”的養成實質上是法律的實踐化，應以現實問題 (主要是案件)的解決為導向，以法律實踐過程為手段培養其職業素養，形成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11] 。事實上，各國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總是根據本國的實際需求應時而變，例如，德國早期的法學教育是以培養法官為標準來設計的，但隨著全球化、國際化、信息化的出現，從2003年開始，其培養目標就逐漸從單一的“法官”培養轉向多元的法治人才培養[12] 。同樣，我國法治人才的培養不能全盤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應當兼收并蓄并以法治建設的實際需要為目標追求。

　　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有著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從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角度而言，我國邊疆民族地區與周邊14個國家接壤，有著極其復雜的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也是西方反華勢力最容易滲透的地區，并與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暴力恐怖勢力交織在一起，嚴重威脅著我國的國家安全與公共安全，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治理構成嚴重的挑戰;從價值觀的角度而言，我國邊疆民族地區有著獨特而多元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與現代化的知識體系和治理觀念存在或多或少的抵牾;從違法犯罪的角度而言，邊疆民族地區尤其是西北和西南邊疆民族地區，跨境犯罪、毒品犯罪、暴恐犯罪、走私犯罪、拐賣婦女犯罪以及相關犯罪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不僅危及邊疆民族地區的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也嚴重危及邊疆民族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身心健康。從國際貿易和民間交往的角度而言，邊疆民族地區的跨國婚姻、跨國貿易、跨國民商事交往呈現頻繁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治理的復雜性。因而，邊疆民族地區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一個包括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等多種元素在內的綜合概念，也正是這一綜合性的特點凸顯出了邊疆民族地區在現代化治理過程中的復雜性和特殊性。

　　作為邊疆民族地區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方式的法治，必須契合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應以法治實踐為導向，著眼于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既不應當以同質化或大一統的模式為其目標追求，更不應當陷入西方話語體系主導的治理模式之中，而是應當增強法治人才維護國家利益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高校尤其是邊疆民族地區的高校在培養法治人才方面應當以服務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建設為出發點，其培養目標也應當符合邊疆民族地區復雜的法治實踐和需求。美國著名的法學家龐德提出“行動中的法律”，指出了法治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方向，不能將其只作為口號或標簽[13] 。邊疆民族地區“邊疆”和“民族”的特性，對于法治人才培養目標的確定具有基礎性地位和決定性作用[14] 。因此，鑒于邊疆民族地區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不應單純定位為素質教育和通識教育，而應以實際需求為導向將目標定位為具有特色的應用型、復合型的職業化法治人才培養。

　　由于邊疆民族地區特殊的法治實踐和需求，其職業化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并不完全同于甚至高于其他地區職業化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這一目標表面上與邊疆民族地區經濟欠發達、文化教育相對比較落后的實際情況之間似乎存在一定差距。然而，并非如此，邊疆民族地區雖然在地理意義上屬于末端，但在全球化時代，不應將邊疆民族地區僅作為一種地理概念來理解。因為，在全球化時代和一帶一路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的核心在于國家利益，其關乎的是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國家戰略、國際交流交往等國家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15] 。因此，事關國家根本利益和核心利益的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更需要職業化的法治人才，而不能因為經濟、教育的不發達，以及在地理空間上處于邊緣就降低了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換言之，在全球化和一帶一路背景下，通識教育和素質教育對于邊疆民族地區至多具有普法和提升整體法治素養的作用，但并不能滿足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具有特殊性、多樣性和復雜性的實際需求。例如，在湄公河案中，案件的承辦人不僅要懂緬甸語、泰語和少數民族語言，掌握中緬泰三國的相關法律和國際法，而且需要了解跨境地區的風俗習慣，還需要在談判中維護國家利益并爭取案件的管轄權。因此，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必須根據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需求來確定，確立以法治實踐為導向的職業化法治人才的培養目標。

　　四、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路徑

　　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直接關乎著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的實現。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必須走內涵式的發展道路，在強調法學基礎教育的同時，也需要凸顯邊疆民族地區的培養特色并提供相應的支持和保障，才能確保法治人才的培養能真正滿足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

　　(一) 內涵式培養的路徑選擇

　　一是以民族團結教育為先導。邊疆民族地區具有復雜的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尤其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已成為對外交往和開放的重要前沿和發展的新增長點，同時該地區也是西方國家長期博弈的重點地區，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以及暴力恐怖主義犯罪等三股勢力的交織，境外反華勢力的滲透，風格各異的大陸法系、伊斯蘭法系和英美法系并存，這種前所未有的復雜格局不僅要求法治人才具有良好的法律素養和完善的法律知識結構，而且還必須要求法治人才具有維護民族團結為先導的觀念。因為，我國的歷史經驗表明，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只有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廣泛開展民族團結教育，才能在各民族之間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16] 。因此，民族團結教育應當在尊重民族特點的情況下，培育法治人才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將其融入到高校的日常管理、課程設置、課堂教學、實踐活動以及校園文化建設的各項工作中，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常態化機制，提升培養的實效性[17] 。通過對法治人才的民族團結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與民族團結有效結合，促進民族團結，強化國家認同、政治認同和民族認同，避免思想波動，自覺抵制各種不良思想的侵襲，成為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合格法治人才。

