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深處內憂外患的困境中。國際上，侵朝和侵印度支那戰爭，使美軍傷亡慘重，并遭遇嚴重財政危機；西歐、日本等國經濟趕超美國，加上在美蘇爭霸中接連失利，使得美國經濟霸權大為削弱；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爭風起云涌，制約了美國政治經濟的侵略和擴張。在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大資產階級驕奢淫逸、經濟危機導致中小資產階級紛紛破產、勞動人民極度貧困；通貨膨脹和失業狀況日益加劇，反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斗爭此起彼伏，抗議、暴亂、槍殺等事件層出不窮，美國社會一片混亂。這一切使得美國資產階級深感人生處處碰壁的苦澀滋味，更使大多數勞動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中；面對危機、失敗和絕境，一種異化、焦灼和恐懼的情緒彌漫美國社會，美國“急需尋找新的經濟、政治和道德方向”。［1］在這樣的氛圍中，充滿悲觀、頹廢和絕望色彩的存在主義思潮應運而生，漸漸滲入美國社會生活及意識形態的方方面面，巴思小說《路的盡頭》即創作于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

資本主義世界中，人們感到集體日趨瓦解，不得不轉而求助于自身，這便是存在主義哲學；它研究孤獨的個人存在，表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危機中人們的心理混亂以及迫切尋求新的出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劃分了兩個存在范疇：自在存在的客觀世界是荒誕的巨大虛無，自為存在是人的意識和自我表現，在永恒變化中否定自我，把自在展現為世界，由此引出了“存在先于本質”的核心理論；自為者被拋入存在，并不知存在的原因，這種環境于他是偶然而荒謬的，他面臨多種自由選擇，選擇的結果就是他的本質。戲仿是后現代主義文學創作手法之一，它通過破壞性模仿，嘲諷模仿對象的弱點、矯飾和自我意識的缺乏之處。巴思戲仿薩特，以小說《路的盡頭》中“神話療法”的失敗來諷刺當時美國社會流行的存在主義思潮。小說主人公雅各布•霍納是20世紀50年代社會危機時期，無聊、空虛、頹廢和悲觀的美國青年的代表。小說中，霍納面對多種選擇和可能，始終無法確定目標，總是無所適從；他一直處于無所作為的身心癱瘓狀態，不相信任何絕對價值，甚至懷疑自我的身份和存在，“在某種意義上，他不是雅各布•霍納：他想是誰就是誰”。［2］這種徹底虛無的心態使霍納喪失自我，出現人格分裂。黑人醫生對霍納的病癥作了“存在主義哲學”分析，并診斷為“在許多情況下不能作出選擇”。［3］為此，醫生向他提出兩種相反的治療模式：理性的教授規則與自由扮演主角方式。第一種模式建議他教授規范語法之類的邏輯課程。強制缺乏目標意識的人進入理性領域，有助于他逐漸獲得客觀穩定性。通過教授語法，霍納明白了規則存在的必然性，否則，人的行為就會喪失依據和方向。但他又認為規則是相對而虛假的，應該破除那些規則；同時，醫生又以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作為治療方案之一，美其名曰為“神話療法”，即自由扮演角色的治療模式，這更多地迎合了霍納長期形成的玩世不恭的存在主義生活方式。于是，醫生鼓勵他按照個人意愿自由行動，不受外界環境限制，可以任意地給自己和別人安排角色、貼標簽。霍納認為，人的存在不僅先于本質，而且反本質；人的本質并不固定，可以改變甚至消失；人的追求毫無意義，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非理性的存在；在實際生活中，他一如既往地設計面具，游戲人生。很快地霍納便卷入與好友喬•摩根夫妻的三角性愛中；他玩弄和擺布身邊的人，并視他們為實驗室里的動物，如稱情人倫妮為“一頭解下了馬具的動物”。［4］終于霍納的戲弄和優柔寡斷招致倫妮流產而命喪手術臺，這一后果徹底剝去了他的種種面具，使他又恢復到以往“絕對不動”的狀態。薩特認為，人總是有一種要超越自身存在的能力和企圖，意識超越自身，通過行動達到企圖的過程即為虛無化的過程；而人只能虛無化自己的處境，從而進行自我選擇，并承擔行為的后果。但當霍納在自由選擇行動中，為提高和保護自我，卻把虛無化強加給別人時，就會造成于己于人的毀滅性后果：情人倫妮的慘死，朋友喬的精神淪落以及自己再次深陷身心的癱瘓狀態。霍納最終意識到他們所承擔的一切角色都毫無意義；存在不僅先于本質，而且有存在未必有本質；人可以隨心所欲地戴上不同的面具，人的本質因而變幻不定，世界也因此成為非理性的荒誕存在，所謂的“神話療法”越來越不適用。巴思也就此否定了當時的存在主義，認為它并不能治療美國社會全面危機時期普遍存在的心理混亂之疾。

