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獨立體育仲裁制度的建構

　　摘 要: 良好的法治環境是競技體育發展之必需。我國體育法制建設缺位、法律規范不明確、法治化解決渠道不暢通，制約了體育行業的良性發展。仲裁是一種最有活力的解糾手段，是競技體育發展中必備的一種新興有效機制。我國至今不存在獨立外部仲裁機構。體育產值作為一種強大社會經濟支撐力量逐年增加并成為國內生產總值顯著成份的同時，糾紛解決機制的缺位勢必影響到體育產業化的高速進程。在對域外法治國家相關體育仲裁制度探析研究后，我國應借鑒并建立契合中國特色的獨立體育仲裁委員會及其仲裁規則，以滿足體育糾紛解決機制及保障糾紛當事人權益的需求。

　　本文源自張巖晶，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 發表時間：2021-05-27 《體育科技文獻通報》雜志，于1993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11-3262/G8，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文獻綜述、簡報、專題研究等。

　　關鍵詞: 糾紛解決途徑; 國際體育仲裁院; 加拿大體育糾紛解決中心; 獨立體育仲裁

　　前言

　　在體育行業領域我國還不存在獨立的外部仲裁機構。運動協會內部仲裁委員會由于它身份的隸屬性而無法合理地保障糾紛當事人尤其是俱樂部及其運動員的合法權益。《體育法( 2016 修改) 》( 下稱《體育法》) 規定的社會體育及學校體育糾紛屬于一般民事領域的糾紛，而不在本文的考慮范圍之內。本文所述的體育糾紛專指競技體育糾紛。在對 CAS 及 SDRCC 等域外仲裁機構進行探析之后，發現其對我國在建構獨立外部仲裁機構的道路上具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1 我國體育糾紛解決途徑之現狀

　　1. 1 內部解決途徑: 行業協會仲裁委員會

　　美國《經濟學百科全書》將行業協會定義為: 為達到共同目標而自愿組織起來的以非營利為目的同行或商人的團體。學者陳凱將行業協會的特點歸納為公益性、自愿性、非營利性、行業性和中介性。行業協會的誕生有它的歷史原因和必然性。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包攬所有社會事務，這體現在社會上的各個領域包括體育行業。體育管理實行舉國體制，運動員享受國家待遇，體育場地及器械屬于國家財產。這促進了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個別體育項目與其他國家相比達到了領先的水平。原計劃經濟已無法滿足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要求，體育領域高度的行政化也與當今世界體育發展趨勢格格不入。因此改革開放后，我國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職能轉變，社會事務全方位的掌控這種職權格局也轉為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共同管理，行業協會等社會團體形式的組織便開始誕生。體育行業開始走向市場，體委始探索體育行業的協會制和俱樂部化，將管理權限下放于相關單項體育協會。

　　原屬政府的社會事務管理權能由社會團體等組織開始享有，但這些組織仍具有一定的公權力性。根據盧梭的權力來源理論，國家乃至政府權力來源于國民的私權讓位。以中國足協作為常設辦事機構的管理中心為例，它也是國家體育總局的直屬事業單位。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超高行政化色彩過去阻礙著體育事業的自治化、市場化和協會化。2017 年1 月5 日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正式被注銷，體育事業始走向市場，政府職權分化為社會職權，但變異協會的“行政遺傳”基因，一系列行政“副產品”并沒消失。2017 年新修中國足協章程第三條規定，根據法律授權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國足球事務。第十一條規定，預申請協會會員的要做出接受中國足協仲裁委員會和國際體育仲裁院的管轄和不將國際足聯、亞足聯和本會章程規定范圍內的爭議訴至民事法庭等排他性承諾。四十五條規定，其紀律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是本會的常設委員會，是本會的分支機構。據第六十三條，其經費其中之一來源于財政補助。雖運動管理中心已脫離足協，但其高度行政化和管轄權獨吞格局并沒改善。尤其內部仲裁機制的排外化，在微觀上使職業運動員不得不接受會內的強制性管轄權，而在宏觀上更是無法將外部解糾機制如仲裁及訴訟納入到內部仲裁委員會。可見，各單項運動協會并沒有完全脫離政府管理而實現應有的自治，協會內部仲裁委自己審自己這種不公不正現象仍無法得到外部的審查，單項協會俱樂部、運動員及裁判員的相關權益將無法得到體面的保障。