　　二是以國家制定法為主，民族習慣法為補充。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以國家制定法為依據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培養是其必然的邏輯前提，也是法治現代化應有的題中之義。但邊疆民族地區的人民在長期的生活中逐漸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國家正式法律制度的解決糾紛和交往的習慣法。在馬克思看來，“民族習慣法是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依靠自身內動力驅動并內化為人們自覺的行動準則，其至少具有維系本民族存在及完整、保障社會秩序和成員利益、構成和補充成文法、節約社會治理成本的功能[18] 。”許多民族習慣法與國家的正式法律制度有著相同的價值取向和目的追求，可以有效地補充國家制定法存在的不足。例如，邊疆民族地區對山川、河流、森林、動物都有著特殊情感，都注重他們賴以生存的生態安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對生態環境形成了國家正式法和民族習慣法的二元保護格局。因此，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既要重視國家正式法的教育與實踐，也應重視民族習慣法在社會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當然，由于邊疆民族地區習慣法的形成既有居住地的自然環境、生產生活方式、社會歷史等客觀原因，也有民族禁忌和宗教等主觀原因[19] ，其可能會與國家正式法律制度之間存在差距或沖突。例如，在藏族和蒙古族中存在“賠命價”的刑事習慣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償被害人家屬和限制死刑的適用并化解社會矛盾，但由于其過于強調“以罰代刑”，可能導致國家正式法難以得到運行，對被告人形成雙重處罰并可能株連無辜，并不符合現代刑事法治的要求[20] 。因而，在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過程中，國家正式法依然是現代法治的核心，雖然不能忽視民族習慣法所具有的補充功能，但也不能過度夸大民族習慣法的作用，更不能用民族習慣法取代國家正式法，而是應在國家正式法的主導下積極引導人們合理運用民族習慣法。

　　三是雙語教學和實踐實訓的法律教育同步開展。早在1991年國務院發布的 《關于進一步做好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報告》 中就指出：“以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有條件的應當采用少數民族文字的課本，并用少數民族語言授課，在適當年級增設漢語文課程，實行雙語文教育，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但由于受到我國邊疆地區的民族語言種類繁多、師資力量匱乏、經費支持和保障力度不足等因素的制約，導致客觀上不可能在所有地區開展雙語法律教育。因此，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雙語法律教育應當根據各地的客觀實際情況有的放矢地開展。對于教育體系比較完整的民族集聚地區，不僅可以開展系統化的雙語法律教育，還可以通過實踐實訓進一步提升運用少數民族語言的能力。例如，我國針對維吾爾族、藏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和朝鮮族，不僅采用了雙語編寫法律教材，也具有開展民漢雙語法律教育的能力和條件[21] ，在法治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應當統一開展全日制的雙語法律教育，同時在高校漢雙語教育的基礎上也應讓學生到實務部門通過實踐實訓的方式鞏固和提升運用少數民族語言的能力。對于教育體系不完整且少數民族比較多的地區，幾乎不可能開展統一的全日制民漢雙語法律教育。例如，在云南有世居的25個少數民族且大部分教育體系不完整，針對這種情形，可以開展“訂單式”的教育和培訓，根據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培養。對于這種 “訂單式”的培養，單純通過高校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在高校和實務部門之間進行深度的交流和合作才可能實現。有少數民族語言培養能力的高校可以根據實務部門的實際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小規模的雙語法律教育，高校也可以根據培養需求將學生送往民族地區的實務部門進行實踐實訓，讓學生在實踐實訓中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在高校和實務部門之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互補格局。

　　四是本土化與國際化法學教育的同步推進。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不僅需要了解國內法和民族習慣法，也需要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法律和習慣有所掌握，才能在對外交往合作和投資貿易中避免不必要的風險。例如，“在對外貿易投資方面，雖然走出去的企業都知道要了解所在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維護企業的對外投資利益，但大部分地區高校的法學教育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和培養的法治人才是明顯滯后于實際需求的[22] 。”邊疆民族地區作為一帶一路的前沿陣地和重要門戶，其要求法治人才必須具有國際化視野，并且這種國際化視野不是以西方國家的法律體系為模本，而是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體系為學習和研究對象。但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律體系差異大，風格迥然不同，單靠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是難以實現對法治人才的全方位和全覆蓋培養的。因而，一方面，東部發達地區高校不僅應當將部分重心轉移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法治人才的培養上，而且也需要與邊疆民族地區開展深度交流與合作，而不是將重心和注意力全部放在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法治人才培養上。另一方面，邊疆民族地區高校乃至東部沿海地區高校應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展交流和合作，有針對性地培養熟悉沿線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專門人才，而不應當將合作的重點完全放在與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地區或國家高校的合作和交流上。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不能盲目以培養符合西方國家法治話語體系的法治人才為己任，而應當著眼于全球，注重培養服務于邊疆民族地區實際需要的法治人才，這才是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國際化的出發點和歸宿[23] 。

