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譯介學可以說是比較文學學科賴以存在的傳統基礎。譯介學是把翻譯的結果作為歷史事實的譯本來進行研究的,而不是作為翻譯的過程來研究,是一種文學研究和翻譯文學研究的新視角。譯介學在我國譯學界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新鮮的概念。“當代譯介學誕生于近年全球文化交融共鑄的大背景,其當代形態的主要內涵是指從文化層面對翻譯作為一種跨語際交流實踐所進行的跨文化研究。”它并不局限于對某些語言現象的理解與表達,也不參與評論其優劣,只把翻譯中涉及的語言現象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加以考察。談到翻譯,就不得不談到作品,但不能只限于作品本身,還應包括作品時代背景、文化差異等。中國的比較文學復興之后,譯介學逐漸被學者們重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由陳??⑺錁耙ⅰ⑿惶煺袢?喚淌詮餐?鞅嗟摹侗冉銜難А分?將“譯介學”設為獨立的一章,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作為影響研究下的“媒介學”的一個分支。

謝天振教授在“譯介學”這一章中,闡述了翻譯與譯介學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明確指出了譯介學與一般翻譯研究的區別,對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現象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探討了翻譯文學的歸屬以及翻譯文學史的撰寫問題,并介紹了翻譯研究在西方的最新進展。謝天振教授在自己的專著《譯介學》中,對譯介學做了更全面的概述:“譯介學最初是從媒介學的角度出發,目前則越來越多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談到翻譯,不得不談到“創造性叛逆”,在方平為謝教授的《譯介學》所作的序言中有過這樣的文字:“‘創造性叛逆’是‘譯介學’所引進的一個命題,作者用專章討論,為我們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概念。談到文學翻譯,立即會想到‘翻譯者,反叛也’這一句來自海外、廣為流傳的名言。翻譯工作者都能體會到這句話的諷嘲口氣而心有不甘。對于以認真嚴肅自勉、把‘信’和‘忠實’看作文學翻譯第一要義的譯者,最怕的就是譯文出錯,而‘錯誤’和‘叛逆’在我們心目中,不分彼此,同樣可怕又可恥。現在作者提出:‘在實際的文學翻譯中,創造性與叛逆性其實是根本無法分隔開來。’并引用了法國專家的論述:‘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的叛逆’。”“忠實”一直是傳統翻譯界的標準。古羅馬時期的賀拉斯就提到了“忠實的譯者”,中國則在唐朝由佛經翻譯大師玄奘提出了“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翻譯標準,到了清末,嚴復先生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標準,也就是忠實原文,語句通順,文字優美,“信”也就是“忠實”,是翻譯的核心。