　　1. 2 外部解決途徑: 外部仲裁與訴訟

　　1. 2. 1 外部仲裁

　　縱觀域外的糾紛解決機構，與其他解糾機構相比體育仲裁制度無論在仲裁效率、仲裁方式和仲裁范圍上都表現出公正性、合理性、優越性和高效性。仲裁是指平等主體之間在爭議發生前后達成協議將爭議提交給第三者，由第三者以其專業領域相關知識并根據法律給予居中裁斷同時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解糾程序。在大部分體育行業權利保障體系發達的法治國家乃至在世界范圍內都存在著外部仲裁委員會并受理運動員之間、運動員和俱樂部之間、協會與其會員之間的糾紛，甚至是受理上訴審的爭議。我國《體育法》( 2016 修改) 第三十二條規定了在競技體育活動中發生的糾紛，由體育仲裁機構負責調解和仲裁，并且規定由國務院制定仲裁機構的設立辦法和仲裁范圍。而在我國目前并不存在專管體育糾紛的體育仲裁委員會，也不存在體育仲裁領域的法律法規，專門領域的仲裁法律也只有《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因此由體育協會針對其會員和運動員做出的管理型決議包括停賽、罰款決議只能提交到協會內部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就像上文所述，這種內部仲裁委由于缺乏獨立性和公正性并不是帶有準司法性質的仲裁委員會，其與傳統意義上的仲裁庭更是大相徑庭。

　　1. 2. 2 司法訴訟

　　一般包括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學者們將體育糾紛分為四個種類: 競爭性體育糾紛、管理型體育糾紛、合同型體育糾紛和保障型體育糾紛，這四類糾紛依次納入到上述三種訴訟程序當中。有學者否認前者，認為我國體育法是新興的獨立部門法，體育糾紛當中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為不同于傳統法律關系的新的體育法律關系。而即是上述這兩種說法合理，現有的司法權也很難涉入到日益多樣的體育糾紛當中并舉步維艱。當體育糾紛來源于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法益的侵害上并達到起訴標準，這種體育糾紛便可以納入到刑事訴訟當中，這即包括嚴重侵犯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和協會官員的腐敗行為，還可能是侵犯體育知識產權的行為。除此之外的糾紛包括學者們提出來的競爭性、管理型、合同型等糾紛雖也可納入到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然體育行會針對會員以及運動員起訴到民事法庭等行為一般采抵制態度，原本可納入到行政訴訟的案件如長春亞泰狀告足協，最終也都被法院不予受理而收場。不予受理體育糾紛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很多學者認為體育行會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理應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人。因為，大多數體育糾紛具有高度專業性和及時性，司法不宜過多地干涉到體育糾紛當中，這不僅挑戰法官個人的體育知識掌握程度，同時挑戰訴訟的久拖性。然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線，其難以介入到體育糾紛這一現象也應值得我們沉思。

　　2 體育仲裁制度構建的必要性

　　據上文，我國還并未建立體育仲裁制度。這體現在體育仲裁委員會的空缺，還體現在體育仲裁相關規范性文件的空白。需不需要構建獨立體育仲裁制度? 答案是肯定的，其原因如下。

　　2. 1 立法之法律體系的完善

　　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其制定主體的屬性決定著法律至高無上的性質。首先是因為國民需要依賴相關的法律以規范普遍并持續同時具有經常性的生活上乃至社會上的行為，因而調整對象及調整方法需要明確。社會關系只有能夠上升為法律關系，社會才能發展得井然有序，被破壞的正義才能在事后被矯正以恢復正常的社會關系。其次，法律的發展永遠滯后于社會的發展，這一現實能否被接受完全取決于其落后程度。由于法律是人制定的，而人雖然可以根據客觀發展規律適當地“預測”未來發展趨勢與走向，但人類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具備著“預見”未來的超能力。真正意義上的超前的法律是不存在的，但可存在落后的法律，這不僅在某個具體應有法律的缺失，也在整體法律體系的缺陷上。當法律的缺失已嚴重地反作用于社會發展，據現代國家法治完善的要求，須盡快制定體育仲裁相關法律或規則以完善立法體系。

