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唐盈盈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觀照”原是一種佛教修慧的方法，即用心光向心中看、向心中照，后來引申為靜觀世界、以智慧來照見事理。由此觀知，“文化觀照”便是指當若干事物存有差異的時候，以文化的智慧來觀察、審視、比較和思考問題。文化是人類生存的環境，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不受到文化的影響并隨著文化的變化而變化———文化決定了人的存在。課程是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毫無疑問，它也受到了文化的制約；民族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的課程更是受到了少數民族文化、貧困文化和農村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無論是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課程實施還是課程評價，都折射出了文化的豐富內涵。本文正是從文化的視角，觀照民族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課程的特殊性，希望能從深層的文化層面對其基礎教育課程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一、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影響下的文化自覺

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因而，中華民族的文化也應當是多元一體的，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漢文化一起，構成了絢爛多姿的華夏文化。文化的基本結構包括了三個層面：處于最表層的是建筑、工具、器皿、服飾、雕刻等物態形式的物質文化；中間層次的是制度文化，即存在于個人、社會乃至世界之間的種種關系，表現為道德、規范、法律等制度的形式；精神文化屬于文化的深層結構，雖然沒有見諸實物，卻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包括了哲學、宗教、科學、藝術、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形而上”的表征形式，民族自尊就屬于精神文化的范疇。民族自尊是一個民族在共同歷史發展、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生活的基礎上形成的，是民族成員真正接受了所屬群體的規范、情感和追求，并將它們納入自己的價值體系之后，深藏于意識之中的一種穩定的心理狀態，為現在和過去的所有民族成員所共有。民族自尊一旦內化，便不容易動搖和改變。內化了的民族自尊使少數民族成員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對本民族文化的存在、傳承和發展及其權利、形象、地位、影響等自覺地認同與關切；而內化了的民族自尊外化為行為，就是自覺維護自己及本民族文化的尊嚴，不容許別人的歧視與侵犯。

自尊與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聲望與安全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一個失去自尊的人將會是一個沒有自我的絕望的人，會被社會所拋棄。因此，無論哪一個民族，它的骨子里都會透出一種民族的自尊，在一個多民族聚居的社會中更是如此。龍勝各族自治縣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境內現居民族有苗、瑤、侗、壯、漢等10個民族。作為其中某個民族的成員，他們總是為自己民族的振興而歡欣鼓舞，為自己民族的衰退而灰心沮喪———民族自尊就這樣成為民族文化自覺的心理基礎。“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一生極力倡導的一個文化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意味著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1］文化自覺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的自我覺醒是第一步，也是文化自我反省和自我創建的基礎。一個民族的成員只有認同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能夠自覺體驗和感悟本民族文化的歷史發展，自覺探索和追求本民族文化的歷史覺醒，才能在這個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確立自己的位置，達到文化自覺。在龍勝，各少數民族的傳統中都蘊藏著這種文化自我覺醒的意識，譬如：紅瑤至今仍穿著鮮紅的傳統服飾；壯族至今仍流傳著一句古訓“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而如果你問起侗族文化，侗民們也會很自豪地對你說“侗人文化三樣寶，鼓樓、大歌和花橋”……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龍勝的各少數民族已經具備了文化自覺的特征，他們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在新的多元文化環境中，沒有放棄本民族的文化，而是堅守著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保持著本民族的文化特征。

這樣一種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堅持，也影響到了民族貧困地區農村的基礎教育，使學校在課程內容的設置上不愿放棄少數民族的文化，實現了少數民族文化在課程內容文化中的“自覺”：“我覺得應該開發一些具有我們龍勝地方特色的鄉土教材呀、本地資源呀，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是應該傳承的。……如果一個人不愛家的話，他就不會愛鄉、愛縣，也就談不上愛國了。如果他連自己（的家鄉）都不愛的話，你叫他怎么愛國？所以你必須了解本地區的文化，連本地的文化都不了解，大的東西（愛國）也談不上了。”（S中學校長訪談內容）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S中學在體育課中增加了竹竿舞等少數民族運動項目，在音樂課中增加了少數民族山歌的單元，等等，這種附加的課程內容與國家課程一起構成了S中學課程的整體。但由于民族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學校缺乏將少數民族文化與國家主流文化整合起來的意識和能力，這兩種文化在課程內容中是相互獨立、彼此分離的，于是，“兩張皮”的現象出現了———與漢族城市地區相比，民族貧困地區農村基礎教育課程內容中除了國家主流文化以外，還多了以少數民族文化為代表的地方文化這一張“皮”。

二、貧困文化———自卑心理影響下的文化危機

“貧困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Lewis）提出的。劉易斯在對美國社會的研究中發現，生活在城市貧民窟、猶太人居住區和違章住戶聚居地等貧困環境下的窮人具有十分相似的人際關系和價值觀體系，這種特殊的人際關系和價值觀體系使他們區別于富人的社會文化，這就是貧困文化。貧困文化是造成貧困地區經濟社會不發達的一種文化價值形態，研究貧困文化可以對貧困的起源、形式和后果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從而幫助相關政策的制定和窮人應對貧困。劉易斯“貧困文化”的研究背景與我們所討論的貧困文化的滋生背景———民族貧困地區農村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貧民窟，后者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民族農村地區。因此，我們不可一味套用劉易斯的貧困文化理論，但他的研究仍有可鑒之處：龍勝各族自治縣是國家級的貧困縣，這里的農民長期生活于物質資源貧乏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貧乏的精神狀態（“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而精神上的貧乏又加劇了物質上的貧困，形成了一種周而復始的貧困文化循環模式：物質貧困—精神貧困—物質貧困，和令當地人難以擺脫貧困的陰影。貧困文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自卑感”，即自卑心理，制約著龍勝各族自治縣基礎教育的課程文化。