這種“忠實”不但要忠實于原作的內容,也要忠實于其風格。但是譯者一旦決心要“忠實”于自己的譯著時,就為自己劃了一個無法逾越的圈。在翻譯的過程中,為了“忠實”,對原著亦步亦趨,決不能跨過這個圈子,這顯然是給譯者一個很大的束縛,譯者的地位變得很被動。傳統上的直譯法和意譯法可以說是“忠實”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又都背離了原著。直譯法只忠實了形式卻沒能很好地忠實內容,這種譯文往往晦澀難懂;意譯法很容易理解,忠實了內容,卻丟掉了形式,丟掉了蘊含在形式中的文學價值。作為譯者,首先他應該是個讀者,讀原著的過程,是一種主動的、建設性的過程。每一位譯者都會根據自己的生活背景、人生觀、價值觀等來理解和分析所讀的原著,對原著中的各個形象都會有自己的偏愛、厭惡等心理。而這種主觀性的對原著的理解和闡釋反映在譯作中就是一種“創造性叛逆”。林紓先生是我國翻譯史上影響深遠的人,他在文學翻譯上是“創造性叛逆”的典型代表,他的翻譯觀是“翻譯只是一種將西方小說中反映出來的思想、文化、風俗等展現出來的工具”。林先生本身并不懂外語,他是在別人的口述下來進行翻譯的。但是與其說他是翻譯,還不如說是在創作比較貼切。他的這種翻譯方法很難完全忠實于原著,但是他成功地翻譯了170余種歐美小說。他的翻譯不但對中國整個翻譯界有著深遠的影響,而且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最早提出“創造性叛逆”這一概念的,是法國著名文論家埃斯卡皮,他在《文學社會學》一書中指出“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指語言),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中國的翻譯史由來已久,從佛經的翻譯,到后來中歐、中美接觸頻繁后的英語、法語等的翻譯,無一不滲透著“創造性叛逆”。翻譯是最能體現兩種不同文化的差異的,而最好的譯者應該是能隨機應變地將外國文學譯成本國的人民完全能理解而又不失異國特色的文學。中國的文化積淀很深厚,有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可以在外國文學中找到所對應的,比如大家所熟知的“鳳凰”。在中國文學作品中,“鳳凰”為百鳥之王,鳳凰每次死后,會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其在烈火中獲得重生,并獲得較之以前更強大的生命力,稱之為“鳳凰涅??”。如此周而復始,鳳凰獲得了永生,故有“不死鳥”的名稱。而在西方的神話里,出現了一個相對應的形象“phoe-nix”,叫做火鳥,不死鳥,跟中國神話里鳳凰的形象非常相似,也是可以復活、永生的。所以譯者在碰到這樣的情況時,可以直接拿我們自己文化中的形象對應。而很多時候,中國和外國的同一形象,其所代表的意義卻相去甚遠。例如:杜鵑鳥這一形象,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中,是常用的意象之一。中國古代有個傳說:望帝因為誘惑了自己的大臣鱉泠的妻子羞愧而死,死后望帝化成了一只杜鵑,每年春天哀啼不止,直到口中眼中流下血淚。

所以,杜鵑所代表的意義之一是“傷心欲絕”。還有一個聯想之義就是“永別”,這是因為杜鵑的啼叫聲很像漢語中的“不如歸去”。這兩個是“杜鵑”最常見的意義。中國古典詩詞中常見“杜鵑啼血”、“花落子規啼”、“月落深山哭杜鵑”、“化作啼鵑帶血歸”等。杜鵑的叫聲在漢語文化的人心目中象征著凄涼、憂傷。而“cuckoo”一詞在英文中卻往往是表達一種歡快情緒的叫聲,是悅耳動聽的,通常象征著春天、快樂、萬物更新等含義。比如華茲華斯的《孤獨的割麥女》中有這樣的詩句“Avoicesothrillingne’erwasheard/Inspringtimefromthecuckoo-bird”(杜鵑的歌喉怎及她婉轉,當它們在春日縱情啼轉)。他還專門寫有一首TotheCuckoo全詩洋溢著欣喜歡愉的情緒。在詩中,他將杜鵑稱作“blithethenew-comer”(快樂的新客)和“blessedbird”(幸福的鳥兒)。由此可見,“杜鵑”在漢語文化中的象征意義和“cuckoo”在英語文化中的象征意義是完全相反的。雖然明知是相反的,但是因為中國也有這個形象,所以以前的譯者還是直接拿了漢語中的杜鵑等同于英語中的“cuckoo”。但是也有“創造性的叛逆者”如我們非常熟悉的李商隱的詩《錦瑟》中“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譯文是這樣的:Chuangtzuwakesup,charmedbydreamofabutterfly;Wangt,iinspring,returnsasanightjar.這里很明顯沒有把杜鵑翻譯為“cuck-oo”,而是翻譯成了一種鳥“nightjar”,這是一種歐美特有的夜鶯,夜間出來活動,叫聲很大,常常使聽到的人感到心煩、不安或難過。這種心情至少和漢語中“杜鵑”的啼叫給人的感覺很接近。應該說譯者之所以用這樣的意象來代替“cuckoo”,是為了盡可能地使英語讀者也產生“杜鵑”在漢語中那樣的聯想,譯者力求文化意象的象征意義在翻譯中不要喪失。遺憾的是,從譯介學角度來看,“杜鵑”這個意象本體卻又在譯文中發生了較大的拓變,完全成了另一種鳥。這是否會讓英語讀者誤以為原文中就是“夜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