　　2. 2 準司法中的無法可依

　　有法可依才能有法必依。現代法治國家普遍強調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設，并宣揚要積極運用非訴訟機制解決糾紛，我國也不例外包括民事領域中調解、仲裁制度及刑事領域中的酌定不起訴、和解不起訴等制度的建設和完善。然我國現有的相關機制還存在缺失，在各種解糾方式之間銜接與聯動的立法還明顯滯后。協會下屬的內部仲裁委可以根據協會章程，法院可以根據相關程序法解決爭議。但仲裁領域并無規則可依據，這一現實無法滿足國民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途徑之需求。

　　2. 3 內部仲裁與司法干涉的局限性

　　各單項體育協會內部仲裁委的裁決與法院的司法干涉有它們自身的優越性。內部仲裁委員會由于其成員具備著超高的體育專業知識理論與實踐的掌控度，同時與糾紛雙方當事人具有緊密的關系因此在案件審理過程當中滿足了親歷性; 法官由于掌握著專業法律知識同時又具備著多年審判經驗，因此可以其智慧和良知不偏不倚地給予審判。然而根據本文第一部分的闡述可知，內部仲裁委與法院處于兩極分化的地位，內部仲裁委的優點法院永遠無法具備，法院的優點內部仲裁委也永遠無法具備。這讓我們不得不思慮要不要走一條中間路線，而外部仲裁委員會恰好可以同時兼備兩者的優點。

　　2. 4 與國際上法治國家相接軌

　　大多數法治國家存在外部體育仲裁庭，在世界范圍內存在國際體育仲裁院。因此在體育領域設立一個居中的仲裁委員會以及時高效地解決體育糾紛是一個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在法治領域中的全球化也愈發得到世界各國的共鳴。比如《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 紐約公約， 1958) ，加入本公約的各國可互認對方國家仲裁機構的裁決，這體現了法治全球化。中國是公約國，如也建立了體育領域的仲裁機構，則域外國家就可承認我國體育仲裁裁決并產生域外效力，利于維護我國體育仲裁機構尊嚴，更利于我國法律制度的域外“移植”使得外國能夠借鑒我國先進的仲裁制度。

　　3 域外體育仲裁制度分析

　　3. 1 國際體育仲裁院( CAS)

　　1981 年國際奧委會( IOC) 主席胡安·安東尼奧·薩馬蘭奇預設對體育糾紛具有管轄權的解糾機構。在國際奧委會出臺內部解糾規則的同時，1984 年國際體育仲裁院( CAS) 成立。 CAS 屬于國際奧委會的內部機構，不管是財產上還是組織上都算不上是個獨立的仲裁機構。為扭轉局面，1994 年國際體育仲裁委員會( ICAS) 成立并開始管控 CAS 運行和財產。它作為一個獨立的仲裁機構受理奧運會競技體育糾紛。所有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 IFs) 普遍承認了 CAS 的管轄權，不僅是因 CAS 具有機構獨立性，更重要的是其內部存在著不同的救濟途徑。筆者調查，CAS 不僅有仲裁程序( Arbitration) 還設有調解程序 ( Mediation) ，仲裁程序可分為普通程序和上訴程序。不僅如此，ICAS 還設立了兩個永久性的派出法庭即特別法庭( Ad hoc Division) 和反興奮劑法庭( Anti - doping Division) ，在奧運會舉辦期間設立在臨近舉辦地點，由此給爭議的雙方提供巨大的方便。然而當事人預將爭議提交到 CAS 是有前提條件的。首先雙方當事人之間必須具有同意提交到 CAS 的仲裁協議，這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仲裁庭仲裁規則規定了用盡內部救濟原則，即申請人預將 IOC、Ifs、國家奧委會( NOC) 、奧運組織委員會( OC) 的決議提交到 CAS 的，必須先行按照上述協會或組織內部章程或規則規定的救濟途徑先行走完內部救濟程序，除非運用內部救濟程序所需要的時間超過 CAS 規則所規定的提交仲裁的時間，以至于上訴至 Ad hoc Division 的行為是無效的。另外，作為瑞士本地的仲裁機構，CAS 所做出的裁決可以上訴至瑞士聯邦最高法院。然而從 2012 年起瑞士最高法院所受理的 7 個由 CAS 做出的裁決當中只有 1 個裁決被否決，其余都以失敗告終，因此法院很難干涉到 CAS 的裁決的效力上。

　　3. 2 加拿大體育糾紛解決中心( SDRCC)

