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當代思想政治教育論析

　　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史便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史。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著許多燦若星河的歷史階段，必定具有強勁的生命力源，而絕不是某種虛妄頹廢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現為對民族文化尊嚴的捍衛(wèi)，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現為對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賴，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現為對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們也應意識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復合體，和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一樣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在審視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們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虛無主義，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義。江澤民同志曾經指出，“我們的文化建設不能割斷歷史。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結合時代的特點加以發(fā)展，推陳出新，使它不斷發(fā)揚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礎上的批判與繼承、借鑒與改造、摒棄與創(chuàng)新，用科學方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舊賦新，才能真正實現傳統(tǒng)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當代價值。

　　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意蘊

　　1,“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為當代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豐厚的思想資源。傳統(tǒng)文化歷來強調要以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最高目標，以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為最終目的，始終把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放在首位。這就要求人們必須“以天下為己任、優(yōu)國憂民”。孟子曾明確指出，人要“生于優(yōu)患、優(yōu)以天下”，把個人的修身與濟世為民統(tǒng)一起來。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優(yōu)而優(yōu)，后天下之樂而樂”和顧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更是十分鮮明和精辟地概括了傳統(tǒng)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內核。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深深積淀在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國歷代許多人物和愛國志士，從陸游“位卑未敢忘優(yōu)國”、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成為愛國主義精神的典型寫照。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像一條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滋潤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愛國心田，成為動員和鼓舞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旗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仍然需要弘揚這種愛國主義精神。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教育青年，激發(fā)他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責任心，使他們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努力學習，報效祖國。

　　2,“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為倡導積極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提供了可貴的精神動力。“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國人積極人生態(tài)度的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易經》對這一精神作了經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謂大業(yè)，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說人們應該效法天體之意志，剛健有為、生生不息、不斷奮進，不管遇到何種困難挫折，都要不屈不撓，頑強奮斗。孔子的弟子曾參也十分強調這種精神，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即強調知識分子要有擔當道義、不屈不撓的奮斗精神。這種精神千百年來一直是構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華民族不斷向前發(fā)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中華民族雖然飽經滄桑，歷經曲折，但仍然自強自立、生息繁衍、不斷強大。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更需要這種精神來激勵廣大青年奮發(fā)向上，以積極的態(tài)度投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

　　3,“以和為貴、推己及人”的精神，為建設和諧人際關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和”是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協調和諧統(tǒng)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自身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傳統(tǒng)文化尤其注重人與人、人與集體、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倡導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婦”、“和衷共濟”的和諧關系。孔子特別強調，要從“仁”出發(fā)去愛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和諧人際關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決定事業(yè)成敗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礎。故此他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達到“人和”便無敵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謂的“人和”即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一致，以及統(tǒng)治者與人民之間的協調關系。新的歷史時期，盡管人際關系的內容因時代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改變了，但倡導和諧人際關系、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和睦仍然是我們處理人與人之間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為準則，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應大膽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內核，構建和諧人際關系，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人和基礎。

　　4,“窮則思變、革故鼎新”的精神，為開展創(chuàng)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財富。創(chuàng)新精神是中華民族前進的不竭動力。雖然傳統(tǒng)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進取的一面，但古往今來，中國文化中還有窮則思變、變法圖強的一面。不滿足于現狀，求新求變，不斷變革進取的思想，一直融會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流派競相發(fā)展，社會思想十分活躍。這一思想文化活躍繁榮的局面，促成了中華民族革故鼎新、變法圖強精神的形成。《易經》中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即社會的變化發(fā)展要通過一系列的變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提出“世異必變”的主張，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呂氏春秋》也說“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異時移，變法宜矣。”這些都反映出中華民族的變革精神。中國進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深刻反省近代以來中國落后挨打的慘痛教訓，認為各國皆因變法而強、守舊而亡，因此發(fā)動“公車上書”、“戊戌變法”，力主變革圖強。可見，兩千多年來，窮則思變，困則思改，革故鼎新，變法圖強，不拘泥于舊法，勇于務實創(chuàng)新，構成了中華民族可貴的精神品格。