與此同時，巴思又以這部小說戲仿和否定了弗洛伊德主義。弗氏提出了非理性的本能論：無意識的本能對人的行為有決定作用，它完全抹殺了意識對行為的調控；以本能論為基礎，弗氏進而提出人的本能受壓抑的壓抑論：一是將痛苦的經驗排除在意識之外；二是防止不體面的欲望進入意識領域，而長期壓抑使人衰弱并導致精神疾病的產生。弗氏立足于生物決定論，用本能、欲望和升華等概念來闡釋各種社會現象的產生和發展，并同社會對立開來；他認為必須通過對本能的壓抑、以犧牲人類性福為代價才能實現社會進步，人類的文明正是被壓抑的本能得到升華的結果；而由于本能得不到滿足，人類普遍地患上了精神疾病。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面對政治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不安，各階層人民內心充滿了憂慮、沮喪和悲觀情緒，精神病發病率日益增高。但弗氏在研究這類病癥時，并未針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而僅從生物決定論出發，歸咎于人的本能受到壓抑。這一理論正迎合了統治階級掩飾不合理制度的需要，更符合具有腐朽沒落思想和悲觀陰郁情緒者的精神需要。比如彌漫于美國社會的頹廢派“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在弗氏反對性壓抑思想的影響下，他們盡情發泄積聚已久的不滿情緒，蓄長發、穿著異類、游戲人生、吸毒酗酒、群居亂交，大肆宣揚性解放。

小說中的霍納就是那一特定歷史時期頹廢派美國青年的代表。他“經常體驗著毫無情緒的日子”，而且“只處于一種毫無意義的新陳代謝之中”，［5］霍納作為人的個性消失了。為了拯救空虛的心靈，他來到海灘尋求性欲釋放，并結識了佩吉•蘭金小姐，兩人沒有愛情，只有男女間的相互慰藉。在學校里，霍納所見所感的全是性，“淡藍色的清晨是一個引起性欲的時刻，學期開始正是引起性欲的季節。在這樣的天氣里，除了向弗洛伊德致敬外，別的什么也干不了”。［6］有了弗氏本能論和壓抑論的鼓舞，人們經常處于精神亢奮狀態，上演著一曲曲別出心裁的“交配”舞。弗氏理論不僅為未婚青年的亂交提供了依據，也造成婚姻家庭中的性混亂。小說中的另一主要人物喬•摩根認為，婚姻不具有絕對價值，如果夫妻不能互相尊重，那就不必維持這種婚姻。而弗氏主張性自由，可以拋棄法律與習俗，以確保真正相愛的人在一起，絕不出于任何道德約束而維持不幸福的婚姻。在這一點上，喬的觀點無疑很符合弗氏的理念。另一方面，喬很重視婚姻關系，認為婚姻的忠實是主觀的絕對條件，夫妻應尊重對方的絕對一切。喬代表著理性和存在，他相信自己的行為理解能力，力圖以理性規范婚姻，重新塑造妻子倫妮，對家庭施加絕對影響。倫妮崇拜并順從喬，刻意模仿喬的理性。當一個人總以別人為參照物，從別人的看法中認識自我時，就會漸漸喪失人格，這便是倫妮在婚姻中的處境。經過婚后五年的調教，喬相信倫妮已經具備了理性，他讓“魔鬼”來進一步考驗倫妮的“忠實”；為此，他不失時機地制造倫妮與霍納相處的機會，結果卻意外使倫妮獲得審視和改變自我進而越軌的可能。在此過程中，弗氏性本能的里比多理論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里比多的驅動力使他們發生了性關系，這是一種純粹的肉欲滿足，喬被戴上了綠帽子。當“忠實”的倫妮理性地向丈夫坦白與霍納的私情后，喬唯一關心的卻是他們通奸的動機，他無法理解非理性的里比多的力量；喬堅持認為任何事情都有原因，為尋求動因，竟然逼迫兩人再來一次“性”，結果致使倫妮懷孕。此時的倫妮對隨意性行為完全認同，并當成生活的一部分；而喬也理性地接受倫妮與霍納兩人的行為，雖不明原因，但喬夫妻比以前更加互相尊重；霍納相信只存在非理性，沒有愛情和穩定的婚姻，只有性欲和沖動。其實，倫妮和霍納都不明白自己行為的動機，倫妮唯一能確定的是要打掉孩子，否則就要自殺，這使從未有過責任的霍納瘋狂尋找醫生為倫妮墮胎，后來找到的竟是曾給自己施以“神話療法”的醫生；喬沒有阻止倫妮冒險手術，導致她死于非命，終為自己至上而極端的理智付出了代價。里比多使性欲得以極大滿足，但未得到升華，因為維持“一種沒有沖突沒有秘密沒有嫉妒的三角關系”［7］是絕不可能的，這一切最終導致了倫妮慘死于手術臺的悲劇，這是弗洛伊德先生不曾預料到的。倫尼之死，既是對喬理性哲學的嘲諷，也是對虛無主義者霍納的致命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