　　CAS 是國際層面上的仲裁機構，尤其是與奧運會有關的糾紛或者糾紛涉及國際運動員( International Athletes) 的 CAS 具有專屬管轄權。我們需了解國家層面上他國的優良的機構及制度設置現狀。考慮到這一點，加拿大體育糾紛解決中心 ( SDRCC) 作為一個先進的仲裁機構需要我們注意。SDRCC 由加拿大聯邦政府成立，并由加拿大《促進體育活動和運動法》授權其制定相關的規則，即《加拿大體育糾紛解決法典》( 下稱《法典》) 。雖然此項規則并非由加拿大聯邦議會制定的法律，然作為國家層面上最高的替代糾紛解決機構，SDRCC 對于事關體育的糾紛具有普遍的管轄權，得到加拿大體育總部( Sport Canada) 之財政補助的國家體育組織( NSO) 一旦是作為被提交到 SDRCC 的 一 方 當 事 人，更 應 嚴 格 遵 守 SDRCC 的 規 則。 SDRCC 不僅制定法典并接受體育糾紛，而且它還履行一定的教育職能。調查 SDRCC 官網后發現，它除了受理《法典》所規定的體育糾紛，還對運動隊選拔、體育補助候選、興奮劑和體育組織管理型處分等糾紛所涉當事人進行引導以免不必要的仲裁申請，因此是非常人性化的。《法典》第 3. 1( a) 條設置了三種解糾途徑，即糾紛輔助( RF) 、調解( Med) 和仲裁( Arb) 程序。其中糾紛輔助和調解的結果( settlement agreement) 不具有強行效力。第 4. 3( a) 條規定，雙方當事人預想要直接提交仲裁庭的則必須事先經過至少 3 小時的糾紛輔助程序、接受輔助員的指導并致力于糾紛的解糾。SDRCC 的管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從第 1( mm) 條、2. 1 條和 3. 1 條可以總結出，只要涉及體育方面的糾紛在當事人之間存在協議的情況下都可以由其管轄，甚至是加拿大體育道德倫理中心( CCES) 根據反興奮劑計劃( CADP) 做出的對于運動員的制裁決議也是如此，除非仲裁庭根據自由裁量權認為 SDRCC 不適合管轄相應的糾紛。體育組織或協會更是不應該在其內部章程或規定中排除 SDRCC 的管轄權，這是無效的。所有 SDRCC 的糾紛解決程序在通常情況下通過電話會議舉行，但根據雙方當事人的同意也可以書面審、視頻審、庭審或者以這些方式的組合形式進行審理以此體現它的快捷、高效性和隨意性。

　　雖然 SDRCC 的管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如上文所述。然其仲裁庭審查范圍、審查標準以及舉證規則是非常明確和嚴格的，并且一旦當事人選擇將爭議提交于仲裁庭，那當事人不得不根據《法典》的強制性規定放棄將爭議同時提交到國內其他仲裁機構和法院。如果當事人在輔助程序或調解程序中并沒能夠解決糾紛，則爭議將被移送到仲裁庭，而仲裁庭必須遵守《法典》關于審查范圍和審查標準的規定。仲裁庭只能審查體育組織根據內部章程所規定的標準( criteria) 做出的決議是否是“合理的”，即審查據以做出的決議是否是惡意、武斷或歧視性的，而無法直接針對這個標準做出“合法性”審查，更不能用自認為是正確及合理的標準替代原先體育組織的相關標準。一項標準只要是按照加拿大體育總部的標準所制定的，那么仲裁庭會默認組織的標準是合法合理的，畢竟仲裁庭沒有理由相信自己能夠比體育專家制定出更為準確的標準。只要仲裁庭滿足審查范圍和標準的相關規定，它不僅可以對事實和法律進行廣泛審查，適時還可以進行重新審查( de novo) 。在舉證規則上，《法典》也遵循“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在運動隊選拔和運動員補助糾紛中所采取的是舉證責任的倒置，即在上述兩種糾紛當中被申請人( 也即體育組織) 應該證明其內部章程所規定的選拔標準和據以做出的決議也是合理的，只有這樣舉證責任才能轉移到運動員或運動團隊。與此同時，如運動隊或運動員并沒有針對組織內部標準進行對抗，則上述組織的舉證義務將被豁免。最后，仲裁庭將會根據上述的規則和標準做出仲裁裁決。裁決具有一裁終局的效力，唯獨興奮劑糾紛由于其特殊性( 規定在《法典》的第 7. 1 條至 7. 16 條的特別程序當中) 當事人仍然可以上訴到 SDRCC 的上訴審仲裁庭。涉及到國際水平運動員的興奮劑糾紛甚至是可以上訴到國際體育仲裁院。除此之外，《法典》在特別程序當中針對組織或 CCES 規定了更為嚴厲的舉證標準，本文不再贅述。

