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靚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以下簡稱《史論》)和林庚的《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文學史》)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出現(xiàn)的兩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論》是王瑤在1942年至1948年期間于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這一課程時的講稿。而《文學史》亦是林庚于廈門大學教學期間所寫,全書在1947年5月出版。兩部書誕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學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專著。在這點上,不少學者曾做出過評價,如程千帆曾評價《史論》:這(《史論》)也許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斷代分體的文學史,但它是一種獨特的構思和編排,它能夠使這一時期文學上的若干問題從不同側面凸現(xiàn)出來,從而顯示了整個中古文學的全貌……這部書不僅本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文學史的寫作上,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為后出許多同類書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評價《文學史》時也說:他可貴的獨特之處,或者說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乃在于他是以詩人之心從事研究,是帶著新詩創(chuàng)作的問題和困惑來研究古典文學的,同時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來指導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2〕可見兩部書文學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認為《史論》開辟了一種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來許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則認為《文學史》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獨特的研究方法———以詩人之心來解讀文學史。事實上,學界在對于這兩部書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孫玉石的《王瑤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方法論斷想———以〈中古文學史論〉為中心》,〔3〕認為《史論》的研究方法主要體現(xiàn)在對于“史識”的自覺追求與客觀的考證態(tài)度,以及“歷史”與“現(xiàn)實”的統(tǒng)一。①又如葛曉音的《詩性與理性的完美結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學研究》,〔4〕作者從林先生的生平,對于楚辭、唐詩以及明清小說的研究中,探討其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他認為“林庚先生研究文學史,既有宏觀認識作為主線貫串始終,又很注意以微觀研究作為立論的依據(jù)。尤其重視作品字詞的解釋。”此外,徐曉村的《學術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觀態(tài)度———王瑤先生治學特點管窺》、〔5〕陳國球的《詩意的追尋———林庚文學史論述與“抒情傳統(tǒng)”說》〔6〕等論文都對兩位先生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探討。這兩本書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創(chuàng)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兩者的不同對古代文學研究具有較高的指導意義。

一、闡釋現(xiàn)象與溝通新舊

王瑤在《出版自序》中說:本書的目的,就在對這一時期中文學史的諸現(xiàn)象,予以審慎的探索和解釋。作者并不以客觀的論述自詡,因為絕對的超然客觀,在現(xiàn)實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夠貢獻一些合乎實際歷史情況的論斷,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題記》中他又說:文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評價作品的藝術成就為任務的文學批評,也不同于以探討文藝的一般的普遍規(guī)律為目標的文藝理論;它的性質應該是研究能夠體現(xiàn)一定歷史時期文學特征的具體現(xiàn)象,并從中闡明文學發(fā)展的過程和它的規(guī)律性。〔7〕在他看來,文學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學科,與文學批評、文藝理論之研究亦有明顯區(qū)別。文學史研究的任務不僅在研究文學現(xiàn)象本身,更重要的是從中找出文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由此可見其寫作目的即是對于中古時期的文學現(xiàn)象做出相對合理客觀的解釋,并從中探討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而林庚寫作《文學史》的目的則大不相同,他在與張鳴的談話中說道:“1934年我還在北京民國學院教書的時候,沒有可用的文學史,我就想自己編一本,而且這本文學史能跟新文學銜接,而不僅僅是把古典文學講完就完了,我那時是在寫新詩的基礎上,作為一個作家去寫文學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寫作目的,也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溝通新舊文學史是為其一,其二則是因為“近世文壇上派別與糾紛之多,其所以有這許多糾紛的緣故,便因為缺少了一個主潮。”〔2〕從兩人的闡釋中可見出,王瑤想以一個純粹學者的目光來剖析中古文學的各種現(xiàn)象,并用客觀的態(tài)度從社會環(huán)境與歷史背景中找出原因,從而得出文學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林庚則不同,他試圖在新詩創(chuàng)作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出一本新的文學史,用以溝通舊文學與新文學之關聯(lián),進而尋覓中國文學發(fā)展進程中的主潮。

二、“史識”與詩意

“史識”是王瑤在文學史研究上的指導思想,也是《史論》的特色所在。所謂“史識”即善于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資料與現(xiàn)象中,通過理性的思維和分析,進行提煉和升華。“以一種客觀的態(tài)度來嚴肅地對待在研究過程中所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大量的新的事實和資料,從它們的整體和相互關聯(lián)的關系中來嚴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判斷和歷史結論來。王瑤在大量占有事實材料的基礎上,對材料進行嚴密的分析論證,從而得出文學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如在《論希企隱逸之風》中,作者分別從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漢末的時代背景、玄學的影響以及隱逸文學這四個方面對魏晉時期的隱逸現(xiàn)象進行了闡述。全文共列舉了94條引文,其中包括《后漢書》、《魏志》等史書,《謝康集》、《弘明集》等文集,還有一些具體的詩作,如阮嗣宗《詠懷詩》等等。資料之詳實令人驚嘆,作者有條不紊地將魏晉時期的隱逸之風置于社會大背景之下進行探討。他認為初期文人的隱逸只是為了逃避黑暗的現(xiàn)實,經過時間的沉淀,隱逸漸漸發(fā)展成理論,而理論又隨著時間的推移得以升華,變成了單純的為隱而隱。又如在《文人與藥》中,作者為說明魏晉男子喜愛“熏衣”這一習俗,列舉了《魏志•朱建平傳》、《太平御覽》、《晉書•賈謐傳》、《世說新語》、《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書•王述傳》等九條引文,從正反兩方面說明當時男子愛美的現(xiàn)象。接著又從這一客觀事實出發(fā),聯(lián)系當時社會的實際,對文人的愛美心態(tài)進行分析,揭示了文人與藥之間存在的不可隔斷的聯(lián)系。

在王瑤眼中,文學史是一個文學的歷史沉淀過程,文學史之所以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是受當時不同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王瑤致力于解釋這種關聯(lián)與提煉出普遍的規(guī)律。而在《文學史》中,林庚秉持的理念大相徑庭。他把文學史看成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如他對文學史的分段———“蒙昧時代”、“黃金時代”、“白銀時代”與“黑夜時代”。他說:“文藝是為人生服務的,它之所以能領導人生,就是因為它可以啟發(fā)人的創(chuàng)造性,一個時代,只有富于創(chuàng)造性,它才是偉大的時代。”〔8〕在他看來,文藝不僅僅是社會的產物,他同樣會對社會產生一種反作用力,對人類思想發(fā)展形成影響。所以在闡述時,他將文藝思想看成是創(chuàng)作的素材,同時又很注意用詩人的思想分析這些文學現(xiàn)象。在《文學史》中,林庚很注重詩學的發(fā)展,而其對于文學史的劃分亦按詩歌的成長軌跡:先秦到兩漢的早期,詩歌處于萌芽階段,因此謂之“蒙昧時代”;到了東漢至唐代古文運動時期,詩歌發(fā)展處于鼎盛階段,在文壇占據(jù)著非同一般的地位,因此謂之“黃金時代”;到了宋代,詩歌較之唐代有所衰落,但比之后代又遠遠領先,而且出現(xiàn)了詞這種新興的文學樣式,所以謂之“白銀時代”;而元明時期,詩歌徹底衰落,俗文化漸漸興起,因此被林庚稱為了“黑暗時代”。可見文學在林庚眼中,就如同一個生命的成長,由蒙昧而睿智,由睿智而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