　　5,“勤勞節(jié)儉、艱苦奮斗”的精神，為開展艱苦創(chuàng)業(yè)教育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勤勞節(jié)儉、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精神財富，也是我們這個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力量源泉。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在求生存求發(fā)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漸形成了以勤儉刻苦、強本節(jié)用、艱苦奮斗、堅忍不拔為鮮明特征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傳統(tǒng)文化中歷來把勤儉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國興邦之本。宋代名儒歐陽修說:“優(yōu)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勤儉對國家統(tǒng)治者來說，表現為勤政于邦，愛惜民力，使民以時，勿做勞民傷財之事。《尚書》說:“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對個人來說，則表現為持家、創(chuàng)業(yè)，一靠勤，二要儉。“歷覽前朝國與家，成由節(jié)儉敗由奢”，這類在人民中間世代相傳的民間諺語、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二、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對傳統(tǒng)文化的挑戰(zhàn)和對策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興衰變遷的積淀，在形成過程中難免帶有時代烙印，具有時代的局限性。因此，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tǒng)的東西未必是合理的積極的。面對日新月異的21世紀，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對新的情況，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徑以及實現目標不免與傳統(tǒng)思想文化產生矛盾和沖突。因此面對變化了的形勢，現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須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深刻反思，積極應對因新舊沖突形成的對傳統(tǒng)文化的挑戰(zhàn)。

　　1.道德化與功利性的沖突。傳統(tǒng)文化對道德過分傾斜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在傳統(tǒng)社會中，道德建設一直處于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個體和社會發(fā)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標。而經濟發(fā)展則讓位于道德建設。目前，傳統(tǒng)文化的泛道德傾向正受到挑戰(zhàn)，經濟與道德兩者的位置出現了轉換，道德不再處于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準也不再作為衡量社會發(fā)展狀況的唯一標準。相反，經濟意識則從附屬地位上升到了主導地位，發(fā)展經濟成為社會生活的中心任務，經濟發(fā)展狀況也成為衡量社會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標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泛道德傾向，把道德絕對化，甚至脫離現實的要求，片面擴大道德的作用，從而造成了道德與現實的二元對立。在中國歷史上就有所謂“利和義”、“欲與理”之辨，個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價值觀念上沒有地位。因此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今天，強調對物質利益關注，必然形成中國傳統(tǒng)泛道德化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功利性的沖突與對立。

　　2.整體性與個體性的沖突。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整體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社會中的一個角色;強調個體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整體是目標，是最高的存在;個人只有在被整體所包攝、消融才有價值可言。這種思想理論在中國封建社會，與宗法關系、等級制度相聯系。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受宗法制度影響和制約，帶有較重的宗教人情色彩。“尊君一敬父一事親”三大原則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網的綱。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發(fā)展、演變，不可避免帶上這樣的“血跡”，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特別是封建統(tǒng)治者為維護其統(tǒng)治對“仁道禮義”做出的種種規(guī)定和限制，使傳統(tǒng)文化的宗法色彩愈加濃烈。由此便形成了一種以壓抑人的個性、否定個體獨立意志為主要特征的家庭本位和皇權主義的政治倫理學說。在這種重視自律和利他的人生理想中，個體的生存需求、發(fā)展需求被忽略了，自我需求、自我滿足、自我實現處于極不重要的位置。當前，個體的生存需求、發(fā)展需求成為人生理想的重要內容，尊重自我、關注自我、發(fā)展自我成為眾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的人生理想，對此，在整合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資源，加強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對傳統(tǒng)文化必須要有一個辯證的認識。

　　3.絕對性與相對性的沖突。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在思維方式上追求“善”。求善的思維則重在制定規(guī)范、形成約定、講究求同。要求眾多的人有一個相同的思維指向，它通常以是否合乎規(guī)范、是否與別人一致、別人能否接受為思維前提，處處遵守外部規(guī)則，重視他人對自己的評價。這種思維方式容易造成個體人格的不鮮明和個體行為的僵化保守。當前，隨著物質生活的日漸豐富，多元的生活也帶來了多元的思維，人們已不再追隨他人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更追求一種個性化、有色彩、有特色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從而形成傳統(tǒng)與現實的對立和沖突。這種思維方式在思想和理論上則表現為推崇絕對主義。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就有過“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統(tǒng)治。民間生活更把綱常倫理、祖宗遺訓，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把這種絕對主義的觀念帶到社會主義新時期，也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上的教條主義態(tài)度。應當看到，價值趨向獨尊某一思想體系時，很容易把它推崇為一種信仰，從而否認其它學說存在的合理性，禁錮人們對新思想、新理論的探索，壓抑人們本來具有的極為豐富的智慧和潛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