　　4 我國體育仲裁制度構建的路徑選擇

　　我國應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借鑒國外仲裁法庭及其相關規則之后依據國情盡快制定相關規則并設置體育仲裁委員會，以滿足當前體育行業的現實需求。從立法體系來看，我國現行有效的仲裁法律有三部，行業性仲裁規則有五部。制定出最高層級的體育仲裁法不夠現實，但可以制定體育領域行業性仲裁規則，并可設立體育仲裁委員會。關于仲裁規則、仲裁委員會及其委員等的設置，可充分借鑒《仲裁法》能夠通用的基本規定。同時需要注意如下幾點:

　　4. 1 獨立性

　　如果仲裁機構不獨立，自己當自己的法官這種荒謬的現象就無法消除。從上文當中也可以發現，獨立性的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一種制度，這迎合了當代經濟發展的需求。單項體育協會內部仲裁委員會由于它固有的缺陷而稱不上是個獨立、公正的仲裁機構，在這種機制中協會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運動員及俱樂部的相關權益便無法得到充分保障。此外，設立初期由于機構設置還處于不完善，在賽事期間可建設基礎通訊設施并主要通過視頻會議進行網絡審核。等時機成熟了也可以設立仲裁委分會。

　　4. 2 管轄范圍

　　仲裁的管轄范圍不宜規定得過于狹窄。從加拿大的《法典》規定也可知其管轄范圍不同于審查范圍和審查標準，前者的范圍明顯廣于后兩者，它幾乎囊括所有與體育有關的糾紛。根據《體育法》，有關第四章亦即競技體育方面的糾紛仲裁委都應具有普遍管轄權，即協會、俱樂部、運動員、裁判員之間的糾紛都可以管轄。至于仲裁委根據相關標準能否給予處分性及確權性的裁決是另外一回事。另外，競技體育行業糾紛具有自身的高度專業性，人民法院不宜過多地干涉，這也應迫使體育仲裁委成為了當事人可訴至的最后一個糾紛解決和權利保障機構( Last Resort) 。

　　4. 3 審查范圍

　　在我國體制下作為一個民間性的獨立仲裁委員會，其只應審查體育協會決議的合理性( 如果糾紛涉及到協會) 并審查協會有沒有嚴格按照內部章程行事，而其不應該具有對組織內部規則的合法性審查，也不應該具有對于組織內部規則的解釋權。同時 CAS 和 SDRCC 普遍遵循當事人用盡內部救濟的原則，因此當事人若未在協會內部仲裁委規則所規定的時限內提交內部仲裁并試圖解決糾紛，則體育仲裁委員會應該駁回當事人的訴求。

　　4. 4 有限上訴原則

　　本文也不提倡所有體育糾紛都可以再行上訴。從加拿大的《法典》規定可知，關于興奮劑糾紛作為一方當事人可以上訴至本中心上訴審仲裁庭。運動員是國際層級的當事人甚至是可以上訴到 CAS。可發現興奮劑糾紛當中的運動員，組織對其做出的決議事關運動員的重大人身及財產權利，對于以參賽作為自己的職業及收入來源的運動員更是如此。因此，本文認為競技體育糾紛若涉及到當事人( 包括俱樂部和運動員) 重大人身及財產權利的，仲裁委都應該給予二次審查的機會并進行重新審查。

　　4. 5 裁決的執行

　　如果裁決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則體育仲裁庭等同于形同虛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 2017 修改) 》的第六章的規定，一般意義上民商事仲裁的強制執行力來源于人民法院的執行保障，這是《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院其中之一的職能。作為行業性體育糾紛仲裁規則作為效力層級較低的規定，在其中能否安排事關當事人人身財產的強制執行條款可能也是不無問題的。在人民法院不宜過多干涉體育仲裁的情況下，似乎由國家體育總局、全國體育總會和國家奧委會來進行保障是比較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