　　(二) 內涵式培養的路徑保障

　　一是政策支持和經費保障。國家必須有相應的政策支持和經費保障，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內涵式培養才有實現的可能。近年來，國家雖然也加大了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法治人才培養的政策傾斜和支持力度，但相較于東部沿海地區而言，對西部地區諸多高校法治人才培養的支持力度還不如發達地區一所高校的支持力度，其扶持和資助的重心依然在東部沿海地區的傳統法學學科上，這也使得對法治人才的培養依然停留在傳統法學學科上。在這種培養模式中，邊疆民族地區的許多高校也將法學教育的重心集中到傳統法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上，但無論是從支持力度和人才結構還是從評價機制而言，邊疆民族地區的高校必然不具有太強的競爭力。不可否認，雖然傳統法學學科在整個法治建設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許多重點支持的學科和項目更多只是體現出了其同質化的特點。因此，這種忽視實際需求的法治人才培養模式，一方面導致東部沿海地區的高校不太可能專門投入太多的力量去培養滿足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所需的法治人才，從而也就難以為邊疆民族地區輸送從事相應法律教學研究和司法實務工作所需的法治人才。另一方面也導致邊疆民族地區的高校不愿意把有限的教育資源集中在特色學科的培育與發展上，缺乏培養有特殊需求法治人才的原動力。因此，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需要國家加大政策和資金的支持力度，解決法治人才培養外部輸入和自身動力不足的矛盾和困境。

　　二是學科排名應注重特色評價。一般而言，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只有根據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需要并發揮特色學科的優勢，才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一席之地[24] 。筆者曾對國內近50 所高校法學學科的排名做過統計，目前法學專業的學科評價體系主要取決于在三大刊 (《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法學》 《法學研究》) 和法學類核心期刊 (CLSCI) 的發文數量、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立項數量以及獲得省部級以上科研獎勵的數量，法學專業 (學科) 的排名基本上與上述指標呈現正相關關系。雖然其他因素如培養過程的質量 (學生的就業率以及學生的滿意度)也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但總體上依然是以科研為導向的評價體系，學科特色在評價的權重中基本被忽略。有學者指出，以突出科研為導向的法學專業排名的評價機制，是強化法學教育同質化的催化劑，扼殺了法學特色專業的發展[4] 。因而，為了使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契合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實踐和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應當鼓勵和支持法學特色學科的發展。籠統地以科研為導向來評價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人才培養，不僅使邊疆民族地區的法學學科排名處于墊底的狀態，而且也會嚴重挫傷到邊疆民族地區高校培養特色法治人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為重要的是，以科研為導向的評價機制既不符合內涵式培養法治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實踐。因此，對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法學學科的評價，在注重科研的同時，應當加大特色學科在整個評價體系中的權重，對東部沿海地區高校和邊疆民族地區高校的評價側重點應當有所不同，激發各自的不同培養優勢，避免因特色得不到重視而被邊緣化，形成以科研為導向和以實際需求為導向的二元評價機制。

　　三是優化教師隊伍的師資結構。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教師隊伍的師資結構直接影響著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培養的內涵式發展。如果高校不具有熟悉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實踐的師資隊伍，那么是不可能培養出符合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實踐的法治人才的。因而，邊疆民族地區高校應當根據邊疆民族地區的法治實踐的需求優化師資結構。第一，在人才引進方面，邊疆民族地區高校在引進人才時，不能競相模仿東部地區高校引進人才的模式，對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海歸人才情有獨鐘，卻忽略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與發展的實際需求，而應當適當引進真正熟悉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實踐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策和法律的法治人才，為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的培養以及法治建設提供智力支持。第二，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教師和學生的互動交流與合作。近年來，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部分高校正積極嘗試與沿線國家高校、司法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例如，云南大學與越南河內法律大學建立起穩定的合作機制，與南亞國家建立了“中國-南亞法律人才培訓基地”。第三，推進高校與實務部門的深度合作。在邊疆民族地區尤其是邊境地區的實務部門中，有的法官、檢察官既熟悉跨境民族的語言、民族習慣和生產生活方式，又熟悉國內法，還熟悉接壤國家的法律和語言，高校可以聘請他們到高校充實教師隊伍，在教學中現身說法;高校也應選派教師到邊境地區的實務部門進行科研活動并實際參與具體的司法實踐。除了與邊境地區的法院、檢察院合作外，高校也可以與邊疆民族地區的律師事務所開展合作。例如，為了適應一帶一路發展的需要，許多律師事務所已經將業務范圍瞄準沿線國家，部分已經在沿線國家開設了分所，高校可以聘請部分理論扎實和經驗豐富的律師到校開設實踐實訓課程，高校教師也可以到有相應業務的律所兼職。總之，要根據邊疆民族地區法治建設的實際需求來優化高校教師隊伍的師資結構，是邊疆民族地區法治人才內涵式培養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